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广播公司作者克里斯·霍尔（Chris Hall）分析了加拿大联邦体制。他认为，新冠疫情展示了加拿大联邦体制最好和最坏的方面。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各种危机，需要各级政府的合作而非扯皮。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联邦体制。

当1867年起草宪法时，加拿大先贤们并没有预见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危机。

加拿大宪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但是，在政治家们与气候变化、长期护理体系和新冠疫情等问题作斗争时，这种联邦体制是否也在分裂这个国家？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凯瑟琳·哈里森（Kathryn Harrison）说：“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哈里森1996年出版了《传递责任：联邦主义和加拿大环境政策》一书。该书描述了两级政府如何未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从加拿大错综复杂的环境政策，以及最近安大略省、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政府对联邦碳税提出的法律挑战中，可以看到加拿大处理气候变化的方法的糊涂。

哈里森说，至少部分责任可以归咎于加拿大联邦体制的复杂性。

她说：“这有点像一台有11个方向盘的机器。如果他们都想朝同一个方向走，那很好。但如果他们不想朝同一个方向走，整个机器就会戛然而止。”

哈里森说：“这就是我们25年来所看到的……碳排放密集程度最高的几个省不想朝同一方向前进。他们抵制关于气候变化的行动。因此，即使联邦政府承诺要实现目标，各省也往往会退缩。”

新冠疫情展示了加拿大联邦体制最好和最坏的方面

在疫情早期，总理特鲁多定期与各省长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各省需要解决的优先事项。

政府间事务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Dominic LeBlanc）说，在应对长期护理院内发生的疫情时，联邦和省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合作得很好。应魁北克省和安省的要求，联邦政府派出武装部队，帮助几个长期护理机构。

勒布朗说：“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政府合作的成功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联邦政府能够协助各省满足其需求。”

他说：“我不认为，我们的联邦体制一定会成为保护加拿大人的有效、强有力的机制的障碍。我认为，各级政府都需要加倍努力，共同协作。虽然还并不完美，但我们已经在努力避免党派间拉拉扯扯，并专注于所有加拿大人，特别是那些需要政府帮助的人。”

然而，这种合作精神没有持续下去，并很快就被对抗取代了。

“紧急联邦体制”

贾里德·韦斯利（Jared Wesley）是阿尔伯塔大学的一名政治学教授，也是阿尔伯塔省政府的前政府间关系主任。

他说，疫情早期是一个“紧急联邦体制”发挥作用的时期，特鲁多领导的联邦政府发挥了领导作用。

他说：“每个人似乎都在同一条船上，朝着同一个方向划船。”

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联邦和省之间冲突的“常见模式”再次出现。

例如，安省省长福特抱怨说，特鲁多的联邦政府在关闭边境或提供疫苗方面行动不够迅速。

韦斯利说：“一些省份比其他省份更渴望开放和保护生计，而不仅仅是保护生命，正如阿省省长所说。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紧张局势。”

他说：“然后，当我们进入推广疫苗的阶段，这时，指责游戏就开始了。一些省份说，如果联邦政府能在采购疫苗方面采取行动，我们可以为更多人接种疫苗。”

“而联邦政府则通过发布数据进行反击，这些数据显示联邦政府正在向不同的省份发送疫苗，但各省只是把疫苗放在冰柜里”，韦斯利说。

医疗保障是由两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联邦政府向各省划拨数十亿加元用于医疗服务；作为回报，各省应在全加范围内提供相当水平的服务。

达尔豪斯大学政治学学者凯瑟琳·菲尔贝克（Katherine Fierlbeck）表示，疫情暴露了宪法的起草者们在150多年前无法预见的问题。

菲尔贝克说：“我们必须记住，加拿大在刚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时，医保是地方性问题，也是私人事务，所以很合理地受各省而不是联邦的管辖。”

她说：“尽管如此，加拿大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仍然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进步。我们医保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超出了19世纪人们的想象。”

“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大流行病管理是国家和公共事务，而不再是地方性和私人事务，所以这与最初的设计并不特别相符。”

当然，事实证明，在加拿大，修改宪法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正如疫情应对措施所显示的，特鲁多和联邦政府一直非常不愿意援引《紧急情况法》来处理国家危机。

韦斯利说，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

他说：“如果联邦政府不得不拿出《紧急情况法》，并对疫情应对措施或未来长期护理行业规定一个全国性的方法，那么他们就要对这个方法负责。”

“我不确定联邦政府是否愿意这样做。他们宁愿在各省有合作伙伴，这样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省”，韦斯利说。

但是，如果不能从疫情的应对中，或者从现在困扰加拿大西部的热浪中吸取教训，那么加拿大的联邦体制就会出现内在风险。这取决于政治领导人是否认为，加拿大需要一个新的、更灵活的联邦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