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中国官方宣布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这是中国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大变革。彭博社专栏作家大卫·菲克林(David Fickling)撰文，分析该政策的挑战，他认为，不解决儿童保育、学校教育和育儿假提供资金等问题，不改变劳动力、财产法和家庭中的态度，使女性不再承担养育家庭的所有负担，人口下降的危机很难仅仅通过放开三胎解决。以下是他的文章：

如果中国希望通过将每个母亲的最大子女数从两个提高到三个来避免人口下降，它将会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是因为生育率的下降，一旦开始，往往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很少有国家能够阻止，更不用说扭转。在2009年生育率下降到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以下的85个国家中，只有突尼斯在10年后设法恢复到更替水平以上。所谓的 “更替水平”，是指低于这个水平，人口就会开始下降。

即使是这样的成就，也可能是统计问题造成的，而不是真正的政策成功。随着教育水平和就业前景的改善，女性倾向于在生命中晚些时候生孩子。在人口结构转变的早期，由于女性等待生育的时间较长，这可能会大幅压低生育率，然后随着她们在30多岁时赶上生育的班车，这会导致出生率的适度上升。

像北欧的生育率下降和美国的西班牙裔女性所谓的高生育率这样多元的明显现象，很可能是晚生孩子而不是少生孩子的结果。例如，一旦完成向晚育的转变，欧盟的出生率在一代人中几乎没有变化。

三胎政策在这方面肯定会有帮助。鉴于每个母亲的生育替代水平为2.1，如果你不能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按照定义是不可能稳定人口的。不过，除了人口政策之外，还有一些原因使中国可能很难引发婴儿潮。

考虑一下该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日本和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这些亚洲 “四小龙”的婴儿数量少得惊人，以至于有人创造了 “超低生育率”一词来描述它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的国家生育率排名中，这四小虎和澳门一起占据了全球倒数第五位，日本也相差不远。

有证据表明，这不仅仅是造成欧洲生育率放缓的延迟生育问题。根据维特根斯坦人口学和全球人力资本中心的萨姆·玄·尤(Sam Hyun Yoo)和托马斯·索博特卡（Sobotka）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韩国自2000年以来的持续下降，反而是由女性拥有更少或没有孩子所造成的。

如何才能扭转这一局面？

正如我的同事克拉拉·费雷拉·马克斯(Clara Ferreira Marques)所写的那样，减少养育孩子的人力和财政成本将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不仅要为儿童保育、学校教育和育儿假提供资金，还要改变劳动力、财产法和家庭中的态度，使女性不再承担养育家庭的所有负担。

中国在宣布三胎政策的同时，也宣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但目前还不清楚其所承诺的甚至已颁布的变革是否足够。日本有一些世界上最慷慨的陪产假政策，试图让父亲更多参与照顾孩子，但只有约3%的男性会休假。

摆脱建立在房地产不断循环投资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可能也有帮助。中国的主要城市，其房地产每平米的价格与更富裕的全球城市一样昂贵，对于养育大家庭来说这里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

对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如果有正确的激励措施，世界上大多数人似乎都想生两到三个孩子来长期平衡人口。唯一的问题是，领导层是否会有所需要的足够洞察力来改变近五十年来的反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