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米尔班克家族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彭博社发文，分析新冠疫情在拉丁美洲普遍失控的原因，并担忧美国正在拉丁美洲化。他认为人口老龄化、过高的肥胖率和过低的疫苗覆盖率都不足以完全解释拉美疫情失控的程度，背后还有拉丁美洲左右极化下循环往复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体制。作者担心，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在面临相似的困境。以下是原文翻译：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想象了两个充满激情的人：弗洛伦蒂诺和费尔米纳，以及费尔米纳在父亲的劝说下嫁给的一位严肃的医生朱维纳尔·乌尔比之间之间持久的三角恋。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受训成为医生，他是民族英雄，因为他将故事发生的哥伦比亚港口（少部分基于卡塔赫纳和附近的巴兰基亚），从反复发生的霍乱疫情中拯救出来。

马尔克斯写道：“（乌尔比诺）回到他的国家，当他还在海上时就闻到了市场的恶臭，看到下水道里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裸体打滚的孩子，他不仅明白悲剧是如何发生的，而且确信随时都会重演。”

19世纪末，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像朱维纳尔·乌尔比诺这样的人正在进行同样的战斗，努力说服城市政府和城市精英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限制霍乱的传播。在西欧，这些战斗在1892年之后取得了胜利，这一年汉堡爆发了最后一次霍乱大爆发。在拉丁美洲，这场斗争要漫长得多。

“乌尔比诺医生想让这个地方变得卫生，他想在别的地方建一个屠宰场，并建立一个有盖的市场。但是，即使是他那些最爱抱怨的著名朋友也可怜他那虚幻的激情。她/他们就是这样：她/他们一生都在宣扬自己骄傲的出身，宣扬城市的历史功绩，宣扬它的遗迹的价值，宣扬它的英雄主义，宣扬它的美丽，但她/他们却对岁月的腐朽视而不见”。

马尔克斯的主题词：“爱情的症状与霍乱的症状相同”，看起来几乎是在暗示哥伦比亚人不能完全区分瘟疫和激情。

自去年2月26日在圣保罗确认第一例新冠病例以来，拉丁美洲的情况格外糟糕。按每百万人死亡人数对世界各国进行排名，只有几个东欧国家看起来更糟糕。但拉丁美洲的超额死亡率数字尤其令人震惊。根据《金融时报》的估计，总体而言，自去年1月以来，美国的死亡率比正常水平高出约18%。对英国来说，这个数字也差不多（17%）。但在巴西，这一数字是34%。

对于习惯于对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进行抨击的西方评论家来说，这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他就像特朗普或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一样，只是更糟糕。但是，当你意识到其他一些南美国家的超额死亡率甚至更糟糕时，民粹主义领导人应对高疫情死亡负责的理论，开始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秘鲁领先（123%），其次是厄瓜多尔（67%）、玻利维亚（56%）和墨西哥（55%）。

这里有一个政治故事，但它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疯狂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擅长将他们自己的人民暴露在病毒中的那种故事。

正如马尔克斯的著名小说所暗示的那样，拉丁美洲在这场疫情中的艰难历程并不新鲜。当西班牙流感在1918-19年席卷全球时，根据尼尔·约翰逊(Niall Johnson)和尤尔根·穆勒(Juergen Muelle)在2002年发表的估计，危地马拉（39%.）和墨西哥（20.6）的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只有非洲、印度尼西亚和南太平洋岛屿的比率更高。相比之下，他们估计美国的死亡率为6.5‰。

同样，根据塞西尔·维布德(Cecile Viboud)领导的研究，在1957-58年的亚洲流感疫情中（在某些方面比1918-19年流感更接近新冠疫情的全球影响）：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死亡率都大大高于全球平均值。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16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国外旅行是上周去的墨西哥城。自从40年前第一次访问这个城市时，我就对它产生了好感，当时我还是一个17岁的孩子，正在进行基于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在路上》中的旅行进行自己的间隔年冒险(gap-year adventure)，虽然并不严格。尽管从那时起，这座城市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但它并没有失去其魅力。

城市中心有一种青翠的、杂草丛生的品质。夏季山区的暴风雨天气使空气出奇地清新。这里的美食对我来说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被叫做mole的巧克力酱鸡肉的疯狂灵感。还有比梅斯卡尔酒(mezcal)更好的开胃酒吗？

然而，当你走在街上时，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疫情对拉丁美洲的打击如此严重。

一方面，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口平均年龄大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非洲的中位年龄是19.7岁，南亚是27.6岁，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31岁。人们肥胖的可能性也比南亚或非洲大得多。墨西哥成人肥胖症的年龄标准化流行率为28.9，与美国（36.2）相差无几。在印度，这一数字是3.9，在尼日利亚是8.9。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卫生保健覆盖率明显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人口老龄化和不健康程度相当高。

译者注：标准化的基本方法是将一标准人口年龄构成比与各种年龄发病率（或死亡率等）相乘，分别得到各年龄组的一个理论发病（或死亡）率。 将各年龄组的理论发病（死亡）率加起来，即为年龄标准化发病（死亡）率。

在世界各地，现在很清楚的是疫情对穷人的杀伤力，大于对富人的杀伤力，对皮肤较深的人伤害大于皮肤较白的人。在拉丁美洲，贫穷往往与皮肤颜色相关。由于这里高度的不平等，因此在许多拥挤的大城市中，有大量出现疾病脆弱人群。

最后，拉丁美洲的疫苗接种情况相当混乱。

在美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现在已经接种了疫苗；在英国和加拿大，这一比例为59%。拉丁美洲的数字要低得多：阿根廷和巴西为22%，墨西哥为18%——不比印度（13%）高多少。即使在疫苗接种顺利的地方（智利：57%），他们所依赖的中国疫苗，也被证明比莫德纳(Moderna)和辉瑞/德国生物技术公司生产的疫苗(Pfizer/BioNTech)效力低得多。

但这些差异不应该被认为是先天的。

要解释它们，你需要了解一下该地区的政治。将问题归结在民粹主义领导人身上是过于简单的做法。的确，巴西有一位右翼民粹主义总统，而墨西哥有一位左翼民粹主义者。

但在秘鲁，掌握权力的是国会，以至于国会将该国过去四位总统中的三位拉下马，包括马丁·维兹卡拉(Martin Vizcarra)，他在2020年被弹劾了两次。尽管其支持率超过50%，但最终被迫辞职。

在厄瓜多尔，列宁·莫雷诺(Lenin Moreno)总统去年的表现也不符合民粹主义的刻板印象，在上个月的总统选举中，他被一位中右翼候选人、亲市场的银行家吉列尔莫·拉索(Guillermo Lasso)取代。在玻利维亚，民粹主义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被赶下台后，这种疫情就爆发了。

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民粹主义者，当你比较她/他们对疫情的反应时也没有什么共同点。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缩写为AMLO）可能是一个来自于人民的人，但他在保护墨西哥人免受病毒或其经济影响方面做得非常少。

与巴西不同，墨西哥人的经济生活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财政支持。当世界其他国家致力于实现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 “净零”未来时，AMLO仍然奇怪地专注于恢复国有石油生产商Pemex在该国能源部门的主导地位。

相比之下，博尔索纳罗被巴西国会强迫大幅增加赤字，同时他又表达了对新冠病毒的看法，这些看法甚至让特朗普看起来像福奇博士一样靠谱。上周，许多城市发生了反对博尔索纳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前总统卢拉因其腐败指控刑事判决最近被推翻，而重新回到政治生活中，使得博尔索纳罗的连任机会受到进一步伤害。

然而，根据3月17日的Datafolha的民意调查，虽然54%的巴西人认为博尔索纳罗对疫情的处理是糟糕或可怕的，但他的支持率仍然远远高于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和费尔南多·科洛尔(Fernando Collor)被弹劾时个位数的支持率。

译者注：安东尼·福奇是美国免疫学家，现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及总统首席医疗顾问。他在对艾滋病和H1N1甲型流感以及新冠病毒等传染病的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福奇被公认为是世界领先的传染病专家之一。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仔细观察，都会发现拉丁美洲的政治到底有多复杂。在大多数情况下，民粹主义的总统必须面对强大的议会机构，其中的既得利益者根深蒂固；有着或多或少独立的司法机构和中央银行；更不用说独立的媒体公司。

拉丁美洲真正的政治问题是，大多数国家的精英们在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独立后的200年里，已经证明她/他们非常不愿意或根本无法解决下层社会的问题。

反复出现的模式是，在长期的瘫痪之后，一个极左的替代方案出现并摧毁了一切，使几乎所有人都变得更加贫穷。这就是曾经富裕的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和马杜罗时期发生的事情。可以想象，如果左翼大腕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周日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击败他的右翼对手藤森庆子(Keiko Fujimori)，这可能就是秘鲁的命运（这种选举将会非常激烈）。

在竞选期间，卡斯蒂略威胁说要重新起草宪法，将关键的采矿和能源部门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并放弃自由贸易。

在拉丁美洲的选举中，卡斯蒂略通常得到内地农村选民、秘鲁原住民、年轻的进步人士、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有组织的劳工——包括秘鲁强大的教师工会的支持。藤森的基本盘则集中在利马大都市地区，而且是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在老年选民、天主教徒和富人中的民调也非常高。她是被囚禁的前独裁者阿尔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女儿，并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他的第一夫人，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被这些选民认为是不合格的。

有时独裁的右派获胜，有时则是激进左派。在后一种情况下，最终，右派恢复了权力，并开始扭转局面。然后，循环往复。

典型的运作机制失灵来自于智利，这个南美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最成功的经济体，其大量的精力很快就会消耗在新宪法的撰写上，我怀疑这实际上不会为较贫穷的智利人带来些什么。

拉美国家喜欢新宪法，但这些宪法很少解决真正的不平等问题，往往使国家灾难性地偏离方向（见委内瑞拉）。为什么智利人要改变他们的宪法，尽管它已经运行得相当好？因为上一部宪法是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独裁统治下制定的，而且也因为在疫情发生之前开始的抗议浪潮，削弱了塞巴斯蒂安·皮内拉(Sebastian Pinera)的中右翼政府的力量。

然而，当我上周末走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时，一个问题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所有这些可能长期以来都是拉丁美洲的真实情况。但是，它最终是否也开始成为美国的事实？

十年前，在一本名为《文明》(Civilization)的书中，我试图说明为什么1500年左右欧洲人在美洲的各种定居方式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产生了如此不同的结果，强调英国殖民主义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土地分配方式的截然不同。征服者和早期定居者最初对土地的抢夺最终建立了拥有大片领土的极小部分有产精英，而在北美洲，随着新定居者的到来，土地继续以相对较小的地块进行分配。

然而，我在书的结尾处提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在某些方面开始类似于拉丁美洲国家：不仅仅是因为来自格兰德河(Rio Grande)以南的大规模移民，而且也因为美国的不平等和美国的体制正在转向拉丁美洲模式。

同样的问题促使亚历克斯·霍丘利(Alex Hochuli)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 《世界的巴西化》(The Brazilianization of the World)的精彩文章。他认为，由于这种疫情，“空洞的国家能力、政治混乱、任人唯亲、阴谋论和信任赤字暴露了国家摇摇欲坠的合法性，现在使富裕和强大的国家看起来像香蕉共和国。”

译者注：香蕉共和国是某一种政治及经济体系的贬称，特别指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有强大外国势力介入及间接支配之国家，名字的由来是这种国家通常是依赖出口如香蕉、可可、咖啡等的经济作物。有关形容词也应用于具裙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已经到了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世界远没有向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理念靠拢，我们有可能向拉丁美洲的狂热梦想靠拢。“唯一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的是金融精英和贪婪的政客。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每个人都耸耸肩。社会的这种缓慢退化与其说是一列失控的火车，不如说是一辆颤抖的过山车，偶尔会有上升的希望，但永远不会脱离轨道”（如果这让你想起了马尔克斯笔下的哥伦比亚，那说明你已经在持续关注这一区域了）。

译者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是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的一部著作，根据他1989年发表在国际事务期刊《国家利益》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扩充而成。福山在书中提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论点称为“历史终结论”。但随着全球民主化的止步不前和民主国家面临的反民主挑战，这一理论受到了众多质疑，福山也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

然而，在我看来，霍丘利所描述的并不是你在欧洲大陆或加拿大会遇到的现象。他真正谈论的是美国。而他所指出的病症也不是巴西所特有的。我认为，一个更好的框架是美国的拉丁美洲化。尽管特朗普对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大肆抨击，但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拉美的人物，具有强烈的考迪罗(caudillo)本能，即便他在1月6日试图进行西班牙语称为autogolpe或自我政变是一场惨败。

译者注：考迪罗，在西班牙语中通常指军政领袖或专政元首，多出现在19世纪拉丁美洲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建国的时期。1980年版辞海中定义为“以暴力攫取并靠暴力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独裁军人”，或“掌握军事力量的独裁政客和向追随者播扬个人崇拜观念的政党领袖”。Autogol，用于拉丁美洲：由一个国家的当选领导人发起或教唆的军事政变，特别是为了建立对国家的绝对控制。

这一进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扭转，将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乌尔比诺斯医生（那些愿意从去年对疫情的灾难性处理不当中吸取真正的教训的人）是否超过那些用马尔克斯的话说，一生都在宣扬她/他们自豪的出身、国家的历史功绩、遗迹的价值、英雄主义、美丽，却对岁月的腐朽视而不见的人。

在马尔克斯笔下的哥伦比亚，“爱情的症状与霍乱的症状相同”。在今天的美国，我想知道新冠病毒的症状是否以类似的方式，与病态的、令人窒息的爱国主义的症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