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el Escribà-Folch, Covadonga Meseguer, 和 Joseph Wright在《外交》发表文章，称在外打工的移民把在富裕国挣的钱汇给国内的亲人，同时把民主化的思想传递给他们，这些因素有效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

侨汇，即移民寄给家乡和家人的钱，长期以来被视为贫困国家发展的动力。但是，尽管人们认识到了汇款的经济效益，但是不能忽略这一举动的政治影响：汇款是反对独裁统治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在国外资金的支持下，封闭社会的公民越来越不依赖专制政府，呼吁改革的可能性更大，移民寄来的钱使基层的反抗成为可能，为民主变革打开了大门。

2019年，世界侨汇总额高达54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国资金来源，超过了国际援助的三倍。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汇款金额反弹也很快。

根据最新的估计，2020年全球侨汇总额仅下降了1.6%，比外国直接投资或发展援助在危机中的表现更好。

汇款在将移民与发展联系起来的作用已得到确认。

当工人从中低等收入国家移民到高收入国家时，他们不仅给自己赚取了更高的工资，许多人还将他们的部分收入直接寄给他们留在家里的亲人，使这些社区的消费能力提升，对人力资本和公共产品的投资增加。移民为迁徙的人和留在家里的人都带来了经济利益。 

在谈到移民的政治影响时，人们的共识较少。在高收入的东道国，反对者和怀疑者指责移民削弱了共同价值观，阻碍了公共产品的提供，反对者往往利用这种说法来煽动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支持反民主的领导人。然而，由于基本只关注移民对东道国的影响，传统的政策辩论忽视了移民在其母国塑造政治结果的方式。

在那里，移民带来的改变很明显：工人的汇款具有民主化的效果。

在政治封闭的社会里，汇款往往是唯一能绕开政府的外国收入来源。这些资金超出了国家的控制范围，促进了抗议活动，破坏了专制策略，使权力的天平向动员民主变革的公民倾斜。简而言之，仅仅是通过让人们流动、工作和分享他们的收入，全球移民可能成为了全球民主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

未能实现承诺的跨国资金援助

其他类型的跨国资金流动，往往未能产生其支持者所承诺的民主化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为全球化欢呼的人预测，外国发展援助，尤其是以政治改革为条件的援助，将是民主的福音。

虽然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十年里，许多过去的专制政府确实在西方捐助者的坚持下举行了多党选举，但外国援助导致民主的结果好坏参半。今天，大多数发展援助通过政府渠道流动，使专制者可以将其转用于自己的目的。即使援助如期到达民间社会组织，国家也常常控制着哪些团体得到什么样的资源。

许多政策制定者还拥护全球市场的改革效应，声称自由流动的私人资本将促进南半球的民主化。这种思想体现在华盛顿的共识中，认为外国投资会刺激经济现代化，放松非民主政府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被赋予权力的个人将反过来挑战国家的权力。

因此，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出现的充满希望的说法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将为民主改革创造条件。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顽固的威权主义，并受到大规模的监控和数字镇压。

在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乐观预测没有考虑到专制政府为自身利益操纵资本流动的能力。外国资金非但没有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民和企业，反而经常被转用于巩固政府的权力。

来自外国公司和援助机构的资金往往也附带着政治议程。私人投资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利用他们的优势进入新兴市场，这些投资者会优先考虑稳定和有利的商业环境，而不是促进政治自由化。

同样，捐助国发放援助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推进民主，而是为了获得与自己外交政策目标相关的让步，想想美国在冷战期间为对抗苏联在南半球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以及最近为争取外国政府的反恐合作行动。捐助国越来越多地利用资金的承诺来限制移民本身，将政策的执行工作外包给移民输出国和过境国的政府。

资助民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富裕国家一直热衷于放宽资本流动，但它们对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保持着严格的控制。然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国际移民的数量在过去20年里已经大幅上升，从2000年的1.73亿上升到疫情开始时的2.72亿，其中近一半的人居住在高收入国家。

移民在先进的民主国家定居时发生的思想交流，本身就可以在其原籍国产生民主化的效果。那些回国的人带来了新获得的价值观，甚至那些留在国外的人也将他们的政治态度传递给家人和朋友。这些“社会汇款”促进了民主价值观和参与，甚至在那些从未离开家的公民中也是如此。

我们的研究表明，将移民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还有资金的交流。汇款直接惠及个人和社区，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专制政府，这是外国援助和投资无法做到的，即使是国际贸易的金融收益，也通常流入政府的国库或忠心耿耿的内部人士。

汇款直接赋予了移民母国要求民主的公民权力。他们实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提供资源来支持政治反对派。组织一次示威游行，哪怕仅仅是抽出时间参加游行，都可能花费不菲，特别是在那些贫穷和政治压迫猖獗的地方。

外部资金有助于降低参与的障碍。通过分析研究机构Afrobarometer在过去20年中对17个专制政府统治的非洲国家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反对派地区的汇款接收者参加抗议活动的可能性超过15%，而没有这种补充收入的公民的可能性不到10%。

怀疑者可能会说，一个高度倾向反对派的地区可以吸引更多汇款的同时，为公开的异议提供肥沃的土壤，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但我们研究了同一地区的政治行为，发现这种联系是成立的。而且，这些好处主要流向了反对派团体，汇款并没有动员住在政权据点的民众。

将我们的分析扩展到全球，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发现。我们研究了过去40年间84个国家的130个专制政权，汇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数据集的信息。汇款导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频率的增加，相当于我们在选举年与非选举年相比所观察到的增长。同时，侨汇减少了支持政府的活动，而这种活动会加强独裁统治。

实际上，全球移民为过去25年中最有可能促成和平民主化的政治行动提供了资金。

促成抗议并不是汇款削弱专制控制的唯一途径，它们还破坏了非民主政府为保留权力而采取的策略。在被归类为选举式或竞争式独裁的制度、甚至是相对没有欺诈的多党竞争中，现任者都是通过购买选票来赢得选举。

他们把目标放在摇摆区的选民身上，以提高对政府有利的投票率。在马来西亚、墨西哥、塞内加尔和津巴布韦等不同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行为。

来自侨汇的收入减少了公民对政府资助的依赖，切断了选举专制国家与其动员的低收入选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对非洲专制国家的研究表明，侨汇对反对派地区的选民投票率影响不大，但在有争议的地区，投票率会减少4%至6%，这足以使天平向着政治挑战者倾斜。

在我们的全球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侨汇减少了对现任专制者的选举支持。尽管在选举前后，侨汇收入的增加会加强国家经济，这一趋势有利于现任者，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选民会倾向于支持现任领导者。

反动派拥有更丰富的资源，而支持者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不断减少，这两者的结合正在破坏独裁政权的稳定。在世界各地，大量的汇款与更强大的公民社会和更自主的反对派息息相关。

这些进程共同描绘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外国收入与民主化之间的全球格局。通过侨汇实现的政治自治帮助引导民主过渡，如2000年塞内加尔结束一党执政，2016年冈比亚执政20年的总统在选举中意外败北。

减缓专制主义的步伐

移民和汇款为弥合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种思路并不依赖于经济一体化的可疑能力或西方外交政策倡议，来改变独裁政府，与其他形式的跨境资助不同，侨汇是分散的，个人控制着这些资源。由他们的移民亲属提供部分资金的中低收入国家的公民，正是那些抵制独裁统治，并实现民主变革的人。

现在，专制主义在全世界都处于攻势。但是，移民可以在减缓其前进速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那些既接受移民又在国外倡导民主的国家政策制定者，必须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

驱使人们迁移的压力在未来几十年内只会加速。预计人口增长的不均衡分布——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持续崛起，而欧洲和美洲的人口停滞不前或下降，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移民。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将迫使更多的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在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开始。但是，当这些新移民把钱寄回他们的家人、朋友和社区时，推动了他们离开的地方的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