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于7月9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政府和美国对华鹰派虽然在大多数问题上没有共识，但日前由于中国政府准备监管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两方居然达成了一致。对华鹰派多年来也一直警告美国投资者要小心通过可变利益实体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因此中方的举动正中鹰派的下怀。

经过多年来从大豆和病毒到技术和台湾的无止尽争吵，现在看起来北京和华盛顿可能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美国最鹰派的中国观察家们，多年来一直在抨击可变利益实体（VIE）。这种特殊设计的公司结构，是为了绕过几十年前的规则，这种规则是阻止外国人拥有各种类型的大陆企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

最终，外国投资者持有一些相当于是空壳公司的股份，这些空壳公司通一些协议，可以控制中国公司的营收和利润。

从著名的卖空者卡森·布洛克（Carson Block）到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批评者们一直在寻找限制或改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方法，这些公司大多使用VIE结构。他们经常强调股东和他们可能拥有的实体之间的可疑关系。

此后，北京的监管机构也加入进来，并且也在寻求对这种做法进行约束。据彭博新闻社周三报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考虑修改规则，迫使企业在国外上市前必须得到北京的批准，即使是在国外注册。一天前，中国国务院暗示将对海外上市进行打击，公司将被要求对其数据的安全性负责。

这一简短的声明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一系列公文中的最新内容，始于对滴滴全球（上周在纽约上市的打车巨头）的直接严厉处罚，滴滴的应用程序被要求从中国的商店中删除，其数据安全也受到审查。

滴滴的股票随后在三天内下跌了27%，跌破了其6月30日的首次公开发行价。

北京将国家安全作为最近实行的一系列数据监管措施的理由。滴滴打车收集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数据，政府对这些信息可能被泄露到海外的疑虑越来越重。美国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从内阁成员到议员，他们担心大陆企业获取了过多美国公民数据。

因此，现在北京和华盛顿都把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所担心的国家。

卢比奥以其鹰派立场而闻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错了。最近，他将滴滴的上市描述为“鲁莽和不负责任”，现在看这种抱怨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且也超越了对数据的担忧。

他在一份声明中告诉《金融时报》：“即使股票反弹，美国投资者仍然无法了解该公司的财务实力，因为中国共产党阻止美国的监管机构审查账目。VIE结构本身使你很难确切地知道你投资的是什么。”

以阿里巴巴为例，这是最著名且价值最高的例子。

虽然大多数股东认为他们拥有了中国卓越的互联网公司的一部分，但他们实际上拥有的是一家开曼群岛企业的股权，该企业本身并没有实质性资产。这个注册在避税天堂的离岸实体，实际上是与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签订了合同：这个制度由几十个人组成，是这个庞大的电子商务帝国的真正主人。

每个人都相信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会遵守他们签署的交易，即在与他们签订合同的企业的现金流中按规定给予位于避税天堂的公司应得的权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些法院或监管机构将介入，以确保其遵守上述协议。

但由于这些企业是中国的，并且通过层层设计卖出股权，并不受美国当局的审计。可投资者似乎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

超过1.7万亿美元被捆绑在这种基于信仰的投资模式中。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239家中国公司中，有183家在开曼群岛注册，30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说明其中大多数，但不是全部，都是利用VIE架构的。而且警钟已经敲响了一段时间。

卖空者布洛克一直是最有发言权的批评者之一，他早在2012年就主张改革VIE制度，以避免会计欺诈。

没有迹象表明滴滴进行了任何这样的行为。但是，中国政府关注的并不是假账，而是国家安全问题。这是一种熟悉的恐惧。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特朗普在立法者的怂恿下加大了对中国公司的非难，认为这些企业会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他甚至试图迫使字节跳动关停其在美国的TikTok短视频服务，并迫使其从母公司中分离出来。

这事最终并没发生，而且字节跳动原计划将在明年左右进行IPO。由于许多投资者是外国风投资本家，上市自然会在美国进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套现，而VIE仍然是允许这种做法的结构。

这使中国政府和对华鹰派处于一种不寻常的一致状态。中国政府不希望有大量数据的公司在美国上市，而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怀疑论者则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不透明的中国企业在其资本市场并上不受欢迎。

双方可能在很多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但任何共同点都是喜闻乐见的发展。

当然，除非你是一家拥有外国股东的中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