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虽然拜登在国内政策上做出了大量进步的改革，但是他在外交政策的改革似乎只停留在表面，如果拜登不能在改变国际关系认知的基础上改变外交政策，那将大大拖累美国的长远发展。

美国众议院议员科里·布什和众议院玛丽纽曼等人，正在呼吁大家关注美国对以色列的合作，甚至更多传统亲以色列的参议员，如鲍勃·梅内德斯和克里斯·库恩斯，也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批评，梅内德斯说他“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报道深感不安”。

有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民主党人几乎一致地、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现在，突然间，甚至一些曾经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动摇了。

拜登对这种情况做出了表态，他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应该享有安全生活的权力。”

但无论如何，他仍然坚持他对以色列的长期和几乎无可置疑的支持：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辩护，说空袭不是“重大的过度反应”，拒绝公开呼吁立即停火，并承诺为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提供补充。

作为回应，拜登竞选团队的500多名盟友发表了一封信，呼吁拜登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巴勒斯坦人，并追究以色列的责任。

这反映了一个大趋势，即使拜登在国内问题上向左倾斜，但他的外交政策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困于已经过时的共识。尽管在过去20年里，全球危机和无休止的冲突已经吞噬了美国政治，但拜登仍在在重复过去对联盟、安全需求和整体主导地位的判断，不仅对以色列，而且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等等，都是如此。

当拜登宣称“美国回来了”，并“准备好领导世界”时，他所发出的信号仅仅是语气上的转变，而不是实质的转变。美国先前存在的摩尼教式的全球视野——把各国分成“不可动摇的”盟友和“无赖”国家，仍然根深蒂固。（注：摩尼教讲究“二元论”，即非黑即白）

问题是，拜登以为回到过去就可以解决危机，这种观点反而加剧了危机。

特朗普的退出让人松了一口气，评论家们倾向于将拜登的外交政策视为一个新的开始，他的两个标志性外交政策举措尤其被认为是转折点。今年4月，当他宣布将从阿富汗撤出2500名士兵时，分析人士将其解读为美国对其承诺的历史性背离。中间派人士甚至反对撤军，他们认为一次所谓的“急速”撤军可能会导致第二次越南战争。

事实上，此举既不是对无休止战争的否定，也不是对“美国至上”政策的放弃。拜登是在实现长期以来的愿望，即把资源转移到其他冲突和对抗中去，前三任总统都赞同这样的战略。

早在小布什入侵伊拉克时，美国就不再将阿富汗视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重点，阿富汗越来越成为以中东为中心的“反恐战争”中的一个边缘化战区，到2011年，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项撤军计划，但日期一再变动，奥巴马最终将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特朗普曾计划在2021年之前最终完成撤军。拜登继承了这一时间表，同时也继承了一种共识，即美国应该把重心从阿富汗转移到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以及与伊朗和朝鲜等其他国家的冲突上。

拜登的另一个所谓的转折点甚至发生在他上任之前。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大力宣扬自己对多边主义的支持。这种做法的基石包括北约联盟，与欧盟国家的伙伴关系，以及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和大洋洲的关键关系，以及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拜登一上任，他的第一个重要外交政策讲话，象征性地“重新调整”了与沙特阿拉伯等独裁政权的关系，他继续了特朗普与这些国家谈判的大部分军火销售，这种选择很难理解为是一种新的、基于价值观的方法。正如联合国安理会就以色列轰炸加沙问题的声明一再受阻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仅限于那些与美国特权保持一致的国家。

所有这些都表明，声称拜登正在监督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的说法是空洞的。进步派的声音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都对拜登施加了压力。这些团体，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再到“基层全球正义联盟”和“日出运动”（倡导对气候变化采取政治行动的组织），已经将国内外的议程联系了起来。

种族正义活动家谴责国家的警察权力和歧视做法，不仅是在美国，同时在海外，在他们的批评中明确包括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事实上，关注气候变化和控制企业权力等问题的活动人士，尤其重视这些挑战的全球层面。但是，尽管拜登政府在种族和经济方面赢得了众议员贾马尔·鲍曼和罗伯特·赖克等左派人士的赞扬，但在外交政策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那里，拜登顶住了激进分子的压力。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在奥巴马政府和希拉里2016年竞选团队工作。在塑造民主党对中东问题有缺陷的干涉主义政策方面，两人都发挥了核心作用。虽然桑德斯在国内问题上施加了影响力，拜登也欢迎沃伦的竞选工作人员加入他的政府，包括许多女性和有色人种，但这种国内政策的变化在外交政策方面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们有非常多的左倾领域和外交关系方面的专家，他们为《外交事务》或《纽约时报》撰稿，但由于外交政策的职业生涯需要在中间派的圈子里运作，他们仍然被归入学术界。

事实上，为任命那些取得一定知名度并脱颖而出的少数人（如桑德斯的顾问马特·杜斯）进行的重大游说活动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一种可预见的群体思维。

拜登政府内部缺乏进步外交政策的声音，这表明国家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拜登对以色列采取的一成不变的做法中特别明显。正如美国过去以紧缩政策和大规模关押为基础的国内政策思路，在今天已经被认为是破产的政策一样，外交政策的传统智慧也应面临类似的命运。

民众对过度扩张的厌倦感，助长了特朗普登上总统的宝座，如果拜登政府追求战术上的转变或关注新的优先事项，如气候变化，它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不过，这本身并不会破坏旧的共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思潮，即对政府内部和外部的批评，越来越多地怀疑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说法。

归根结底，现有的地缘政治伙伴关系、庞大的军事基地以及对武装霸权的追求，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美国的利益。但是，要修改美国霸主地位的核心原则，就需要民主党进行类似于我们在国内已经开始看到的民主变革。

除非有新的思想家进入党的外交政策机构，否则拜登和他的继任者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兜售20世纪的美国领导模式，一个与美国基础脱节，不适合21世纪的全球挑战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