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elle Fay Cortez采访了唯一在武汉实验室工作过的外国研究员丹妮尔·安德森，丹妮尔从一个内部工作人员的视角讲述了武汉实验室在隔离病毒泄露方面的措施以及武汉实验室作为新冠病毒来源的可能性，总的来说，丹妮尔对武汉实验室专业而严谨的工作流程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个实验室是病毒来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文章发表于彭博社）
就在中国中部出现第一例已知的新冠病例的几周前，丹妮尔·安德森正在如今名声狼藉的实验室里工作。然而，这位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仍然不明白她错过了什么。
作为研究蝙蝠传播病毒的专家，丹妮尔是唯一一名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进行研究的外国科学家，这个实验室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有能力处理地球上最致命病原体的实验室。
她最近的一次工作于2019年11月结束，实验室现在已经成为寻找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疫情原因的热点地区，丹妮尔提供了一个内部人士的视角。
新冠病毒在武汉出现，该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头到脚都穿着防护装备，研究该病毒家族，激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从这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通过受感染的工作人员或受污染的物体。中国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缺乏透明度，这加剧了这些猜测，美国也抓住了这一点，这也使得揭开病毒源头的努力变成了一个地缘政治雷区。
武汉实验室传染病部门的主任石正丽，是丹妮尔的长期同事，石正丽因为在洞穴中猎取病毒的工作而被称为“蝙蝠女”，她的工作现在笼罩在争议之中。美国对实验室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并称实验室科学家参与了有争议的功能性研究，这是一种操纵病毒的方式，可能会使病毒更加危险。
这与丹妮尔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描述的实验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她第一次分享在该实验室工作的细节。
她说，半真半假和扭曲的信息掩盖了对实验室职能和活动的准确描述，实验室的操作比媒体所描述的更加常规。
丹妮尔说：“并不是说它很无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其工作方式与其他高封闭实验室相同，人们所说的并不是事实。”
现在，丹妮尔在墨尔本的彼得多尔蒂感染和免疫研究所，她在2016年开始与武汉的研究人员合作，当时她是新加坡杜克大学医学院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科学主任。她的研究重点是为什么像埃博拉病毒和尼帕病毒这样的致命病毒在它们长期宿主蝙蝠中不会引起疾病，这补充了中国研究所正在进行的研究，该研究所提供资金以鼓励国际合作。
42岁的丹妮尔是病毒学界的一颗新星，她说她在武汉的埃博拉病毒研究工作实现了她一生的职业目标。她最喜欢的电影是1995年的 《恐怖地带》，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疾病专家应对一种危险的新病毒，丹妮尔说她想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对她来说，就是在一个高封闭的实验室里研究埃博拉病毒。
丹妮尔的职业生涯使她走遍了世界各地，在澳大利亚吉朗迪肯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后，她在波士顿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担任实验室技术员，然后回到澳大利亚，在著名病毒学家约翰·麦肯齐和王林发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她在蒙特利尔做过博士后工作，然后搬到新加坡并再次与王林发合作。王林发说丹妮尔对待工作“非常投入和专注”，而且在性格上与石正丽相似。
王林发是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兴传染病项目的主任，他在新加坡通过电话说：“她们都非常直率，有非常高的道德标准，我为丹妮尔做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
实真实的验室工作状态
当专家认为现在被称为SARS-CoV-2的病毒开始传播时，丹妮尔就在武汉当地。在2019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她每天都在实验室，她与这个有65年历史的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近距离接触。她是每天早上在中国科学院集合的工作人员中的一员，然后一起搭乘巴士前往约35公里外的研究所。
作为唯一的外国人，丹妮尔很惹眼，她说那里的其他研究人员都很关心她。
她说：“我们一起午餐，我们也会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见面聚餐。”
从2018年正式工作之前，丹妮尔第一次访问这个研究所，丹妮尔对研究所的最大生物安全实验室印象深刻。这座混凝土地堡式建筑具有最高的生物安全称号，在离开实验室之前，空气、水和废物都需要经过消毒和过滤和处理。丹妮尔说，实验室有严格的协议和要求，旨在控制正在研究的病原体，研究人员经过45个小时的培训，才能获得在实验室独立工作的资格。
上岗培训要求科学家们展示他们对隔离程序的了解，以及穿戴空气压力服的正确方式。丹妮尔说：“这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措施）。”
她说，进入和离开实验室的步骤都是精心设计的。离开时需要进行化学淋浴和个人淋浴，其时间是经过精确规划的，离开的程序特别复杂。
特殊消毒剂
这些规则在生物四级实验室中都是强制性的，丹妮尔发现，这与她工作过的欧洲、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类似设施相比，有些许差异。武汉实验室使用一种定制的方法来制造和监测消毒剂，丹妮尔受到启发，在她自己的实验室中引入了这一系统。她通过耳机与实验室指挥中心的同事们联系，以实现持续的沟通和安全警戒，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然而，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的时候，特别关注病毒从武汉设施中逃脱的想法，说该研究所出了严重的问题，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约20个生物和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中，唯一专门从事病毒学、病毒病学和病毒技术的机构。
病毒学家和传染病专家最初否定了这一理论，指出病毒从动物跳到人类是有规律可循的。从SARS-CoV-2的基因组中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它是被人为操纵的，也没有证据表明该实验室藏有新冠病毒的原生株。政治观察家认为，这些指控是有战略基础的，旨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然而，中国的行动引起了质疑。2020年初，当疫情爆发时，政府拒绝让国际科学家进入武汉，包括来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他们当时已经到了武汉。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一直不允许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入武汉，之后只提供了有限的许可。世卫组织团队的最终报告是与中国研究人员一起撰写的，并由他们进行了审查，报告淡化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相反，它说病毒可能是通过蝙蝠或者另一种动物传播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在中国流行的一种理论，即病毒可能是通过冷冻食品传播的。
实验室从未有过生病的工作人员
中国的遮遮掩掩导致外部研究人员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上个月，18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撰文，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考虑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甚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表示，对实验室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广泛。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一想法的考虑，以及被许多人认为是特朗普主义的阴谋论，使这种理论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拜登上个月呼吁美国的情报机构加倍努力，排查新冠病毒的根源，此前《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一份报告称，武汉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因类似流感的症状住院。
丹妮尔说，在2019年底，她在武汉研究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生病。此外，有一个报告症状的程序，与高风险封闭实验室处理的病原体相对应。
她说：“如果人们生病了，我认为我也会生病，而我没有，在我接种疫苗之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冠状病毒的测试，显示我从来没有感染过这种病毒。”
不仅如此，丹妮尔在武汉的许多合作者在12月底前往新加坡参加关于尼帕病毒的会议。她说，没有任何关于疾病在实验室蔓延的消息。
丹妮尔说：“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交谈，科学家们都挺喜欢私下传递小道消息，在我看来，当时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迹象，会让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什么。”
据报道，被送进医院的科学家的名字还没有被披露。中国政府和该实验室现已闻名的蝙蝠病毒研究人员石正丽一再否认实验室的任何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丹妮尔在该实验室专注于新冠病毒研究，她的工作和资金在疫情出现后结束。
我并不天真
丹妮尔比大多数人更了解病原体是如何从实验室中泄露的。她说：“我并不是说病毒不可能从那里扩散。”
2002年在亚洲出现并导致700多人死亡的早期冠状病毒SARS，后来这种病毒曾几次从安全设施中泄露出来。
如果有证据表明这种事故催生了新冠病毒，丹妮尔“可以预见可能发生的情况”，她说：“我还没有天真到说我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
然而，她仍然认为它最有可能来自于自然来源。由于研究人员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确定了SARS病原体在自然界的哪个地方出现，他们还没有找到最新疫情来源的是蝙蝠“确凿证据”，丹妮尔说她对此并不惊讶。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规模很大，丹妮尔承认，在2019年底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实验室的每个人具体在研究什么。她知道该实验室发表的研究涉及测试病毒成分对人类细胞的感染倾向。丹妮尔确信，没有任何病毒是为了感染人而故意制造的，并且故意释放出去，这是一个关于新冠病毒起源更令人不安的理论。
制造病毒几乎不可能
丹妮尔承认，从理论上讲，一个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在研究一种技术时，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自己，然后无意中感染社区里的其他人，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发生了这种情况，而且丹妮尔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以这种方式创造一种病毒通常需要很多层的批准和授权，而且一些科学的实践对这种工作进行严格限制。例如，在科学家们几十年后分离出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后，就暂停了对它的研究。
丹妮尔说，即使这样的工作得到了批准，也很难实现。这种技术被称为反向遗传学。
她说：“当你想让它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
丹妮尔在新加坡的实验室是最早从中国以外的新冠病人身上分离出SARS-CoV-2，然后培养病毒的实验室之一。这是一个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过程，即使对于一个习惯于与冠状病毒打交道的团队，他们知道它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它所针对的蛋白质受体，即便如此，分离病毒依然困难重重。
丹妮尔说，任何试图制作一种新病毒的人都不知道这些关键信息。并且研究人员研究的材料——病毒的基本构件和基因指纹最初也不具有感染性，他们需要大量的培养才能感染人类。
尽管如此，丹妮尔认为需要进行调查，以便彻底确定病毒的来源，她对中国以外的一些媒体对该实验室的描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科学家的攻击感到震惊。
丹妮尔是11月被指派到研究病毒起源的国际工作组的十几位专家之一，她一直保持低调，不想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在2020年初，她在网上揭露了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后，被美国极端分子盯上了。随之而来的谩骂迫使她报了案，在过去的18个月里，许多冠状病毒科学家所经历的暴力威胁使他们犹豫不决，因为他们的话有可能被误解。
已知的引发传染病爆发的因素——人类和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混合，这种环境在武汉是存在的，为一种新的人畜共患疾病的蔓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在这方面，新冠病毒的出现遵循一个熟悉的模式，让丹妮尔感到震惊的是它蔓延成全球传染病的方式。
她说：“这种大流行病的规模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研究人员必须研究新冠病毒的灾难性路径，来确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如何阻止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未来病原体的传播。”
她说：“病毒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所有的因素都聚在一起，导致了这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