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记者利兹·威迪科姆(Lizzie Widdicombe）于6月19日发表深度长文，记录了“虎妈”，耶鲁法学院教授蔡美儿由于“晚宴门”事件而引起的一连串社会反响。
十年前，当我们谈论还未开始讨论新冠病毒和疫苗接种率之类的事前，媒体对一本名为《虎妈战歌》的育儿回忆录进行了长达数周的狂热报道。在那本书中，蔡美儿，一位中国移民的美国女儿，描述了她是如何以 “中国 ”方式抚养孩子。对她来说，这意味着摒弃 由“儿童主导的学习”和参与奖等腻歪的西方惯例，并无情地驱使她的两个小女儿学习古典乐器和保持完美的成绩。这本书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其中大部分是针对蔡氏的策略，包括威胁要烧掉大女儿的毛绒玩具，以及拒收一张的并不够努力制作的手写生日卡。蔡的小女儿在13岁时 “叛逆”，选择了竞技网球并放弃了专业级别的小提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蔡美儿的制度是有效的。她的女儿们成为了音乐神童和成功的运动员，并进入哈佛和耶鲁大学学习。“虎妈”这个词进入了文化词典，并催生了新加坡的“虎妈来了”和香港的“亲亲我好妈”等电视节目。
那是我们许多人最后一次听说蔡美儿—除非你一直在关注耶鲁法学院的新闻，蔡美儿是那里的教授。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关于她的讨论仍未结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蔡美儿一直处于全校性争论的中心，名义上是关于她在去年冬天是否在家里举办酗酒晚宴的问题。争议始于4月，当时《耶鲁日报》报道说，法学院管理部门正准备对蔡美儿被指控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将她从一个被称为“小班”的特殊一年级法律课程的教授名单中删除。
通常情况下，与学生一起喝酒并不违规。就法学院而言，耶鲁大学以其舒适的环境而闻名，而且法学生通常都是20多岁，远远超过法定饮酒年龄。但是，去年冬天，当蔡举办聚会时，正处在疫情中。而她的丈夫，同为耶鲁法学教授的杰德·鲁本菲尔德（Jed Rubenfeld）因性骚扰而被停职两年。而且，正如《耶鲁日报》的文章所报道的，严格来说，蔡并不该让学生到她家去，也不该为他们提供酒精。三年前，当法学院对鲁本菲尔德的骚扰行为进行调查时，调查员也调查了关于蔡美儿与学生 “过度饮酒 ”并对他们发表过冒犯言论的指控。蔡否认这这些指控。但是，无论如何，在2019年，她被处以经济处罚，她给法学院的管理部门写了一封信，同意 “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邀请学生到我家或外出喝酒。”
在校的每个人都知道鲁本菲尔德的情况，但蔡的情况却没有被公开，只有院长办公室和提出投诉的学生知道。蔡对学生报纸泄露私人纪律问题感到愤怒。她告诉我，她的Z世代女儿露露，这位曾经的小提琴神童，鼓励她勇敢地站出来。她说：“女儿说，‘你必须反驳这种说法，’所以我就做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她写了一封公开信，说她被诬陷了，并描述了她与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一次通话，其中说她受到了 “有辱人格的待遇，如同对一个罪犯。”她还声称，在没有收到院长办公室的解释的情况下，她被禁止教授一个小团体的课程。”我把信发给了全体教师，并发了推特，”蔡说。”从那时起，这就成了一个不断升级的噩梦。” Slate杂志、福克斯新闻和《纽约邮报》都报道了这个故事。本月早些时候，《纽约时报》对被称为 “晚宴门 ”的事件进行了调查。
一、成功触及每一个文化热点
在网络评论区和推特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在谈论蔡美儿？谁会关心一个育儿回忆录作者被从法学院名册上除名的事？部分原因是这个故事成功地触及了过去几年里的每一个文化热点。蔡美儿的批评者看到了一个关于#MeToo的故事—因为她的丈夫，也因为蔡美儿支持提名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进入最高法院，即使他被指控性侵犯。同时，蔡美儿的辩护人看到了一个关于自由主义取消文化的道德故事。本月早些时候，一位支持者在推特上对她说：“他们对你所做的就是常对保守派盟友做的标准操作程序，但还是让我感到寒心。”记者梅根·凯利(Megyn Kelly)在推特上说：“别搞错了：这是对她支持卡瓦诺的报复，这很恶心。” 蔡美儿的盟友也认为此事涉及反亚裔的偏见。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推特上说：“觉醒派学术界对那些在政治上不听话的少数族裔教师怀有特殊的怨恨。”
蔡和她的丈夫在政治上并不保守，她说鲁本菲尔德在素来是 “非常左倾的”，而她是一个 “坚定的独立派”—但是他们确是煽动者。夫妇二人都有能引人打开话匣子的能力，或者说，或者说引人在饭桌上对骂的能力。在2013年的一篇法律论文中，鲁本菲尔德对于该如何定义强奸进行了论证。而蔡经常写关于种族的文章。2014年，这对夫妇共同写了一本书，名为 “三重包装”，讲述了为什么一些文化群体在美国比其他群体更成功，其灵感来自二人自身的中国和犹太血统。在《纽约时报》对蔡于2018年出版的最新著作《政治部落：群体本能和国家的命运》的评论中，政治评论员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将这位教授描述为 “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一个令人不适的存在”。但他接着说：“蔡美儿接近了其他人通常不敢触碰的禁区，使警铃大作。而蔡只会温和地对监管人员说：‘哦，对不起，这是禁忌吗？’”
在纽黑文的耶鲁法学院校园里，蔡和鲁本费尔德夫妇是当地的名人。直至最近，他们的家还像是个沙龙：一个有联邦法官、出版作家或电视制片人出入的地方。一位九十年代末的校友告诉我，“纽黑文渴望能变得更时髦，美儿和邓文迪是朋友。她还会去达沃斯。他们在纽约有一个超级漂亮的公寓，也会在那里开派对。” 当蔡美儿被称为 “虎妈”后，她甚至开始相应的穿着。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告诉我，在上个学期，她每堂课都戴着虎纹口罩。
人们必须了解耶鲁法学院的社会动态，才能真正掌握晚宴门的意义。作为全国排名顶尖的法学院，耶鲁因其是克林顿夫妇相遇的地方而闻名，同时也是现任最高法院四位法官的母校。与对手哈佛大学相比，耶鲁应该更具有哲学性和进步性，而哈佛的学生人数是耶鲁的两倍多，其中许多人倾向于从事更无聊、更有利可图的公司法务职业。这使得耶鲁的社会环境非常紧绷。今年早些时候毕业的一位女士告诉我：”法学院很小，但很分裂。那里有一个非常积极关注社会正义的学生小群体，他们在那里追求对司法改革或妇女权利的热情。同时也有大量的超勤奋的奋斗家，他们有时被称为 “枪手”。通常，这两个群体是重叠的。
每位 “枪手 “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由为一位著名法官做书记员而开启他们的事业，最好是 “饲育型法官”（通常是那些在上诉法院任职的法官）之一，他们的书记员往往最终会在最高法院做书记员。最高法院的书记员职位是最高的奖励。“如果你得到这个机会，它就像是打开法律界所有其他门的钥匙，”一位201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告诉我。”如果你想在副检察长办公室工作，最高法院的书记员职位会打开这扇门。一家拥有巨额签约奖金的顶级律师事务所也是如此。” 根据传说，最高法院书记员的签约奖励高达40万美元。
最好的书记员职位是给最优秀的法律学生的。但耶鲁大学的第一学期仅仅评定及格或不及格，在这之后，分数会从 “荣誉”到 “不及格”不等，因此很难将申请人的优秀程度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教授的推荐非常重要。来自蔡美儿的推荐，更是如此。”今年早些时候毕业的女士告诉我：”她的推荐被看作是通往书记员职位的一张金票。她解释说，当她开始申请书记员职位时，她向其他学生征求意见。“我打电话问‘你是如何得到这份工作的，’每个人都告诉我，‘蔡美儿打了一个电话。’”
二、将育儿经验用于教学的“虎妈”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蔡美儿成为王选者的道路是非正统的。鲁本菲尔德是一位宪法专家，于1990年被耶鲁大学录用。据蔡美儿称，她在最初的面试中失误，结果去了杜克大学的法学院，直到2001年春天才开始与她的丈夫共事，当时耶鲁大学让她担任客座教授。在那个学期之后，她得到了一个终身职位。蔡回忆道：“当我来到耶鲁大学法学院时，我感觉我的丈夫是一个超级明星，所有人都如此能言善辩，而我是教员里唯一的亚裔美国妇女，我几乎无法在教师会议上发言，而且我总是处于外围，只是一个边缘人物。” 过了几年，潮流才开始转变。一位教授告诉我到了2010年代初期，“美儿或许是希瑟·格肯（Heather Gerken）外最受欢迎的老师，”
在耶鲁，格肯和蔡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物。格肯是全国顶尖的选举法和宪法专家之一，并在奥巴马的两次总统竞选期间担任高级顾问。2017年，她被任命为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女性。另一方面，蔡美儿作为法律学者并没有什么地位。当她的许多同事—包括鲁本菲尔德—用法律论文来充盈他们的履历时，蔡文姬却以她曾经用于育儿精力投入到了教学和指导工作中。
作为导师，蔡美儿喜欢某种类型的门生：移民或有色人种，通常是那些来自贫困背景的学生。但她也对保守派学生—一个在耶鲁算是边缘的群体—以及那些追求非传统职业的学生感兴趣，如商业或新闻记者。她最引人注目的学员之一是J.D.万斯（J.D.Vance），他是2016年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他符合上述几个条件。这位2019届毕业生告诉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认为她喜欢那些有点局外人或处于劣势的人。”一组学员甚至开始自称为 “蔡氏宠物”（ChuaPets）。今年早些时候毕业的那位女士说：“很多人都很崇拜蔡美儿，他们上她的课，她对他们产生了好感，然后他们的生活就变好了。而且这也不仅仅对枪手而言。她对那些无法获得书记员职位的怪人应该也是非常关心的。”
在 “晚宴门 ”之后，蔡美儿在她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67页的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来自她过去和现在的学生们。这些故事都有一个类似的主题。学员们描述了他们的背景：一个来自中国没有下水道的小渔村；另一个写道：“我是一个贫穷的黑人杂种，由两个单亲母亲抚养长大。” 我和其中一位写信的人谈过，他是一位刚毕业的学生，也是第一代移民。这位毕业生找过许多教员导师，但这些关系 “或多或少都是纯学术的”，她说。蔡则不同。“她有兴趣了解我是谁，从哪里来，在家乡的生活情况。”蔡对她的论文给予了详细的反馈，并就如何申请书记员职位提出了内行建议。例如，她建议学生对不要过度宣扬她对国际法的兴趣，警告说这可能会使她成为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候选人。该毕业生说，“没有其他教授告诉过我这点，我不可能知道这种信息，除非我的父母在这个国家做律师。” 在毕业那天，她回忆道，“我回想了一下如果重上法学院，有哪些事会做得不一样。基本上，我希望我能早点认识蔡教授。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三、#MeToo运动、大法官与蔡美儿
2017年，法律界和其他所有行业一样，开始感受到#MeToo运动的影响。第一个受影响的是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著名保守派法官亚历克斯·科津斯基（Alex Kozinski），在包括书记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控他性行为不当后，他于2017年底辞职。科津斯基是由里根任命的，他可能是美国除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之外最有影响力的法官之一。
2018年，特朗普提名前科津斯基的书记员卡瓦诺为最高法院法官。卡瓦诺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并以雇佣该校的书记员而闻名。蔡美儿的大女儿索菲亚—同时也是耶鲁法学院的校友—曾被选作卡瓦诺的书记员。蔡在一篇题为 “卡瓦诺是女性的导师 ”的专栏文章中支持他。当月晚些时候，克里斯蒂娜·布拉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指控这位候选人有性侵犯行为。蔡美儿并没有撤回她的支持。然后，在卡瓦诺确认听证会的前几天，《卫报》报道说，蔡美儿在她的小组课上对卡瓦诺对其女法务员的外表的喜好发表了暗示性的评论。
在某些方面，这并不令人惊讶。蔡美儿常说自己是 “口无遮拦的”。一位曾与她交流过的律师告诉我，这不仅仅是这样。“她就像是有语言性妥瑞症（一种痉挛疾病）那样。”我与一位在2017年秋季参加过蔡美儿的小组课程的校友谈过。起初，她喜欢蔡美儿的坦率。“她会说‘我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书记员工作的真实情况。’”但是，有时候，事情会变得奇怪。会有大量饮酒，蔡会分享教授的个人生活细节或关于终身教职的内部政治。这位校友提到，在一次蔡美儿的家庭聚会中，她 “提到了她20多岁时一个朋友的奇怪性癖好，这有点突然。”这位校友并没有被冒犯；只是觉得信息量太大。她说：“在我看来，这就像是社交焦虑症。她似乎有点不顾一切地想给人留下好印象，想被人喜欢。” (蔡写信给我，作为对那篇报道的回应，“我有很多遗憾，而且我知道我的一大缺点就是口无遮拦，或过分夸张，或过于随性，有时为了结束尴尬的沉默会说一些蠢话。我真的尝试过改变—事实上，我认为自己肯定已经改变了。”)
那个小组班的另一名学生最近给蔡美儿写了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讲述了她对卡瓦诺事件的看法。她声称，蔡美儿与一群女学生去一家酒吧闲聊，当时她开始谈论#MeToo运动和联邦司法机构。“你提到一位名叫卡瓦诺的法官”—当时他仍是巡回法院的法官—“对漂亮的书记员有偏爱……然而，你说你并不担心你的女儿，他未来的书记员，因为她永远不会忍受这种行为”。该学生补充说蔡后来提到科津斯基的骚扰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她尽了最大努力来打击这种骚扰，“靠把女性候选人引往另一个方向”。(蔡声称她的言论被歪曲了。)
在卡瓦诺备受争议时，蔡不在校园里，她正准备动手术。当她在2019年回来时，她和她的丈夫都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时，鲁本菲尔德正在处理他自己的性骚扰丑闻；2018年春天，鲁本菲尔德被投诉，因他试图亲吻或触摸学生并对他们进行暗示性评论—例如，开玩笑说要 “搔弄”女学生，并询问她们的性生活。此后，格肯院长聘请了一名外部调查员来调查他的行为。鲁本菲尔德否认对任何人进行了性骚扰，但在2020年，他被无薪停职两年，这是一个对终身教授最严厉的惩罚之一。一些学生活动家并不满意。一个名为 “耶鲁大学法律女性”的校园团体发表声明，要求将他从校园中永久开除。他们写道：“我们不希望杰德·鲁本菲尔德坑害新一代的学生。”
蔡美儿与此事的关系是模糊的。她自己并没有被指控骚扰他人。但鲁本菲尔德的一些批评者认为她是其丈夫的帮手。一位耶鲁大学的校友说：“她为他提供了力量，因为她能找到书记员的职位，就好比说，如果你是杰德的信徒之一，你若能忍受他的恶行，她就会帮你获得一个书记员职位。” 她与法官的关系也可能让她显得可怕。Slate报道说，在一名学生公开谴责鲁本菲尔德写的一篇关于校园强奸的《纽约时报》评论文章后，蔡威胁说要 “给最高法院的每一位法官打电话”，告诉他们不要雇用这名学生。蔡美儿否认了这种威胁。她告诉我：“许多人认为，我被描述成这种无情、狡猾、恐吓、操纵、跋扈的人，这正是对恶龙女的刻板印象。”
但这种看法依旧持续着。一位最近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男子讲述了他在为2020年春季学期选课时与两位女性朋友间的一次谈话。“我提到我正在考虑选修国际商业交易”—一门蔡的课—“就好像我说‘我正在和希特勒一起报名参加大屠杀研究’那样，气氛立刻就变了，他们开始讨论她的丈夫，卡瓦诺，以及强奸文化。” 他还是决定参加这门课程，尽管他最终不再向人们提及这事。
蔡告诉我，尽管她的课程仍然很受欢迎，但她能感觉到她的声誉发生了变化。她说：“卡瓦诺事件发生后，一切都变了。因为我后来代表了别的东西。”
四、双方就“晚宴门”各执一词
2021年春天，在蔡美儿发表关于晚宴门的公开信几周后，一份名为 “事件时间表” 的PDF文件开始在耶鲁法学院内流传。这份文件是以法律宣誓书的方式写的，其中包括被涂黑的段落和一个带有短信截图的附录。该文件的作者是耶鲁法学院的一名学生，他与蔡美儿的两名学生是朋友，他以旁观者的角度描述这位教授看似在推动朋友事业时的一些做法。
2月3日。
无名氏（男）给我发短信（文件1），解释说蔡认为他可以成为第九巡回法院一个有竞争力的法官的优秀书记员，而且她 “已经为他挑选了几个法官”。
2月18日。
我到无名氏那里去洗衣服。在他的公寓里，我听到他给女性无名氏打电话，她对他说，蔡刚刚邀请他们明天去吃饭。他们讨论了该穿什么衣服和带什么东西（最终决定带一瓶酒）……
后来，作者听到一个传言，“蔡美儿举办的晚宴里一直有法官。”他认为两个朋友都去参加了，作者举报了蔡某。作为刑事证据，这份 “卷宗”极其单薄。然而，它似乎包含了最终使蔡无法上小班课的证据。随着这份文件的流传，校园沿着卡瓦诺听证会期间划定的战线瓦解了。
支持蔡美儿的一派包括她过去和现在的门生。一些人认为，惩罚蔡美儿会对耶鲁大学的少数族裔造成伤害。一位学生写道：“我们经常觉得困惑，想知道‘结构性种族主义’是如何发生的，谁应该对此负责……看，这就是它发生的方式！就是这样！”
蔡的反对者包括许多针对鲁本菲尔德涉嫌不当行为的调查期间的高调批评者。核心组织是学生团体耶鲁大学法律女性，但也有像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利亚·利特曼（Leah Litman）这样的外部人物。利特曼是指控科津斯基的女性之一，她反对认为蔡美儿和她的丈夫是校园掌权者的想法。她告诉我，“没有一个进入全国第一法学院的学生应该认为他们未来的成功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与法律教授喝酒，其中一个教授几十年来还一直被指控有性骚扰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中的主要说法—蔡美儿与法官举办秘密晚宴—开始显得不那么可信了。蔡告诉我，“这是典型的藤校傲慢，认为联邦法官在疫情中，还会想飞越美国与22岁的年轻人一起玩。” 然而，她确实承认邀请了一些学生到她家，其中包括两位无名氏，他们是 “以学生的身份”过来的。她说，她要求两位无名氏事先做好核酸测试，他们都相隔十英尺坐着，窗户也打开着。”他们确实带着一瓶酒来，既然他们打开了，我就给那个人倒了一杯。” 她声称她自己并没有喝酒，她说“我喝了两罐橘子汽水”。席间他们谈到了法学院和种族主义，而鲁本菲尔德当时并不在场。
《纽约时报》于6月7日发表的报道，似乎证实了蔡美儿的说法。这篇报道引用了三位曾去过蔡美儿家的学生，他们声称，“那里并没有晚宴或者法官，相反，她在少数几个下午让学生过来，由两三个人一组，主要是为了让他们能征求她的意见。”蔡在推特上发布了该报道的链接，并补充说：“仍然很难相信这发生在一所法学院。”在教师中，大部分讨论集中在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希瑟·格肯和她对这种情况的处理上。与我交谈的一位教授说，“我认为希瑟是错的。她弄错了事实，”并指责她听信了 “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无知学生。”
耶鲁大学法学院管理层的声音基本上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中，只有一些不透明的声明，如 “耶鲁大学法学院不会容忍教员的不当行为，”或仅仅提到疫情相关协议。这是因为，正如一位发言人对我所声明的那样，耶鲁大学有规定，“严格禁止法学院对教师的违纪案件进行评论，甚至不会承认这些案件的存在。” 这就很尴尬了，因为 “晚宴门”涉及一个教师的违纪案件。
但格肯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澄清说，她并不是根据 “事件时间表 ”档案中记录的说法行事，“如有人暗指我是根据匿名文本对某位教员的教学做出决定，这是误传。我的评估是基于蔡教授本人与我分享的信息”。
格肯在4月与教师们举行的远程会议上转述了她的视角。院长和蔡教授在一个周日晚上进行了远程会议。院长问教授发生了什么事。问她学生的投诉是否准确。她是否邀请了学生到她家参加联邦法官的晚餐聚会，并为他们提供酒水？院长说，一开始，蔡否认了一切，声称，没有，没请学生也没喝酒。然后蔡美儿又反悔了，她承认的确有几个学生来过她家，但仍然声称没有提供酒。接着她又一次反悔，承认实际上她有提供酒水。这时，院长告诉教授，她对让她在秋季继续负责一个小组的教学持保留态度。蔡回应说，她原本也不想教这节课，并说她要退出这个任务。院长告诉教师们，她接受了蔡的提议。
这与蔡美儿在公开信中所说的故事不同。她告诉我，院长对电话的描述是 “百分之百错误的”，并补充说，她 “从一开始就否认有任何有关于联邦法官和学生的晚宴。在我绞尽脑汁的时候，我说有几个学生过来了，但不是为了应酬，只是因为他们不高兴。我从未改变过我的说法。”作为舆论场上的一员，我们很难对“晚宴门”一案进行裁决。人们可以更深入探究，开始分析蔡美儿在推特上发布的信件照片，或者争论 “可预见 ”一词的含义和 “晚宴”的定义。但是，正如一位教员告诉我的那样，“我认为我们绝大多数教员—除了少数几个老教授同事—都完全支持希瑟。美儿违反了关于邀请学生到访和提供酒精的规定，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她向院长承认了这一点。也退出了这门课的教学。这事应该结束了。”
五、故事中的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值得同情
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中的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值得同情：法学院的学生对他们的同学打小报告；妇女团体对女教师的行为进行监督；加上高深莫测的院长；和失宠的鲁本菲尔德。当然，最难解的谜题是蔡美儿。她似乎有很多不同面貌：出身移民的奋斗者、离经叛道的作家、犀利的人际关系专家、温暖的导师、希拉里式的配偶—即是可能是她丈夫不当行为的受害者，也可能是同谋者。
然而，无论她是什么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发挥作用。在过去的这个学期里，在晚宴门之后，98%的学生在提交对她课程的评价时都推荐了这门课。（一个学生告诉我，这是她上学期所有课程中最高的支持率）。蔡告诉我：“你看看那些对我不满的学生，再看看所有写下正面评价的学生。你会发现，在某些方面，他们谈论的是同样的特征。” 为她引来麻烦的行为如松散的边界感，以及明显缺乏情绪控制，会让一些人觉得很有魅力和人性化，而另一些人则觉得很讨厌。
我对 “虎妈 ”蔡美儿和 “教授 ”蔡美儿之间的差别感到震惊。在书中，蔡美儿将自己描述为严厉和独裁。但对于她选择的门生，她似乎非常不同：充满了支持和鼓励—她几乎是一个理想的母亲。(蔡的女儿们也指出了这一点。) 对于蔡与学生喝酒闲聊等不太光彩的描述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美国式的育儿刻板印象：“酷妈妈”，正如喜剧演员艾米·波勒（Amy Poehler）在电影《贱女孩》中所表演的角色。在那部电影中，这个角色试图通过跨越界限来讨好她十几岁的女儿的朋友。她告诉他们，“我可不像普通的妈妈。我是一个很酷的妈妈”。她问他们：“有什么热门八卦？”并向他们提供酒精。虽然这并没有什么好结果。作为回应，她的女儿回避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去整理一下你的头发？”
我问蔡美儿是否听说过这部电影，或 “酷妈妈”的刻板印象。她没有。但是她说：“我想，也许你说得有点道理。我知道你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正面形象，但我也有点想承认这点…… 我的意思是，我小时候一直是个戴眼镜的书呆子，长大后。完全是局外人。我虽然没有被欺负，但我也只是个好学的人，我小时候说话时大都带着口音。所以，也许你是对的。或许我也觉得能让学生喜欢我很有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