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科瓦廖夫（Alexey Kovalev）在《外交政策》发表评论，他指出俄罗斯政府在疫情间存在着大量的管理不力，包括媒体鼓吹的一些夸张信息，而俄罗斯社会中的反疫苗情绪也高居世界之首，这一切造成了俄罗斯第三波疫情的暴增，而现在实行亡羊补牢的措施或许已经太迟。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俄罗斯正牢牢地被第三波新冠疫情所掌控。每天都有大约22000例新的感染病例——是2020年5月第一波高峰期的两倍，并且有600多人死亡。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Sergey Sobyanin）说，俄罗斯首都90%的新感染病例都是由这种新的Delta病毒变种造成的，这让俄罗斯几乎完全措手不及。

尽管俄罗斯是拥有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脑力和资源的国家之一，但当局一再浪费了几乎所有战胜这场疫情的机会。他们庞大、臃肿的宣传机构未能完成其本职的一项工作：传播信息。

相反，这场疫情加剧了俄罗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危机。现在，9月份的议会选举活动可能会使抗击疫情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可能更不愿意实施封锁等不受欢迎的措施。  

俄罗斯独立观察员和记者——包括我和我在美杜沙新闻（Meduza）的同事——已经知道俄罗斯在2020年春末对疫情的处理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看了数字，意识到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新冠的死亡人数被低报。根据当时的官方统计，数万名俄罗斯人在2020年死于与新冠无关的神秘的肺炎流行病。这很难说得通。更可能的解释是。俄罗斯地区当局将大多数新冠病例写为“社区性感染肺炎”。

没有证据表明高层曾下令掩盖事实。更有可能的是，各州政府只是谨慎行事，避免向克里姆林宫传达坏消息。在疫情的早期阶段，低报新冠病例可能使许多俄罗斯人质疑病毒的存在，或使他们陷入虚假的安全感，尽管没有民调数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可以肯定的是，根据独立民调机构Levada的数据，到2020年11月，大多数俄罗斯人不相信他们政府的数据：33%的人认为它们太低，28%的人认为它们被夸大了。

我下一次感到不祥是在2020年12月初，在斯普特尼克五号疫苗开始推广期间，我给当地诊所打电话。当时，只有某些类别的一线工人才有资格。然而，疫苗接种速度如此之慢，以至于诊所告诉我，我没有被列为优先接种的对象也没有关系，并问我是否可以现在就去接种。

于是我就去了，成为第一批接种斯普特尼克五号的俄罗斯人之一。在两次所需的剂量之后，我经历了几天类似流感的发烧和疲劳，但没有任何并发症就康复了。我现在受到了疫苗的保护，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尖峰蛋白抗体水平。我仍然尽可能地保持社交距离，避免大型公共集会，并戴上口罩。

令人惊讶的是，六个月后，我成为选择接种疫苗的极少数俄罗斯人中的一员，或者说，在疫苗长期短缺的情况下，我设法接种了疫苗。俄罗斯很早就开始使用自己的疫苗，但现在却严重滞后了。

在撰写本文时，约有12%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另有4.7%的人接种了一剂疫苗——接种率远远低于中国和巴西，更不用说大多数发达国家了。而且俄罗斯人对反疫苗的信念是坚定的。根据互联网数据公司Morning Consult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俄罗斯现在是世界上对疫苗持怀疑态度最高的国家之一，35%的人说他们不愿意接种疫苗。即使是疫苗怀疑论猖獗的美国，也只有19%的人坚定反疫苗。

根据TV Rain的报道，最近克里姆林宫承认，其在9月前为60%的人口接种疫苗的最初目标将无法实现。相反，政府已将目标定在更现实的30%。

事实上，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已经在重新实行封锁。在莫斯科，市政当局已下令对某些类别的公务员和服务业工人进行强制疫苗接种，并禁止未接种疫苗的人进入酒吧和餐馆。俄罗斯人并不容易被吓倒。现在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假疫苗接种证书的黑市。

还有报道称，俄罗斯人通过行贿，使自己的疫苗剂量被丢弃，改用盐水注射。

这一切都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俄罗斯国有媒体并没有促进安全措施，也没有开展活动让公众接种疫苗，而是花了过多的时间嘲笑其他国家的严厉封锁——俄罗斯从未实施过这种封锁——并抨击他国疫苗。俄罗斯人对于接种哪种疫苗并没有什么选择。只有国产的斯普特尼克五号、EpiVacCorona和Covivac疫苗被允许在俄罗斯使用。其中，EpiVacCorona已被卷入不断的丑闻和对其效力的怀疑中，早被视为一个废物。

电视新闻节目和国家新闻机构，如俄罗斯新闻社，欣喜地放大了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生产的疫苗的每一次并发症和伤亡，并对每一个开发中的小挫折感到高兴。不出所料，疫苗怀疑论在这些媒体中如此猖獗，以至于国家新闻机构Rossiya Segodnya的首席执行官向全公司发出了一份备忘录，恳请员工接种疫苗，以避免在一周内有三名同事死于莫斯科重症监护室的命运。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外广播电台一直在向西方观众灌输反疫苗的阴谋论，将封锁和其他限制与纳粹占领和种族隔离相比。同样的扭曲言论现在也在俄罗斯蔓延开来。

6月22日，俄罗斯著名的电视和电影演员叶戈尔·贝罗耶夫（Egor Beroev）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发言，慷慨激昂地为未接种疫苗的俄罗斯人辩护，他声称这些人被“隔离”在社会的其他部分之外，就像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为了强调这一点，贝罗耶夫戴着一个黄色的六角星。他的讲话获得了热烈的掌声。类似的星星装饰在抗议者的T恤上，他们在莫斯科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总部举行抗议活动，抗议强制接种疫苗。

在俄罗斯人中，拒绝接种疫苗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些人会提到，斯普特尼克五号的开发是仓促进行的，在第三阶段试验数据出来之前就得到了批准。其他人则坚持认为他们不需要任何疫苗，因为他们已经得过新冠且痊愈了。

更多的人则坚持相信各种阴谋论，包括恶魔降临或试图使俄罗斯人不育的秘密阴谋集团论。俄罗斯的疫苗怀疑论者遍布全社会；他们的队伍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右翼分子、中左翼议会领导人和反普京运动人士。如果有一个反疫苗政党，它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轻松击败统一俄罗斯党。

并非所有未接种疫苗的俄罗斯人都认同阴谋论，或受到政府高官的影响——他们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更不用说在公开在国家电视台上打针了。有时疫苗剂量根本不够，特别是在俄罗斯的偏远地区。早在12月，当第一批斯普特尼克五号抵达阿根廷时，一些俄罗斯人就抱怨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俄罗斯疫苗比俄罗斯主要城市的疫苗还要多。

事实上，据俄罗斯独立新闻网站Mediazona报道，在阿根廷于2020年12月成为第一个采用斯普特尼克五号的外国国家后不到一个月，其接种俄罗斯疫苗的人数就超过了莫斯科以外的整个俄罗斯。即使是现在，阿根廷卫生部的报告也是有关斯普特尼克五号安全性的最广泛信息来源。而且它们证实了俄罗斯政府未能向本国公民传达的内容。俄罗斯的主要疫苗确实是安全和有效的。

然而，今天，阿根廷对其与俄罗斯的之间的合约感到不满。截至6月底，它只收到了承诺在3月前交付剂量的一小部分。因此，俄罗斯的国际形象非但没有得到提升，莫斯科的疫苗外交还成为了另一次失败。据彭博社报道，截至6月中旬，俄罗斯只向世界各地的客户交付了承诺的近9亿剂的疫苗中的1700万剂。阿根廷和墨西哥已经转向其他疫苗生产商求购。6月29日，危地马拉也让俄罗斯感到尴尬，要求退还未交付的一批斯普特尼克五号的预付款。

但斯普特尼克五号的经销商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及其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非但没有解决阻碍交付的物流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早期就很明显——而是抱怨国际媒体对俄罗斯疫苗的所谓偏见。

现在，只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人进入餐厅（自6月28日起在莫斯科生效）和对某些行业的工人进行强制接种（在几个地区实施）等措施终于开始实施，低得可怜的疫苗接种率可能会得到提升。但是，在经历了许多个月的反复不一和缺乏正面例子后，突然收紧疫情政策，会损害人们对政府已经很低的信心和信任。

即使现在餐馆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是禁区，但数千人的公共集会显然还是可以的。虽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必须戴口罩，但在国家杜马（俄罗斯国家议会）或统一俄罗斯的竞选集会上却没这种要求。难怪在我最近的一次旅行中，即使是在当前的疫情浪潮中，在莫斯科拥挤的地铁车厢中，几乎没有一半的乘客戴着口罩。

有迹象表明，一些俄罗斯人至少在考虑更认真地对待这场疫情。现在，在莫斯科出现了反对新卫生措施的抗议活动，曾经为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反封锁抗议活动打气的国家电视台突然对俄罗斯的类似抗议保持沉默。评论员们现在以一种阴郁的语气，敦促他们的观众尽快接种疫苗。

但俄罗斯可怕的确诊数字并不会说谎：到现在，这些努力已经太微弱也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