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n Hilsenrat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详细分析了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以及当时的决策者制定的错误对策,如今,美国的通胀率达到近十年来的新高水平,反思过去的决策错误将有助于美国安然度过这次危机。

1966年秋天,一股抗议浪潮席卷美国,吸引了华盛顿政客、大企业领导人和新闻编辑部头条作者的注意。这些美国人并没有表达他们对越南战争或种族歧视的愤怒,抗议活动是针对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而被称为“家庭主妇起义”的参与者,主要是有孩子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对日益增长的生活费用极其不满,在超市外举着要求降低价格的标语牌游行,有些标语是用口红写的。
抗疫活动从丹佛开始,然后蔓延至其他城市,促使《时代》杂志报道说,超市抵制活动“像烤盘上的黄油一样”蔓延开来。约翰逊总统负责消费者事务的特别助理怂恿他们,号召抗议者“用美元投票”。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针对咖啡、肉类和其他产品价格的抗议游行和抵制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它们成为社会景观的一部分,就像延伸到郊区的汽油管道,以及要求提高工资的工会纠察队一样。
根据历史学家艾米丽·特瓦罗格在《食品柜政治》一书中记录了一些抗议活动,据估计,纽约长岛的一个当地妇女团体FLP(For Lower Prices,为了降低价格)就有1500名成员。
今天,在美国经历了几乎不存在通胀的几十年之后,许多美国人几乎忘了通货膨胀是什么样子。近一半的美国人口是在1981年之后出生的,那是消费者价格增长达到两位数的最后一年。
但美国漫长的低通胀时代似乎有了结束的迹象。消费者价格现在又在上升了。劳工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5月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这是十多年来最大的增幅。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教训。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令人不安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多年来,它在一连串的政策失误和不幸中生根发芽,直到它深深扎根于几乎每个美国人的心中。两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新的经济思维方式才平息了那个时期的通胀问题。
目前消费价格的回升可能不会导致类似的长期通货膨胀问题。但这可能需要国家中央银行和其他政策制定者的一些政治勇气来确保它不会发生,防止通货膨胀的蔓延也可能带来一些经济阵痛。
曾在1979-80年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的布兰代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芬·塞切蒂,他的工作是重新设计没有正确反映出住房成本变化的通胀措施,他说:“问题是政策制定者对他们的错误反应太慢。”
通货膨胀以前也发生过,主要是在战时。为了支持战争,政府的支出增加。随着大量资金流入银行、企业和家庭,由于生产短缺,可购买商品减少,价格上涨。当战争和为其提供资金的支出减少时,通货膨胀就自然消退了。

1917年5月,就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劳工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比一年前上升了20%。战争结束后,它在咆哮的20年代趋于稳定。同样,在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指数在1942年上升了13%,在政府实施价格控制后稳定下来,然后在1947年猛增20%。该指数在1949年下降,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稳定下来,但朝鲜战争时期除外。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时看起来跟过去的模式没有什么不同。由于约翰逊总统试图为越南战争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提供资金,消费者价格开始上升。但随着战争的深入,通货膨胀也在悄然发生。
塞切蒂说:“他们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时,年通货膨胀率已经从肯尼迪政府时期的不到2%上升到5%。随之而来的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美联储十多年的管理不善,而美联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政治性机构。
尼克松总统试图通过法令来解决这个问题。当1973年肉价飙升时,一些人将随之而来的消费者抵制活动比作波士顿茶党事件。政府第二次对肉类实行价格上限,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呼吁家庭主妇“理智消费”,但这些措施并不奏效,肉类价格在1973年增加了37%,1975年增加了22%,1978年增加了24%,1979年增加了27%。
注:波士顿茶党事件,是1773年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麻省首府波士顿发生的一场政治抵抗运动,该运动反对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北美茶叶进口贸易的垄断。对抗接连升级,最终导致了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巴里·博斯沃思,在1977年至1979年8月担任卡特总统的工资和价格稳定委员会主任,他说:“当时我认为一个自愿性的限制计划可以发挥作用,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措施。”
在表面之下,一种更强大的经济力量正在对控制着国家货币供应的美联储施加影响,当中央银行把钱注入金融系统时,有两件事会发生。首先,借贷的成本,即利率,会下降,因为银行有很多钱,并准备把它们廉价地借出去。第二,这些钱的购买力会下降。
想象一下,在一个经济中,人们除了生产和购买日用品之外什么都不做,每个人平均每天挣一美元,每天购买一美元的消费品。如果你保持日用品的生产和销量稳定,但在每个人的银行账户上多放一美元,唯一会改变的是人们会竞相提高日用品价格。一美元的购买力随着供给的增加而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

约翰逊总统和后来的尼克松总统纠缠美联储,继续向经济注入资金,并维持低利率,他们认为这将降低失业率,并有助于他们的经济计划和选举前景。美联储通常会遵从,但这些措施的主要效果只是推动了价格的上涨。
例如,在1971年,年通货膨胀率仍然超过4%。虽然有放缓的迹象,但家庭银行账户中的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仍在快速增长。美联储在那年年初提高了利率,但随后突然扭转方向,在夏末开始削减利率。
尼克松总统当时正在考虑连任,他与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关系密切。尼克松在1971年3月的一次谈话录音中告诉伯恩斯他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他说:“我永远不会把这个问题带到这个房间之外。我的观点是,我宁愿它现在走得慢一点,这样它就可以上升,并在以后获得真正的活力。”
会后,伯恩斯写道,尼克松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挚友之一,他想保持这种友谊。他还写道,他想让总统知道,“在我做对经济有利的事情和我做对政治有利的事情之间,从来没有丝毫的冲突。”
在那一年降息之前,尼克松的副手们威胁伯恩斯,他们在报纸上编造故事,说总统正在考虑让白宫的支持者加入央行,还错误地指责伯恩斯先生要求加薪。除了威胁,他们还试图用太阳镜和戴维营的夹克等礼物来赢得他的好感。
克林顿政府的贸易官员杰弗里·加滕即将出版的《戴维营的三天》一书中涉及尼克松当年让美元价值在全球市场上浮动的决定,这一举措推动了通货膨胀。他说:“他像玩溜溜球一样对待通胀。(指通胀迅速反弹)”
二战后,美元相对于其他全球货币的价值一直与黄金价格挂钩。这意味着其他中央银行可以来到美联储,将通过贸易收益积累起来的美元储备,以固定的价格兑换成黄金。
但是,随着贸易盈余的消失和美元流向海外,美国的黄金储备在不断减少。由于担心美国会耗尽黄金,尼克松先生在8月切断了这一联系,使美元的汇率暴跌。
结果,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进口商品的价格翻了一番。此外,由于许多商品的全球贸易是以美元定价,石油等商品的出口商也面临着压力。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在针对西方的石油禁运中压缩了供应。它的目的是惩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但也有经济上的目的,即随着美元价值的下降而推高石油的价格。
持续的通货膨胀使美国经济陷入了一场跳跃式的游戏。工人们要求加薪以跟上生活成本的上升。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工会合同中的生活费用调整得到了加薪。为了跟上成本的上升,反过来,企业也更多地提高商品售价。因此,经济词汇中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即“工资-价格螺旋”。
经济关系脱离了原有的模式。一些经济学家曾认为,当失业率上升时,通货膨胀会下降。相反,两者都上升了,产生了另一个新的术语——“滞胀”。
更为复杂的是,工人的生产力莫名其妙地放缓,使美联储更难读懂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大量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也让人更难解读稳定的失业率。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阿塔纳西奥斯·奥芬尼德斯,他曾经是美联储的经济学家,现在专门研究美联储在1970年代的错误,他说:“技术性错误最终酿成了一场灾难。”
到1979年,阿瑟·伯恩斯离开了美联储。那一年,他在贝尔格莱德发表了名为“中央银行的痛苦”的演讲,震惊了在场的银行家,他在演讲中宣布了失败。他说:“期望中央银行结束现在困扰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是虚幻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在于政治使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家庭几乎也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一位超市主管在1978年告诉《华尔街日报》:“人们已经学会了应对通货膨胀,他们开始接受价格上涨,并减少了反抗。”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价格上涨的速度比工资上涨的速度快,即使他们的工资在上涨,他们的境况却更糟糕。
美联储的新领导人保罗·沃尔克是伯恩斯1979年演讲的听众,沃尔克像个篮球运动员一样高大,有一双巨大的手和沙哑的嗓音,他离开贝尔格莱德会议时心里有了想法。
接下来的一周,他策划了一次戏剧性的加息,这被称为“周六夜大屠杀”。沃尔克与通货膨胀的斗争包括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导致利率急剧上升,也导致了任命他的人,卡特总统任期的结束。
今天的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思考方式,大部分是由这些事件形成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官方的低通胀目标,成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世界中央银行家的指导方针。经济学家们也开始理解心理学在国家货币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消费者、工人和企业相信通货膨胀会恶化,他们就会在预期中抬高价格和工资,这种做法会进一步助长他们所担心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家们现在通过调查和在金融市场中监测通胀预期,以保持他们的信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事件表明,经济有时会受到冲击,刺激价格暂时飙升,但随后企业和家庭会恢复到正常的运作方式。当政策制定者,特别是中央银行家,没有用限制性信贷政策来阻止通货膨胀的意愿时,长期的通货膨胀就会出现,而这些政策的短期代价是失业或衰退。
现在的经济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有很大不同。美元自由浮动,不与黄金价格挂钩。这减少了其价值突然崩溃并产生国际影响的风险。细微的调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交易员的电脑屏幕上发生。
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使今天的工人的议价能力下降,使他们更难要求增加工资以应对通货膨胀。在1976年,有600万工会工人在他们的合同中拥有自动的生活费用调整。到199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0万,现在这种协议已经很少了。因此,工人们首先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但工资价格的螺旋上升似乎不那么具有威胁性。
近年来,比起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日本21世纪头十年的缓慢增长和低通胀的阴影,使美国政策制定者更加担心。自2008-09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一直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促使美联储官员得出结论,经济真正需要的是刺激措施。
停滞,而不是滞胀,才是一直以来他们关注的焦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卖力地保持低利率。
美联储官员说,最近的消费者价格的上涨是暂时的,与新冠危机有关,通货膨胀预期指标稳定。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博斯沃思说,他怀疑政策制定者最终会得出结论,为了应对这场大疫情,他们向经济注入了太多的资金。
我们会再次看到美国人上街抗议失控的价格吗?如果政策制定者注意到过去的教训,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