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袭来，使得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暴露了严重的医务工作人员短缺问题。在此期间，为数众多的移民身份医生投入到抗疫的一线工作，甚至其中有很多人因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现行的一些美国签证政策却将一些原本以临时居留身份停留在美国，并且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工作人员挡在了美国的国门之外。
在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的移民政策改革立法工作，这里面也涉及到将为4万名临时身份的医护人员提供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的途径。
6月2日，《卫报》（The Guardian）撰文《移民医生填补了美国医疗保健的空白——但签证规则让生活变得艰难》（Immigrant doctors fill US healthcare gaps–but visa rules make life tough）报道了这样一群移民医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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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起，里沙布·古普塔(Rishab Gupta)开始在美国开启自己的生活，他在纽约完成了住院医师的实习，去年与妻子万迪塔(Vandita)搬到波士顿居住，在那里他还获得了神经精神病学奖学金。但当古普塔飞回印度照顾他即将病危离世的母亲时，正值今年早些时候印度爆发了毁灭性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知道自己要把这种生活抛在脑后了。
古普塔在他的故乡卢迪亚纳（Ludhiana）时，对我们说“我别无选择。 我知道这是一个风险，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的母亲，她与死神勇敢地战斗了一番，但是很可惜没有办法可以救下她。”在悲痛之余，古普塔现在仍与留在波士顿的妻子万迪塔无限期分离。
由于印度疫情的爆发，拜登(Joe Biden)总统今年4月下令禁止大多数印度人前往美国。印度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已超过1000万，至少10万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拜登总统的旅行限制令让许多像古普塔这样的人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美国行医所依赖的签证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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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普塔持有的是J-1签证，用于发放给许多像他一样的外国医生，但该签证不能免于旅行禁令，即使他要申请旅行禁令的豁免，他的签证也需要首先在美国驻当地大使馆重新验证（是否符合入境豁免规定）。随着领事服务因疫情加重而减少，可用的签证预约机会非常少。但是像古普塔这样的外国医疗工作者和他们的支持者说，如果他们有更永久和更灵活的签证，他们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在过去一年里，外国医生（在美国）所发挥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当时有如此多的外国医生在美国的抗疫工作第一线作战时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在超过3,600名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医务工作人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移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安全网医院和诊所服务。
加美译注：根据《卫报》2021年4月8日的一篇跟踪记录报道《Our key findings about US healthcare worker deaths in the pandemic’s first year》，记录了自2020年3月中旬开始，截止到2021年4月7日为止在美国抗疫过程中献身的医务工作人员，其总数超过3,600人，其中1/3以上为移民。
根据该报道，在这一年中牺牲的医务工作人员中，有超过1/3的牺牲者为移民，其中有记录她/他们国籍的人数为 983人。
以下表格为《卫报》有统计信息的，在美国疫情中牺牲的移民医务工作人员的国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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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
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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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美国） |
6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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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nes（菲律宾）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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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墨西哥）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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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ti（海地）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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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eria（尼日利亚）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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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印度）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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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yana（圭亚那）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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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a（古巴）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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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ica（牙买加）、Pakistan（巴基斯坦）、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国）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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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na（加纳）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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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埃及）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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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ladesh（孟加拉国）、Cameroon（喀麦隆）、Colombia（哥伦比亚）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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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泰国）、El Salvador（萨尔瓦多）、Kenya（肯尼亚）、Italy（意大利）、Trinidad & Tobago（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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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ador（厄瓜多尔）、Iran（伊朗）、Liberia（利比亚）、Peru（秘鲁）、Romania（罗马尼亚）、Argentina（阿根廷）、Canada（加拿大）、Poland（波兰）、Vietnam（越南）、England（英格兰）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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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 Kitts and Nevis（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Burma（缅甸）、Barbados（巴巴多斯）、Ethiopia（埃塞俄比亚）、Nicaragua（尼加拉瓜）、Angola（安哥拉）、Grenada（格林纳达）、Portugal（葡萄牙）、Ukraine（乌克兰）、Australia（澳大利亚）、Germany（德国）、Jordan（约旦）、United Kingdom（英国）、Syria（叙利亚）、Russian Federation（俄罗斯）、Fiji（斐济）、China（中国）、Micronesia（密克罗尼西亚）、Belize（伯利兹）、Albania（阿尔巴尼亚）、Israel（以色列）、Taiwan（中国台湾地区）、Turkey（土耳其）、Japan（日本）、Venezuela（委内瑞拉）、Guatemala（危地马拉）、Cambodia（柬埔寨）、Macedonia（马其顿）、Ivory Coast（科特迪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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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卫报》
然而，移民医生面临的斗争早在新冠肺炎之前就开始了。J-1和H-1B签证持有者往往受制于雇主，无法轻易换工作，更不用说在等待绿卡的数十年时间里在美国境内随意更换居住地点了。绿卡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与此同时，这些医生对美国医疗体系的运作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医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的数据，到2033年，美国将面临至多13.9万名医生的短缺。尽管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医生来到美国接受医疗培训，但由于现行移民法规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无法长期留在美国。
不过，国会提出的一项最新立法提案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并为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吸纳紧缺的医生，这一群体留在美国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在参议院由13个两党议员共同提案的《医疗保健劳动力弹性法案 》(S.1024)（The Healthcare Workforce Resilience Act，S.1024），将为4万名外国医疗专业人员提供获得绿卡，或称美国永久居留权。由于永久居民不受印度旅行禁令的限制，目前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作用尤其明显。
但是，除了美国永久居留权对外国医生在美国的生活产生的人为因素影响之外，立法倡导者说，这对于解决美国卫生系统中的医务工作人员短缺的现实将至关重要。
移民律师格雷格·西斯金德(Greg Siskind)说，“他们未来可能会去往我们的竞争对手之一，比如澳大利亚、英国或加拿大，这些国家都喜欢接纳那些受过美国医疗体系培训的医务工作人员”。作为国际医学毕业生工作组(International Medical Graduate Taskforce)的一员，他过往的工作经历没少为外国医生做移民和签证的事务辩护。
这种移民可能会浪费美国的税收——从事医疗工作的永久居民，工资由医疗保险补贴，无论他们的国籍是哪里。
西斯金德还表示:“当这些医生被赶出这个国家时……基本上就意味着，美国在资助那些对手国家，原本这些国家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国家的医生。”西斯金德还担心，旅行禁令将使今年夏天约2,000名受训医生无法顺利在美国开始实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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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农村地区，医生短缺尤其严重。因此，尽管许多共和党立法者普遍存在反移民情绪，但S.1024号提案得到了代表农村和大型医疗服务机构资源十分欠缺的那些地区中，来自共和党参议员们的大力支持。
认识到外国医生在农村社区发挥的作用并不新鲜。过去10年里一直住在密苏里州Poplar Bluff的肾病学家拉古维尔·库拉(Raghuveer Kura)说，2019年他因为签证问题被困在加拿大时，由于得到了当地州政府的支持才回到美国。
库拉是美国医疗保健医生（Physicians for American Healthcare Access）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因签证问题无法回到美国时，曾这样跟官员诉说：“如果我无法在3天之内赶回Poplar Bluff，那么将有人因为医院里没有人为病人做透析而死去。而我能不能回去，决定权在于您……”。
库拉认为在密苏里州，S.1024号提案是由当地参议员罗伊·布朗特(Roy Blunt)等资深共和党人共同发起的，这一事实表明，外国医生的贡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不过，他也认识到仍有一些人反对这项立法。
库拉说“乔希·霍利(Josh Hawley)和其他人搞不明白状况”，他指的是密苏里州的初级参议员。他接着说道，“他们认为我们在这里会抢夺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事实是没有人在抢工作。我们正在提供服务。如果这些国际医生不在这里，谁来照顾这些病人?我们想帮忙。”
西斯金德认为，S.1024号提案无论从道德上还是现实上都应该获得通过，而且它可能成为拜登执政期间的第一个通过立法并成为公共法律的移民法案。
他说，“作为美国人通过这项法案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实际上也符合那些真正应该得到救济的人的利益……这是双赢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投资这些国际医生，他们为那些比任何人都更加需要医生的人群提供服务。”
尽管库拉的绿卡意味着他不受旅行禁令的限制，但他仍然担心如果他现在去印度，如果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会被困在那里。这是他作为一名医生出于对他本人所服务的社区具备的天然责任感而产生的担忧，并突显了美国医生短缺的严重程度。
他非常担心出行，他说：“在（回到Poplar Bluff的时候）长达10天的时间之内，我什么其他的事情也干不了，因为我要给90名病人挨个做透析。我需要独自照顾整个医院（的透析患者）。”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