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杂志作者Adam Serwer的文章指出，美国的警察警察工会有一种专制本能，要求他们的成员将自己视为与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公众交战的士兵，并且凌驾于他们本应执行的法律之上。

2020年5月，17岁的达尼拉·弗雷泽(Darnella Frazier)，用智能手机拍摄了明尼阿波利斯一名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过程。

大多数美国人在观看弗洛伊德哀求生命的视频时，警官德里克·肖文正跪在他的脖子上时，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哀求。

罗伯特·克罗尔并没有，作为明尼阿波利斯警察联合会的负责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暴力犯罪者”，并将随后发生的抗议活动视为“恐怖主义运动”。

在一封给工会成员的信中，他抱怨道，肖文和其他三名与弗洛伊德之死有关的警察，“未经正当程序就被解雇了”。

克罗尔的反应很典型。在警察工会领导人的末日言论中，每一个警察不当行为的受害者，都是一个罪有应得的罪犯，而任何反对这种不当行为的人，很可能也是一个罪犯，而且这意味着，可以实施国家暴力的合法目标。正当程序只是为正直之人保留的特权，也就是那些可能失去工作的警察，而不是那些可能在与执法部门的偶然相遇中失去生命的公民。

在弗洛伊德一案中，这种措辞的效力，在过去几年里是如此强大，但不幸被美国人亲眼所见的一切削弱了。这段8分46秒的视频，引发了据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权抗议活动。这也导致了对肖文的审判和定罪，以及对当他们的同事犯下谋杀罪时袖手旁观的三名警官的起诉。

但如果弗雷泽当时没有冷静下来记录下她所看到的呢？

弗洛伊德可能只会像克罗尔描述的那样被公众所记住，这足以让肖文和其他人免于起诉。在弗洛伊德被谋杀当天，警察局的声明标题，“在与警察互动的医疗事故中，一名男子死亡”，可能已经成为事件的公认版本。

像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会一样，警察工会认为他们的职责是保护缴纳会费的会员的利益。然而，这些工会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成员——警察，是国家的武装代理人。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警察工会会本能地为肖文这样的人辩护，同时反对任何有意义的部门程序改革。

即使是最温和的尝试，禁止锁喉或甚至收集不当行为的数据，也会遭到强烈的抵制。

美国人目前正在就如何改革警察部门进行辩论，以防止警察非法杀害平民，以及其他非致命的权力滥用。控制警察工会似乎并不是应对这场危机的最紧急措施。但鉴于他们目前的权力，任何改革努力都不可能成功。只要他们以目前的形式存在，警察工会就会鼓励其成员，把自己看成与他们本应服务的公众作战的士兵，并凌驾于他们本应执行的法律之上。

第一次建立警察工会的努力，大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基本上没有成功。今天的工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生根发芽，部分原因是新的州法律允许公共部门员工集体谈判。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美国试图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多种族民主国家，这深刻地影响了警察工会的发展，以及今天的形状。

民权运动是对法律的反抗，必然如此，警察则被派去镇压。那个时代许多最具标志性的画面，都是警察暴行的写照：伯明翰警察用警犬袭击抗议者，阿拉巴马州警察在埃德蒙佩特斯桥上殴打游行者，亚特兰大警察在静坐示威中逮捕马丁路德金后粗暴对待他。

对警方来说，这一激进的社会变革时刻既是威胁，也是机遇。威胁以试图解决美国警察特有的问题的方式出现。这不是第一次这样的努力。20世纪初，警察部门普遍低效和腐败引发了一场改革运动。

1931年，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任命的维克沙姆委员会(Wickersham Commission)，发布了一份关于“执法中无法无天”的报告，其中记录了一系列虐待行为，包括“身体虐待、非法拘留和拒绝让律师接触囚犯”。这种情况在警察与黑人和移民打交道时尤其常见。

最初的改革运动，在使警察工作专业化和制止腐败方面，比处理此类滥用权力的行为更成功。但在上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将警察暴行的生动画面带到全国的聚光灯下，最高法院介入了。在一系列裁决中，法院强迫警察告知嫌疑人他们的权利，禁止使用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得的证据，并给予所有被告聘请律师的权利。

这些决定限制了，即使没有消除，维克沙姆委员会所描述的许多无法无天的做法。各个城市开始寻找防止警察不当行为的方法，比如设立民事审查委员会。

对许多警察来说，这些改革是支持犯罪。这些对警察长期特权的侵犯，刺激了全国各地的警察工会化努力。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民主与警察》一书的作者戴维·斯克兰斯基(David Sklansky)告诉我，“警察工会运动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对将警察纳入民主控制之下的新努力的反应。”

如果说民权运动引发了对警察滥用职权的新的审视，那么，对民权运动的反弹，则为警察提供了新的盟友和新的机会。对于大多数白人选民来说，1967年和1968年在黑人社区发生的骚乱和与警察的冲突，证实了减轻种族不平等的自由主义努力失败了，压倒性的弹压力量才是答案。

“工会发现他们有很大的权力，在工会合同谈判中，他们可以打出犯罪这张牌，”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教授、美国警察历史学家塞缪尔·沃克告诉我。

警察工会为了寻求最大的影响力，厚颜无耻地将犯罪与种族联系在一起。例如，1966年在纽约市，巡警慈善协会发起了一项投票措施，禁止平民进入监督委员会。这个警察工会的支持者在一则广告中展示了一名焦虑的白人妇女独自走出地铁，走上一条废弃的街道，上面写着“她的生命……你的生命……可能就靠它了。”

这个工会的主席当时警告说，“你不会让这些人满意，除非你把所有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都纳入董事会，并且每一个在它面前的警察都被判有罪。”

警察工会及其盟友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种族隔离主义者，阿拉巴马州州长民主党人乔治·华莱士，是60年代动荡时期工会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

“这个国家的警察是一个被围攻的群体，”华莱士在1967年《纽约时报》转载的一次采访中说。他们打败了塞尔玛的民权游行者，应该得到“赞扬”，或者用他的话说，因为他们关闭了那里的“非法集会”。

同年，华莱士在警察兄弟会大会上的一次演讲中，呼吁建立一个真正的警察国家，引起了全场起立鼓掌，“如果这个国家的警察能够管理它两年左右，那么在街上行走就会很安全。”

华莱士在1968年的总统提名竞选中落败，但他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被证明是强有力的。尼克松赢得大选的“法律与秩序”战略，以及民主党人宣称自己“严厉打击犯罪”的新倾向，都是他竞选活动的产物。

这些信息引起了共鸣，因为犯罪和暴力不仅仅是白人关心的问题。

正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小詹姆斯·福尔曼(James Forman Jr.)在《锁住自己》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黑人政治领袖在选民的大力支持下，推动了严格的反犯罪措施。他们还寻求政府提供更多援助，以消除贫困和歧视，但这些预防犯罪的方法已经失去了白人选民的支持。

那些从未与华莱士有过个人认同感的美国人，心照不宣地接受了他提出的一种交易方式：给警察豁免权，他们就会给你秩序。

警察工会发现，他们在谈判桌上有了新的筹码。在与各城市的合同谈判中，他们不仅寻求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福利，还寻求保护被指控行为不端的警官。

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成功。

路透社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回顾了美国主要城市82份正在生效的警察工会合同，大多数人“要求各部门删除纪律记录，有些仅在6个月后就删除了”。

许多合同允许警察在被审问之前，获得有关投诉或指控的调查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理顺自己的故事。有些要求官员在公开有关不当行为的信息前获得批准，其他一合同对公民申诉的时间设置了限制。《华盛顿邮报》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自2006年以来，在因行为不检而被解雇的1881名警员中，有451人因工会合同的要求而复职。

对许多警察工会来说，给制定和执行问责设置障碍成为首要关注的问题。2014年，在圣安东尼奥，当地警察工会愿意接受工资和福利上限，只要当时的城市管理者放弃阻止警方删除过去不当行为记录的努力，以及其他改革。

这些类型的规定所造成的损害是难以夸大的。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维多利亚大学经济学家罗布·吉列佐(Rob Gillezeau)发现，在各部门成立工会后，警察杀害平民的事件“大幅增加”。无论是犯罪率还是警察本身的安全，却都没有受到影响。

这些条款不仅仅是保护不良行为者。他们在警察部门内培养了一种不健康的神秘文化，强化了一种被称为沉默准则的现象。在2000年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对警察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只有39%的受访者同意，“警察总是报告同事滥用职权的严重犯罪行为”这一说法。

这不是一个被几个害群之马破坏的系统。这是一个故意制造害群之马的系统。

在同一调查中，10人中有超过8人“报告说他们不接受沉默守则”，不认为这是“良好警务所需的相互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即使是不相信这一准则的警官也会遵守它。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什么理由站出来说话，却有足够的动机在工作中忽视自己的良心。那些站出来说话的人可能会被人唾弃，而他们举报的不当行为却不会受到惩罚。

明尼阿波利斯市退休警官、《与魔鬼同行》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奎因(Michael Quinn)告诉我，“沉默准则的全部问题不在于警察不想报告不当行为，而在于参与不当行为的警察没有责任，”如果一个部门不追究那些人的责任，他们为什么要站出来?”

这不是一个被几个害群之马破坏的系统。这是一个通过设计创造和保护害群之马的系统。

大多数成为警察的人进入这一职业，是因为其受到很高的尊重，因为他们希望提供公共服务。但是，个人的良好意愿，无法战胜一个将其变得毫无意义的系统。当一名好警察会让你在上司、同事和代表你的工会面前陷入麻烦。做坏人可以让你当选为工会代表。

2014年，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枪杀引发的抗议活动中，《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由一名前警官撰写的专栏文章。标题明明白白地写着，“我是一名警察。如果你不想受伤，就不要挑战我。”

作者接着列举了他认为是“挑战”但却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不要和我争论，不要骂我，不要对我说我不能阻止你，不要说我是一只种族主义猪，不要威胁说你要起诉我，没收我的徽章。”

这种心态不只是让面对警察的人们构成了致命的风险，也对民主本身构成了风险。

在民主社会中，使用国家认可的暴力应该受到法治的约束。相反，在工会的领导下，美国警察已经成为一个这样的群体，对是否有能力不受惩罚地实施暴力有强烈兴趣。

这样的选民，对威权主义有着天生的亲和力。这种工会利用种族主义反弹来确立自己对权力的掌控，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到那些认为保持种族等级至上的人的支持。

在警察工会和特朗普右派的共同意识形态中，只有那些拒绝批评警察的人才能获得安全。

特朗普与警察工会结盟，反过来，警察工会也成为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全国各地为他奔走。去年民主党的竞选搭档哈里斯，是1994年犯罪法案的作者和一名前检察官，这一事实并没有缓和警察工会官员及其盟友的夸张言辞，其中一人曾攻击拜登和哈里斯，称他们是“史上最激进的反警察票”。

在特朗普关于自由主义政治优势后果的末日警告中，人们可以听到警察工会官员的回响，他们辩称，警察是文明与崩溃之间的一道蓝色屏障。特朗普在2020年的竞选中说，“美国人知道真相。没有警察，就会出现混乱。没有法律，就有无政府状态。没有安全，就会有灾难。”

在警察工会和特朗普右派的共同意识形态中，只有那些拒绝批评警察的人才能获得安全。

正如特朗普的司法部长巴尔在2019年对一群警察和检察官所说，那些抗议警察虐待的社区，“可能会发现自己失去了所需的警察保护”。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嘲弄，也是对民主的歪曲。

如果对警察工会的忠诚有任何怀疑的话，1月6日白人至上主义暴徒以总统的名义袭击了国会大厦之后，这一点就很明显了。1月6日，一群白人至上主义暴徒以总统的名义袭击了国会大厦。这些表面上支持“蓝色生命很重要（注，指支持警察的群体）”的人，殴打并斥责任何妨碍他们的执法人员。一位名叫尤金·古德曼(Eugene Goodman)的黑人伊拉克战争老兵警察，想办法引人群离开了参议院，这样做可能阻止了议员们被处以私刑。

据报道，他的100多名同僚在混战中受伤。

随后，国家警察兄弟会悄悄地发表了一封信，谴责暴徒，并对死伤的警官表示同情。但是在有线电视上，警察工会的官员们并没有把MAGA的暴民贴上“恐怖分子”或“动物”的标签。没有声明说不当班的警察，会拒绝在支持暴徒的政治活动中担任保安工作，也没有关于选举舞弊的谎言引发了这一事件。似乎这些言论只适用于那些抗议警察杀害黑人的人，而不是以白人统治的名义袭击警察的人。

芝加哥警察兄弟会负责人约翰·卡坦扎拉，告诉当地一家新闻电台，他非常同情试图推翻总统选举结果的武装暴徒。卡坦扎拉说，“这是一群愤怒的人，他们觉得选举以某种方式被偷走了。”

当被迫在捍卫民主和维持政治联盟，以保护违法警察免受惩罚之间做出选择时，警察工会做出了显而易见的选择。

警察工会不同于任何其他形式的劳工组织。如果学校在五天内不调查此事，教师拔出枪射杀学生就无法避免被起诉？一位把厚书扔向拒绝保持沉默游客的图书管理员，将会被恢复职务，只因为一名仲裁员认定，管理层在解雇她时没有正确遵守程序？

虽然这些职业提供了基本的服务，但尊重们的劳动不代表可以随意构成暴力威胁。

问题是为什么要有警察工会？

警察的定义工作是暴力，任何警察工会最终都注定要协商对其成员滥用暴力的宽大处理，并倡导确保宽大处理的政策。这种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警察不当行为的种族差异，这也使警察免受反击。因此，维持这种不平等是警察工会的政治利益所在。

一些自由主义者承认这些工会是改革的障碍，但他们认为包括警察在内的工人，有组织争取更好工资和福利的基本权利。事实上，与我交谈过的前警官辩称，工会有助于确保金融稳定，或保护他们免受管理层反复无常的决定的影响。

然而军方却没有一个工会，和警察相比，两者在公平薪酬和反复无常的领导方面几乎没有例外。这是一个传统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但它反映了一种理解，即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实体将是危险的，如果将军队置于民主问责和文官控制之外。

相反，军方依赖于公众的支持，这意味着其成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外部立场，即使在任总统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干预。

美国大约有18000个警察部门，管辖部门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法律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因此，削弱工会的力量将是一场地方斗争。一些城市和州可能会选择解散警察工会。其他人可能会将纪律程序从谈判桌上取消，让工会倡导加班费和养老金计划，而不是免于问责。

今年春天，在圣安东尼奥，激进分子成功地将城市警察工会的集体谈判权纳入了投票。公投在投票中以微弱劣势被击败，但活动人士和工会都认为，这次冲突是长期斗争中的第一次小规模冲突。

如果警察工会最终被剥夺了他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行使的权力，现任和前任警官作为公民个人和警察组织的一部分，仍然可以公开支持他们的政治主张。但他们将缺乏谈判的筹码，无法再将逃脱谋杀指控作为就业的条件，也无法撤销国家对抗议他们行为的公民的保护。

一个强大的组织，以牺牲他们本应服务的公众利益为代价，来支持一群国家武装人员，这不仅是改革的障碍，而且是极其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