Chico Harlan和Stefano Pitrelli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讲述了一位多年一直受到性侵指控的少年顺利成为神职人员的始末，这位犯罪嫌疑人目前已经受到正式的起诉，从各大主教处理这起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到天主教权力内部过度保密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以及教会掌权者在进行调查和理解青少年性行为方面不科学的态度。

八年前，罗马天主教会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物就收到过这些警告，提醒他们注意一起潜在的性侵犯案件，这起案件与其他的教会案件不同。

被指控的施暴者本身的情况就很不寻常：他（当时）不是神父，而是一个十几岁的辅祭男孩，据说他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每晚强迫一个同伴进行性行为。实施地点就在梵蒂冈境内的一个青年神学院中，里面有大约15名为教皇服务的辅祭男孩。

2013年，一封寄给方济各教皇和几位红衣主教的匿名信中写道：“有一个男孩，他不应该再在那里。”信中告诉这位刚刚当选的教皇，一个被指控的罪犯“离你睡觉的地方只有20米远”。

注：枢机是教宗治理天主教会时主要的助手和顾问，由教宗亲自任命，是天主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中仅次于教宗的职位，故有“教会亲王”之称。枢机礼服通常为红色，故被教外人士俗称为红衣主教。

这位被指控的施暴者甚至参加了教皇在西斯廷教堂的第一次弥撒。

对于一个致力于更妥善地处理虐待和掩盖行为的教会来说，关于加布里埃勒·马蒂内利的警告是一个直接考验。匿名信中所描述的事件，以及据所谓受害者（注：所谓受害人是指被害事实已被陈述，但尚未被证实真实性的受害人，下文为保持文字连贯性，使用受害人一词）和一名证人的叙述，这些暴行就发生在教会的眼皮底下。到2013年，关于马蒂内利的投诉已被传达给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中的主要神职人员。第二年，梵蒂冈的一位官员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这些指控，并断言教皇“非常了解这个案件”。

然而，在2017年，马蒂内利被任命为神父。

卡米尔·贾兹姆博斯基这位曾经的辅祭男孩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结果“真是错得离谱”，他目睹了他曾经的室友被马蒂内利侵犯了“几十次”。

只有在马蒂内利被授予圣职并被意大利媒体曝光之后，梵蒂冈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案件。现年28岁的马蒂内利以涉嫌性虐待的罪名接受审判，这是梵蒂冈首次在自己的领土上起诉此类案件。青年神学院的前院长恩里科·拉迪斯神父也在受审，他被指控协助和教唆性侵犯。马蒂内利和拉迪斯都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但《华盛顿邮报》查阅了2000多页的文件后发现，教会高层中有权势的人物为马蒂内利的崛起提供了便利，同时对各种警告不屑一顾。对马蒂内利的指控负有主要审查责任的是，红衣主教安杰洛·科马斯特里和主教迭戈·科莱蒂，根据科莱蒂的说法，法庭会很快驳回对马蒂内利的指控，并将其斥为“诽谤”。这两位主教都没有参与审判过任何其他已知的教会纪律程序。

《邮报》获得的文件包括教会信件、警方问询、证人证词以及从马蒂内利手机中提取的对话记录。其中一些文件来自梵蒂冈，是基于去年开始的审判准备阶段的审讯。其他文件来自罗马的司法当局，他们也对马蒂内利和拉迪斯是意大利公民为由对他们提出了指控。

这篇文章是基于这些文件和采访的报道，是对天主教会核心失败的剖析。这种失败不仅源于媒体经常报道的因素——过度的保密，杜绝丑闻的心理，同时还源于教会当局在进行调查和理解青少年世界中的权力、性和同意权方面的不足。

梵蒂冈拒绝回答《邮报》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也拒绝分享梵蒂冈对该案件关键方面的看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会高级官员在总结教会内部想法时说，梵蒂冈曾认为马蒂内利“不会被指控性侵犯”，因为马蒂内利只比受害者大了221天。熟悉此案的人说，这种假设在教会对举报信的反应中体现了出来，但是，他们忽视了马蒂内利和受害者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马蒂内利拥有权力。

作为院长的门生，马蒂内利的角色与圣庇护十世青年神学院的其他青少年不同。他为教皇的弥撒分配任务，他有权选择哪些青少年可以直接站在教皇面前或他的身边，能够获得这些位置的青少年之后将有机会在圣器室接触教皇。在那些渴望为教皇服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中，马蒂内利被视为教皇的看门人。

一位名叫安布罗吉奥·马里诺尼的教士，在马蒂内利被任命为神父后告诉一名教会调查员：“他将利用这个职位，支配其他年轻人。”

这位受害者通过律师，以审判正在进行为由，拒绝了《邮报》的采访请求。然而，在2018年梵蒂冈提出的法律指控中，以及2019年在罗马接受一名检察官采访时，在信件以及未出版的简短回忆录中，这位受害人的叙述始终一致。

这些叙述描述了当时13岁的受害者于2006年来到青年神学院的几个月后，开始受到长期的侵犯和虐待。据称，在第一个夜晚，当时14岁的马蒂内利爬上了这位同为辅祭的男孩的床，拉下他的内裤，让他口交，同时进行手淫。

据称受害者回忆说，他当时“被吓坏了”，无法做出反应。

他说，马蒂内利不断地回来，在六年里有数百次。受害人说，他偶尔会反击，或试图制造噪音，敲打床头柜或打墙，希望能把马蒂内利吓跑，或者引起主管的注意。但他说，他也很害怕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从而失去在神学院的位置，并被送回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家乡，他家的教区日历上有一张他站在教皇身边的照片。这位受害人说，由于马蒂内利的身份，性行为成为“我无法抗拒的仪式”。

据这位前辅祭说，马蒂内利甚至在性行为中强调他的权力，说：“来吧，我让你做弥撒，会很快的。”

据受害人说，在涉及教皇的庆祝活动之前，他被虐待的频率更高。

失败的调查

2010年，这位受害人第一次试图提醒一位权威人士，这是教会第一次错失调查这起事情的机会。他说，在这次事件中，他含糊地告诉校长拉迪斯，马蒂内利一直在“骚扰”他。但根据据这位受害人的叙述，拉迪斯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重复这些“假话”，就把他送回家并通知他的父母。据受害人说，在青年神学院的最后两年里，他没有再尝试告诉其他权威人士。

教会处理马蒂内利的第二次机会来自2013年的一组更明确的举报信。这封明确的匿名信发给了教皇和几位红衣主教，并迅速在梵蒂冈流传开来，为了解此案提供了契机。

大约在同一时间，受害者也试图发声。此时，他已不再是祭坛男孩，但他仍然在教会的轨道上，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唱诗班唱歌。他会见了梵蒂冈内部的几个人物，他的指控至少被转达给了科马斯特里，作为总主教，他日常负责城邦的日常精神事务。

科马斯特里写道，青年神学院需要“展开新的一页”，需要新的领导，但他基本上也是把这件事留给了另一个人：迭戈·科莱蒂，他是科莫的新主教，负责梵蒂冈西北方向400英里处的一个大教区。

由于历史原因，这所青年神学院是由位于科莫的一个名为“Opera don Folci”的小型神父协会管理的，创始人是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朋友，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人们要求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内部为有志向的神父开通一个渠道。

在一些辅祭男孩的眼中，不是在科莫的科莱蒂，而是在梵蒂冈的科马斯特里，才是最终的权威人物。科莱蒂在2013年7月与受害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并要求他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

科莱蒂收到了这封信，受害人在信中写道：“直到今天，我还会在晚上突然醒来，感到很害怕，感觉有个人躺在我的床上。”

据受害者说，正是科莱蒂读了这封信，但从未作出回应。

相反，根据罗马检察官收集的马蒂内利和拉迪斯的文件，科莱蒂主教相信了对施暴者马蒂内利和青年神学院院长拉迪斯的指控，但两人都断然否认了这些说法。马蒂内利和拉迪斯告诉主教，学校内部的竞争是这些虐待指控被凭空捏造的原因。三个月后，科莱蒂前往梵蒂冈与科马斯特里会面，并彻底结束了这个案件。

在科莱蒂对事件的描述中，他在与科马斯特会面后不久写道，他认为青年神学院的环境是“最佳的”。他说，这些指控“没有任何证据”。他赞同马蒂内利和拉迪斯的观点，认为这些指控源于小团体内的竞争，以及某位神父的幕后影响，科莱蒂认为这封匿名信就是这位神父写的。

科莱蒂表示，他从科马斯特里那里证实了“有关这些指控背后的阴谋和诽谤”，科马斯特里要求他撤销此案。

他写道：“我凭着我的良心说，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科莱蒂的一名副手后来说，他们没有找到证据是因为他们懒得去找，科莱蒂曾与安德里亚·斯塔贝里尼一起前往罗马，斯塔贝里尼当时是科莫教区的最高司法官员，他认为对马蒂内利的指控值得“深入分析”。但是，根据《邮报》获得的一份声明记录，斯塔贝里尼后来告诉梵蒂冈的检察官，科莱蒂却把他在罗马的时间用来谈论神职人员和辅祭男孩的八卦。

斯塔贝里尼说：“我们甚至都没有提到性侵是否属实这一话题。”

科莱蒂对这封匿名信的看法最终证明是错误的，这封信不是神父写的，而是由亚历山德罗·弗拉米尼·奥塔维亚尼写的，他是一名青年修士，从第二手资料中听说了所谓的性侵事件，后来他说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

科莫教区的最高司法官员斯塔贝里尼说，在梵蒂冈时，主教们没有与任何一个辅祭男孩交谈，包括那位受害者。他说，科马斯特里、科莱蒂和校长的最后一次闭门会议“只持续了5分钟”。当斯塔贝里尼在外面等待时，另一位神父马里诺尼低声对他说，这个案子有可能是真的。

斯塔贝里尼告诉梵蒂冈检察官：“当三人之间的会议结束时，我带着疑惑的表情向科莱蒂主教问好。”

他记得科莱蒂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他记得科马斯特里说，“为了教会的利益”，调查已经结束。

在通往圣职的道路上

马蒂内利后来进入了教廷法国神学院，这是一个著名的神职人员培训场所，离罗马万神殿只有几个街区。尽管当时他已经洗脱了罪名，但教会文件表明，梵蒂冈官员仍然觉得有必要密切关注他。

当时梵蒂冈官员安吉洛·贝丘主教，在一份写给即将上任的法国神学院院长的说明中提及了性侵指控：“请您特别留意这位神学学生”。

贝丘说他的请求是“以圣父方济各的名义提出的，他非常了解这个案件”。

去年，贝丘因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的指控被方济各免职，不过这个财务案件与本案无关，贝丘将在本月接受梵蒂冈的审判。

马蒂内利在教会的大等级制度中，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但在他在青年神学院的几年里，已经成为教会皇室成员中的一个固定成员。但是他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年轻的、有可能成为神父的人。在所有通过青年神学院的辅祭男孩中，只有大约200人能成为神职人员，愿意成为管理神学院“Opera don Folci”神父则更是少之又少。

Opera don Folci曾经是一个强大的、资金充足的团体。但如今规模已经萎缩，只有十几名年老的神职人员，他们在意大利北部一个严重缺乏神父的地区运作。如果被任命为神父，马蒂内利也会在那里服务。院长拉迪斯也是Opera don Folci的成员，后来在审判期间，他将马蒂内利描述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领导人。

为了提供有关马蒂内利进展的最新情况，法国神学院向科莫教区发送了标有“机密”的年终信件。这些信件相当于成绩单，描述了马蒂内利正在学习法语，在一家医院和一个童子军团体做志愿者，与他那些有抱负的神父们有着“良好的弟兄情谊”。但从这个信件也可以看出来，科马斯特里和科莱蒂最初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

法国神学院院长安托万·赫鲁瓦在2015年写道：“在这个严重的指控上，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号。”

赫鲁瓦在第二年写道：“我越来越相信，几年前提出的怀疑……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邮报》审查的文件反映了对马蒂内利的另一项性行为不当的指控。几位证人告诉罗马和梵蒂冈当局，他们看到马蒂内利在青年神学院触摸另一名青少年的生殖器。马蒂内利告诉梵蒂冈检察官，这“可能是在一场比赛中无意识地发生的”。

在马蒂内利在法国神学院的时候，梵蒂冈只采取了一项特殊措施来衡量他是否准备好成为神职人员: 提交了他的精神评估。这个不同寻常的步骤旨在梳理出任何有问题的行为，包括性问题。但是这不是一个确定马蒂内利是否犯罪的工具，赫鲁瓦在接受邮报采访时说。评估没有发现任何精神问题。根据赫鲁瓦的说法，这一发现帮助马蒂内利恢复了情绪。

来自波兰农村的卡米尔·贾兹姆博斯基（即文章开头提到的目睹自己室友被马蒂内利侵犯的目击者），在2013年短暂的调查后不久就给红衣主教科马斯特里写了一封信，警告马蒂内利的问题。他在接受《邮报》采访时说，他希望这封信能促使梵蒂冈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卡米尔说，结果恰恰相反，在2014年与红衣主教当面会面后的一天，他被命令收拾行李，离开青年神学院。

梵蒂冈和科莫教区都没有回应关于为什么卡米尔被免职的问题。卡米尔说他没有收到任何官方理由。歌剧院的负责人在审判中说，卡米尔一年前从青年神学院短暂出走，他是因为这个不遵守规则的行为而被开除的。

一份卡米尔被免职那年的歌剧院文件，评估了他在青年神学院期间的表现，其中有几个说他恐同的段落，并暗示卡米尔与其他年轻人的友谊是问题之一。文件中描述了他与一位同学 “强烈”且“过于明显”的关系，这位同学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还说他带领其他人“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卡米尔在18岁时被免去辅祭职务，当时离高中毕业还有一年时间，这使他迷失了方向，他与教会的关系渐行渐远，并最终放弃了信仰，之后，他还千方百计地鼓动别人。

在被免职的第四天，卡米尔写信给科莱蒂，叙述了马蒂内利如何多次进入他的房间，强迫他的室友进行口交。此后9天，他又给方济各的助手，贝丘主教写了一封类似的信，之后他又给科莫的调查员斯塔贝里尼写信，还有红衣主教科马斯特里和科莫新主教科莱蒂。

卡米尔收到的回复显示，这些人对关于马蒂内利的指控都是不屑一顾的。科马斯特里写道：“振作一点，让你的心平静下来”。

卡米尔没有放弃。他的信不仅记录了他所目睹的情况，还记录了他所告知的人。他写信给歌剧院的负责人，一位名叫安吉洛·马吉斯特里的神父，他给梵蒂冈的第二级官员皮特罗·帕罗林红衣主教以及梵蒂冈的惩戒办公室——信仰教义部写了信，他还给法国神学院的院长写信，马蒂内利当时已经在那里。当科莱蒂快退休时，他又写信给科莱蒂的继任者，这位主教将接管科莫教区并负责监督马蒂内利的任命。

他还直接写信给教皇方济各。

卡米尔在2016年11月向教皇写道：“在我与教会当局的直接会面或通信中，他们都没有表明他们会通过调查来处理所报告的案件，没有人查明和评估事实，反而表现出忽视它们的倾向，或者更糟糕，他们是想掩盖它们。”

七个月后，在科莫新主教主持的仪式上，马蒂内利被任命为神父。

案情终于被媒体曝光

马蒂内利神父很快就被安排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山谷中工作，这个山谷中的小社区沿公路排列，两边都被山脉包围。整个山谷都是废弃的教堂，会众不断减少，而马蒂内利是这个地区难得的年轻神父，很受人们欢迎。他开始领导主日崇拜，管理青年项目。他参加了社区的栗子节，并组织了一个万圣节庆祝活动，孩子们都打扮成圣徒的样子。

指控渐渐平息，马蒂内利本来可以在那个山谷中成就一番事业，但对于卡米尔来说，这一切远没有结束，卡米尔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他对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恶心，并寻找别的机会。

卡米尔说：“我一直试图在教会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多年来，他们从未回应。我就在想，我还能做什么？”

他所做的是把他的信交给一位意大利记者詹路易吉·努齐，后者又把卡米尔介绍给了一位广播记者盖塔诺·佩科拉罗。这导致了几乎同时的独立报道，努齐在一本书中的报道和佩科拉罗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的报道，在马蒂内利被授予圣职五个月后公开揭露了对他的指控。

两种说法都描述了卡米尔为了揭露马蒂内利的行为所发出的警告和努力，并指责科莱蒂和科马斯特里参与了潜在的掩盖行为。佩科拉罗在“Le Iene”广播节目中，还包括了对那位受害者的匿名采访。

梵蒂冈公开表示，“鉴于出现了新的因素”，正在开始进行新的调查。

不久之后，马蒂内利告诉教友，他要去灵修（注：灵修通常的方式是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研读《圣经》、祷告，思考神的话语，以达到精神上与神沟通的境界）。根据教会文件，教区禁止他与未成年人接触。

另一位神父、71岁的吉安·皮特罗说：“他在这里呆的时间太短，对他的了解不多。”

《邮报》审查的文件对教会人物在幕后的行动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无论是在意大利曝光事件之前还是之后。

在2017年的广播之后，在科莫和梵蒂冈进行了小范围的、且大多是秘密的审查。在广播后的几天里，几位以前被分配到青年神学院的神父找到了科莫的新主教奥斯卡·坎顿尼。根据坎顿尼的书面陈述，这些神父告诉他，他们相信对马蒂内利的指控，但拉迪斯要他们保持沉默。新主教坎顿尼请求当时方济各的副手贝丘的许可，重新调查此案。

调查的结果是一份长达21页的文件，被送到罗马教廷，但没有被公开。在《邮报》获得的文件中，这份文件对教会在马蒂内利案中的失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在青少年性发育方面提出了不科学的看法。

审查报告指责科莱蒂，说他的调查被偏见所歪曲，“是极其表面的”。审查说，据称受害者的核心诉求是“可靠”且“连贯的”。但它也得出结论，马蒂内利的行为虽然不恰当，但对青少年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往往“没有完美的意志配合”。

坎顿尼在评论的最后写道：“这些行为只是一种短暂的同性恋倾向的表现，是青春期过程中尚未成熟的表现。”

英国达勒姆大学研究儿童性犯罪问题的虐待和忽视问题教授西蒙·哈克特说，教会当局的重点似乎在寻找解释问题的方法，他们纠结在同性恋的问题上，却没有关注性侵的问题。

哈克特说：“将同性恋这种合法的性行为，与性侵犯联系在一起是很有问题的。”

这场审判只对少数记者开放，法庭讨论了马蒂内利的行为究竟是不恰当，还是在犯罪。在疫情期间断断续续的法庭日中，有十多个人物提供了证词，包括所谓受害者和他的前室友卡米尔。

马蒂内利一直生活在公众视野之外，住在一个由“Opera don Folci经营的养老院里，周围的人都比他大几十岁，他曾站出来宣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拉迪斯也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一些之前的学生说他们没有看到性侵行为，也有一些学生说那是一个失控的机构，监督不严，学生们不断地拿同性恋开玩笑，给彼此起女性绰号。

弗拉米尼·奥塔维尼说：“环境很不健康。”他在青年神学院只呆了一年。

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在据称发生虐待事件时，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知道这些指控。对于方济各，关于他参与程度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

虽然他下面的一群高级教士似乎在处理这个案件的大部分，马蒂内利在2017年说，教皇亲自下令进行精神评估。马蒂内利在一段对话中说：“是教皇本人。”他录下了这段对话，后来被罗马调查人员从他的手机中调出。

在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称为“安吉洛神父”的男子，被警方确认为可能是“Opera don Folci”领导人安吉洛·马吉斯特雷利，他告诉马蒂内利，教皇曾鼓励他升入法国教廷神学院，并认为这些指控是“诽谤”。安吉洛神父拒绝了采访请求。

梵蒂冈没有回应关于教皇角色的问题，也没有回应对此案的想法是否有变化。2019年7月，方济各写了一份特别条款，允许审判继续进行，不受时效限制。5月，教皇还宣布，他将把青年神学院搬到梵蒂冈城邦之外，梵蒂冈称这一决定与审判没有关系。

在证人席上，科莱蒂主教和科马斯特里红衣主教的名字都被反复提及。但这两人并不是审判的重点，而且预计两人都不会出庭作证，梵蒂冈没有回应关于科莱蒂或科马斯特里的角色的问题。

作为意大利教会性侵受害者组织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扎纳尔迪一直在关注这次审判，他说这两位主教没有受到教会更严格的审查是“可耻的”。扎纳尔迪称面临协助和教唆指控的前神学院院长拉迪斯“只是一个替罪羊”。

教会陷入性侵危机30年来，教会往往更愿意惩罚低级别的神父，而不是惩罚那些对他们得到的虐待信息没有作出严肃反应的高级官员。在教会的等级制度中，主教和红衣主教只由教皇管理，而梵蒂冈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使主教们能够相互监督。

有的时候，教会不惩罚已经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的主教，而且，在实施制裁时，往往是私下进行的，梵蒂冈也不会做出解释。

卡米尔说，他认为科莱蒂和科马斯特里都有“道德上的责任”。

卡米尔在2019年写给科马斯特里的信中说：“一个15个男孩的团队需要你的保护，而你却什么都不做。”

79岁的科莱蒂缺席了审判，因为他的医生说他身体不适。提交给梵蒂冈法官的文件说，科莱蒂虽然仍能进行日常生活，但他正经历着一种“认知衰退”，以及糖尿病。

科莱蒂在科莫北部的一座12世纪教堂的附属建筑中过着退休生活，那里有一个花园和两头驴子。他附近的居民说，科莱蒂仍然活跃在社区，在清晨的夜晚散步，接受忏悔，并在助手的帮助下主持弥撒。在科莱蒂家中，开门的那位女士说，主教不在家里，要出门“几天”。她拒绝给他捎口信。

科莫教区没有让科莱蒂发表评论，教区也没有对关于科莱蒂精神状态的细节问题作出回应。

77岁的科马斯特里在2月离开了梵蒂冈总主教的职位，一些内部人士猜测这一步骤可能是对审判的回应。但科马斯特里告诉《邮报》，这只是正常退休，而不是一种惩罚。他继续在圣彼得大教堂内举行洗礼仪式，在仪式过后摆出照片并为婴儿祝福。

科马斯特里在圣物室的一次简短谈话中说：“神父永远都不会退休的。”

在结束采访前，科马斯特里重申，马蒂内利案得到了适当的处理。他说，无论如何，处理那些指控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在科莱蒂身上，而且这些指控是不可信的，他说这些指控是源于“嫉妒”。

他说：“根据我的判断，并不存在严重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