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Culpan在彭博社发表文章，称一份旨在保护香港地区个人隐私的“防人肉”条款，如今大型科技公司却发出警告，认为拟议的新修正案中，“人肉”的定义极为模糊，这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进行控制的工具。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

注：Dox是指在互联网上搜索并发布关于（某个特定个人）的私人信息，通常带有恶意。也可以理解为“人肉”。

Doxxing只是个借口，管控香港的互联网自由才是大目标。这就是拟议中的香港个人数据法的拟议修正案目前的状态，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完全有理由担心，中国审查制度的长城正在延伸到香港。

问题是，对收集和发布私人信息的更严格管控是否真的是为了保护公民，还是政府对言论和信息的进一步控制，包括关闭报纸和网站，以及逮捕记者。随着中国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修订计划很难不被视为最近反对香港自由行动的延续。

25年前，根据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个人数据隐私条例》开始实施，目的是“确保有足够的数据保障，保持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履行人权条约义务。” 当时，香港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尽管移交给中国的日子就在眼前，但人们仍然相信，香港的自治权将在未来50年内得到保护。

随着香港国际地位的动摇和人权条约义务的搁置，这一初衷看起来已经过时了。

2020年1月，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公布了六项修改建议，此前几个月的抗议活动升级为一场改变城市的政治危机。大多数修改建议看起来都很平常，与数据保留和强制性违规通知等问题有关，但是，最后一项关于doxxing的建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根据个人数据隐私专员钟来玲（音）的说法：“Doxxing涉及从不同来源收集目标甚至其家庭成员的个人数据，随后在未经相关数据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或其他开放平台上披露这些个人数据。”

这一宽泛的定义与其他国家的解释是一致的，许多国家正在寻求方法来制止这种针对可能引发争议的特定人群的做法。例如，美国联邦法律保护诸如法院官员等类别的人免受doxxing骚扰，而新加坡则更新了一项反骚扰法规，可判处该罪行12个月监禁和5000新元（约3700美元）的罚款。

钟来玲在12月的一份报告中称，自2019年6月以来，香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doxxing浪潮”。根据她办公室的信息，从那时到2020年10月，共有4753起涉及doxxing的案件，其中35%涉及警察及其家属。这段时期的前六个月恰好是反对引渡法示威活动的高峰期，示威活动的范围不断升级，一些抗议者使用暴力，警察也使用了武力。

威胁上升的说法一直在升温，推动了为杜绝威胁而出台的严酷法律，这些修正案包括拟议的最高5年监禁和100万港元（12.8万美元）的罚款。伯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3月写道：“在香港，已经有了一种将doxxing行为定罪量刑的趋势，至少已经有4人被判处了监禁。”

互联网公司支持根除 “doxing”的想法，虽然关于言论自由和内容审查的辩论仍在继续，骚扰和泄露私人数据的行为受到了社交媒体供应商的广泛谴责，但他们也看到了香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上存在问题。

亚洲互联网联盟（包括Twitter、Facebook、即时通讯软件Line和Alphabet旗下的谷歌）在给个人数据隐私专员的一封信中指出，拟议的法律修正案没有明确界定“doxxing”一词，使“doxxing行为”的罪名变得模糊不清。他们还担心，根据新规则，监管机构将被赋予“类似于香港警察的权力”。

不仅公司本身被要求遵守规定，几乎没有反驳或上诉的余地，但规则还包括一项规定，即员工个人可能要为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负责。亚洲网络联盟写道，这为监管机构起诉外国互联网公司的本地员工提供了可能性，这样做可能会刺激科技公司“避免在香港投资和提供服务”。

尽管互联网可以在没有驻港人员的情况下提供服务，但是，我们离互联网公司彻底打包离开香港还差着很远。但是，日益严酷和不确定的环境会让人把它与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相提并论。

如今，网络长城封锁了大多数外国网站，并控制了国内内容。谷歌在2010年离开了中国，因为它不想审查其搜索结果，而且它自己的服务也受到与政府有关的黑客的攻击。Facebook两年前放弃了进入中国的尝试，腾讯的微信等本地服务用户持续受到政府监控。

今天的香港正在扩大类似的控制和审查障碍。如果拟议的新规则遵循大陆的模式，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定义模糊的罪行，由一个具有高度执法权的监管机构主持，实施严厉的惩罚。这看起来可不像是什么升级，但墙却一砖一瓦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