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高级编辑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于6月17日发表报道，表示关于特朗普在任时的滥用权力行为被揭露的仍然甚少，政府应该进行更加系统性的调查机制，来对滥权行为追责，并建立更完善的法案来防止未来的类似行为。
一系列新披露的信息，使特朗普作为总统时如何滥用权力的画面更加完整。但这些信息可能只是提醒人们，对特朗普如何破除总统权力限制的方法仍然知之甚少，并再次强调了2024年选举前制定更全面的报告的紧迫性，因为届时他可能会试图重新获得这些权力。
在过去几周内不断被揭露的新线索都令人震惊。电子邮件显示，特朗普和他的白宫幕僚长梅多斯(Mark Meadows)曾向司法部施压，以寻求关于2020年大选时存在大规模选举舞弊等毫无根据的说法的证据。一盘以前未曾听过的录音带，记录了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作为特朗普的律师，如何明确向乌克兰施压，制造针对乔·拜登的调查—这个问题造成前总统第一次被弹劾。更可怕的是，特朗普领导下的司法部索取了记者、民主党议员和众议院工作人员，甚至特朗普自己的白宫顾问的通信记录，而他们都不知情。
对这类大规模监控的揭发，在许多最密切追踪特朗普的道德和法律记录的人群中引发了一致的反应。如果一个如此重要且恶劣的行为，仅在他离任后才浮出水面，那么很可能还有更多未被发现的东西。
“我在关于国会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就上了电视，我告诉主持人，‘这只是冰山一角，还会有更多事，’”在特朗普第一次被弹劾时担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特别顾问的诺姆·艾森（Norm Eisen）最近告诉我。“当然，一个会对新闻机构和国会出手的人，一定不会止步于此。”
作为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顾问，约翰·迪恩是粉碎水门事件的关键人物，他也认同这个看法：“他是一个凶狠的领导，对泄密者和不忠者都如此恶毒，我认为他的亲信都很害怕他，并一直如此，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知道的很少…还会有更多事吗？肯定的。”
特朗普的行为仍然是国会两院多项调查的对象，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和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也正在审查其公司的财务操纵行为，以及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对象，该办公室正在调查他对该州官员施加压力以推翻2020年的选举结果。联邦调查员正在审查朱利安尼在与乌克兰官员的交往中，是否违反了游说法。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周宣布，它将就前政权秘密获取记者和国会议员的通信记录一事举行听证会，司法部同时也在调查此事。在参议院共和党人阻止两党组成的委员会调查1月6日的叛乱后，众议院民主党人似乎有可能独自对这次袭击发起调查。
但是，这些不同的调查，皆在不同的轨道上进行，且在不同的规则下运作，是否能提供一个关于特朗普在其四年任期内如何利用和甚至可能滥用其权力的全貌，仍是一个谜。
一个左派非营利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协会的主席诺亚·布宾德(Noah Bookbinder)说，“需要采取更系统性的方法来了解特朗普对联邦政府影响的广度，”他告诉我。“就我们所知，对整个联邦政府的滥用，都是为这个人和其党羽的利益。”
在布克宾德看来，所有丑闻的共同点—从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施压，到通过司法部获得通信记录的消息，—都是他为了个人和政治利益而不断谋取联邦权力的结果。布克宾德指出，特朗普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很多事情。他赦免了罗杰·斯通（Roger Stone）和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因这些政治盟友拒绝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调查合作。特朗普的公司还因他下榻在自己名下的产业里，而向政府开出了账单。
布克宾德说，已有的证据表明，政府的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特朗普利用联邦权力，为他和他的盟友谋利的决心。他认为，这需要进行更系统的调查，了解所有的政府机构是如何做出有助于其政治盟友、关系良好的说客或与特朗普本人有关企业的决定。
迪安也持类似观点：“尼克松总统任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首先有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然后是众议院的弹劾调查；还有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和他的录音系统，—堆积如山的证据暴露出了一个总统任期内的违法行为。”
相比之下，他认为，特朗普身上， “连那类证据的一小部分都没有。”
不过，要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填补这一空白的调查方法并不容易。
布克宾德告诉我，一种选项是拜登政府建立某种独立的蓝带调查委员会，审查每个联邦机构的滥用情况，或者指定每个机构的监察长负责记录利益冲突等问题。但他和其他专家指出，政府极不可能采取这种做法，因为拜登希望被看作有前瞻性，不愿回头审判其前任的行为。
注：蓝带调查委员会，一个非正式的词汇，指由一些专业人士组成的、目的在于对某项社会事务进行调查研究的组织。
事实上，拜登的司法部，已经让一些民主党议员和自由派活动人士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以制度为由，反对公开特朗普的税单和前司法部长比尔·巴尔的备忘录，以证明不起诉前总统在俄罗斯调查中妨碍司法的决定是正确的。
不过，也有一些严厉的特朗普批评者支持拜登政府的谨慎做法。现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艾森告诉我，对“全面和公正的追责”的需求，必须与 “司法部不能被用作对政治对手进行报复的工具的规则”相平衡。
艾森说，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最好的办法是静观正在进行的各种州内、监察局和国会调查中 “出现了什么”。他说：“让我们再观察几个月的事态发展，然后，当拜登任期进入一年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深度检查了。届时就能知道真相是否正在自然而然地浮现，还是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加速这些调查？”
对于那些希望采取更系统性方法的人来说，国会或能提供另一种选择。但是，由于共和党参议员对1月6日国会大厦遇袭事件的独立调查都进行了阻挠，一项深度调查更不可能获得批准；如果他们连对自己被作为目标的袭击事件都不愿进行调查，他们更不可能为广泛地针对特朗普的调查开绿灯。
第三种偶尔被提起的模式是： “真相委员会 ”或其他 “调查委员会”，如同近几十年来在40多个国家所建立的委员会。但这种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特朗普的情况。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高级学者尼尔·克里兹（Neil Kritz）指出，这些委员会通常是在刚刚脱离专制政府的国家设立的，“通常侧重于严重侵犯人权、杀戮、失踪、酷刑等问题”，该研究所建立了一个关于此类委员会的综合数据库。
这种 “真相 ”委员会最有名的例子包括南非、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克里茨补充说，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国家才会对以前政权的腐败和政府资源的滥用进行审查。
但是，虽然这类委员会的结构和重点并不完全适用于特朗普的例子，但它们的基本动机可能是相关的。
“它们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社会需要愈合，它需要解决其阴暗面，需要直面它的过去，而简单地忽略其存在会导致长期的、持续的问题，”克里茨告诉我。“在最好的情况下，真相委员会迫使社会面对自身之恶。”
这点与那些希望对特朗普的行为进行更积极审查的人的论点密切相关。共和党人认为，对特朗普的行为进行新的调查是无意义的旧事重提；例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就用这种说法反对了1月6日的委员会，也否决了传唤巴尔就监控事件作证的呼吁。
但布克宾德、艾森和其他人认为，无论特朗普是否再次参选，都需要对特朗普的行为进行更全面的追责，以减少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布克宾德说：“归根结底，这并不是要重新审视过去，如果你要保护民主制度在未来不被滥用并被削弱，你必须了解以前发生的滥用行为，并将其公之于众。你也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防止未来发生同样的滥用行为。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些行为是什么，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政治学教授、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民主中心主任苏珊·斯托克斯（Susan Stokes）指出，如果官方的 “真相委员会 ”无法成立，另一个选择可能是由知名人士组成的非正式公民委员会，对记录进行分类。
她说，虽然这样的委员会没有调查权，但它可以将不断涌现的证据集结成一份有启示性的文件。她告诉我：“我们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且我们每天都在了解更多。但我们确实也已经知道不少。如果一份由一个受尊重，有分量，且两党化的私人组织收集的的大型报告说：‘这是事情的原委’，它或许能吸引相当多的兴趣。”
与此同时，最有可能对特朗普使用并滥用行政权力进行全面辩论的场所，是通过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他同时也是被特朗普司法部调查其记录的人之一，在上届国会提出的名为《保护我们的民主法案》（Protecting Our Democracy Act）的全面立法。
这个法案预计不久后将被再次提出，旨在堵塞被特朗普利用（或扩大）的道德法律中的一系列漏洞。该法案有12项法条，旨在解决包括滥用总统赦免权的问题；禁止外国政府向总统或其商业利益支付款项；加强国会对行政部门执行传票的能力；记录总统与司法部的接触；保护部门监察长的独立性；延长对总统任职期间不当行为起诉的时效，等其他事项。
希夫在昨天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虽然特朗普 “不再坐在白宫里，但我们不能忽视或忘记这些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不解决被他所利用的系统漏洞，这意味着将许多我们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防范措施制定成法律。不这样做将使司法系统再次成为不择手段的行政人员的猎物。”
这个立法是一项全面性尝试，以应对特朗普以各种方式撕毁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但是，根据定义，它只能对已知的行动作出回应。司法部监控事件的最大教训是，我们不知道的特朗普的更多可疑行为几乎肯定存在，正如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经说过的那样，关于特朗普如何利用权力，存在 “已知的未知数”。
建立一个关于这些滥用权力的更完整的记录，将是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