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作者 Benjamin Wallace-Wells的文章，报道了曾是以色列坚定捍卫者的著名犹太作家和学者彼得 · 贝纳特的思想转变过程。
在围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未来的斗争中，通常认为双方的敌意不只是由来已久，而且会永远继续下去，而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却是少有的正在努力想从困境中解脱的人。
作为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坚力量和左翼支持者中伊拉克战争著名支持者，他既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编辑，也是有线电视新闻的常客。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重新考虑这些立场。
去年夏天，他决定要和以往彻底决裂。
一
“如果巴勒斯坦人没有权利回到他们的家园，”他写道，“我们也没有。”
贝纳特在为《犹太潮流》撰写的一篇长文中写道，“痛苦的事实是，像我这样的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计划，让巴勒斯坦人的国家与犹太人的国家分离，已经失败了。”
他呼吁有关各方，努力在中东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以保护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权利。5月11日，随着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暴力升级，贝纳特发表了第二篇文章，认为犹太人返回家园的权利也应该适用于巴勒斯坦人。
“如果巴勒斯坦人没有权利回到他们的家园，”他写道，“我们也没有。”
两天后，巴勒斯坦裔的左翼女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与几位进步派同事在众议院谴责以色列最近的行动时，援引了贝纳特的话。
参与这些辩论的人都没有漏掉这些话其中的含义：他这一代最有影响力的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再相信在中东会有一个完全的犹太国家。
彼得·贝纳特倒戈了。
贝纳特今年50岁，已经在上西区一个定义明确的正统犹太社区生活了十年。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和他在世纪之交第一次成为公众人物时差不多，同样密密麻麻的黑发，光滑的皮肤，宽大的五官，也还保留着从很年轻时就开始辩论非常严肃的问题时，那种认真、略带正式的态度。
贝纳特在为不久前去世的父亲——一位反种族隔离的南非犹太人念卡迪什(Kaddish，犹太教的一种祈祷文)，因此每天去两次犹太教堂，每天早上花一个小时学习《塔木德经》(Talmud，犹太律法﹑思想和传统的集合之作)。
在这个社区里，他觉得宗教比政治上更让自己感到舒适。不久前的一天，他正在步行去犹太教堂时，一个男人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彼得·贝纳特。他回忆说，“我像个十足的白痴，心想，‘哦，是啊，你能认出我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人说，‘你的政治观点就是狗屎。’”
几年来，贝纳特一直是一个逾越节项目的驻院学者（注，逾越节是犹太教节日，纪念上帝在杀死埃及一切头胎生物，并杀死埃及人的长子时，放过了以色列人的长子而去），这个项目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大多数正统犹太人会前往为庆祝活动而租用的酒店，进行演讲和宗教仪式。
“就像犹太人疯了一样，聚在一起就是祈祷，吃饭，讨论他们要吃什么，”贝纳特说。“我非常喜欢。真是太美妙了。”
在一次活动中，有传言称伊万卡·特朗普也在场。另一年，贝纳特的一本书出版了，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消息传开了，最终贝纳特得知有人发出了警告，说“如果贝纳特去了，而你又不想让我退出，你就得确保我永远不会看到他。”
“我真是个让人倒胃口的家伙，没人愿意来，”贝纳特有点多愁善感。“他们想恨我就恨吧，可他们仍然是我的同胞。”
二
这一经历使他想到，当一个犹太人告诉一个巴勒斯坦人放弃返回家园的梦想，到底是多么虚伪。一边是圣殿，一边是浩劫。在加沙，人们都不需要通过几千年前的过去，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难民。
即使按照以色列的标准，最近的敌对行动升级也发生在一个结合异常紧密的地区。
危机始于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社区，起因是一宗威胁要驱逐6个巴勒斯坦家庭的法庭案件，结果不仅向外扩散到天空和占领区，而且向内扩散到以色列的民族混居城市。
在特拉维夫郊区卢德，以色列的阿拉伯裔抗议者向一所犹太学校、一座犹太教堂和其他企业投掷石块并纵火，一名犹太男子开车时被石头砸死，一名阿拉伯以色列人被枪杀。市长呼吁进入紧急状态，称正处于内战的边缘。在巴特亚姆，一群犹太极端分子殴打一名被他们从车上拉出来的阿拉伯司机，正好被以色列新闻摄制组捕捉到。在拉姆拉和希布伦还发生更多事件。暴徒袭击了平民或警察，有一次还袭击了公共广播公司的新闻工作人员。
周五，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埃及的斡旋下达成了停火协议，暂时停止了暴力。但事实上，战争并没有局限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而是迅速蔓延到以色列境内，这使得几十年来试图划分两个国家(中间有一条绿线)的政治努力突然变得牵强了。
“事实上，暴力在绿线内的所有这些民族混居城市爆发，我认为，这让很多犹太人感到震惊，”贝纳特通过Zoom说，“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可能不那么震惊，因为它只是提醒我们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
放弃两国方案是一个悲观的主张。这意味着，为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创造政府，并引导另一个民族(以色列人)历史的项目，已经有数百万人和许多国家已经投入了几十年，却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
贝纳特说，他是在去年春天正值2020年大流行时期才想到这一点的，他在质疑两国方案的可行性，但又想不出另一种选择。
“所以我开始阅读，”他说，包括许多巴勒斯坦作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阿里·阿布尼马(Ali Abunimah)、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
他看到了2000年的一次采访，在采访中，赛义德，出生在受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在以色列成立前十多年，宣布自己是最后的犹太知识分子，将自己与以色列和美国那些心满意足的郊区乡绅区分开，那些人已经失去了无国籍和被边缘化的感觉。
“这样的心态！”贝纳特感慨道。
他认为，这些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原来是冲突的 “深度读者”，类似于美国黑人作家对美国历史的洞察力。“就像白人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可能选出特朗普，而美国黑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如果你和许多犹太人谈起另一个纳克巴（1948年70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的想法，他们会说，哪门子来的诽谤？你和巴勒斯坦人交谈，他们会说，嗯哼。当然。”
贝纳特把自己藏在西区，带着他的书，可以在一个更冷静的环境中考虑巴勒斯坦的事情。他注意到这些作家的“慷慨”，以及他们对犹太人经历的同情。但他也注意到，这些作家对巴勒斯坦历史的描述具有深刻的延续性。
“他们说纳克巴永远不会结束，”贝纳特说。
今年夏天，他在圣殿被毁日（注，是犹太教一年一度的禁食日，纪念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的被毁）祈祷，，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犹太人会想象自己在耶路撒冷陷入火海时离开它，并想象着希望通过回归来救赎。
这一经历使他想到，当一个犹太人告诉一个巴勒斯坦人放弃返回家园的梦想，到底是多么虚伪。一边是圣殿，一边是浩劫。在加沙，人们都不需要通过几千年前的过去，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难民。
贝纳特说，“我们对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们认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教会他们的孩子记忆，这种想法有点荒谬。”
贝纳特的思想有时带有一种总结性的张力。
他说，很少有美国犹太人认识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维持相对的秩序，为以色列提供了怎样的服务。
“我确实认为，我们可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终会崩溃，而以色列控制数百万缺乏基本权利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会增加，这让我感到有些恐惧，”他提到了一个大学时的好朋友，他在哈马斯的一次公共汽车爆炸中丧生。“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被杀害。但我认为，想要以低成本永远控制数百万缺乏基本权利的人是不现实的，会成本越来越高。我认为，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它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
他回顾说，由于反种族隔离的抵抗，南非在1985年宣布了部分紧急状态。贝纳特说，“这基本上是南非的一种起义，但它从未结束。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这一切永远不会结束，会发生什么?”
三
“奥巴马很早就认输了，”贝纳特说。
贝纳特的作品在主题上经常围绕政治权力展开，他的生活也是如此。
虽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常去家人来自的开普敦，但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长大，父亲是那里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学教授。他的父母离婚后，来自地中海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家庭的母亲，嫁给了罗伯特·布鲁斯坦。布鲁斯坦创办了耶鲁保留剧目剧院(Yale Repertory Theatre)和美国保留剧目剧院(American Repertory Theatre)。
即使以剑桥终身教授的标准来看，贝纳特的学术道路也是辉煌的，白金汉·布朗与尼科尔斯学校(Buckingham Browne & Nichols)、耶鲁大学、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之后他搬到华盛顿，在《新共和》工作，这份杂志的杰出人物马蒂·佩雷茨和利昂·维塞尔蒂埃，都一直致力于犹太人的经历和以色列的事业。
几年之内，贝纳特还不到三十岁，就被任命为《新共和》的编辑，并继承了《新共和》的普世主义和部落事业之间的特殊纠葛（注，这里的部落似乎是指部落主义）。
贝纳特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本犹太杂志。你可以把它比作天主教的《国民评论》。当然，它也是一本重要的艺术和政治的综合杂志，你可以同时拥有这两种身份，并将犹太人的身份作为前线和中心，就像对马蒂和利昂那样，对我来说，这表明犹太人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
但随着克林顿时代让位给布什政府，新共和杂志和贝纳特本人都占据了一个更具体的位置，成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著名自由干涉主义者。
2006年，贝纳特出版了《正义之战：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并且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赢得反恐战争，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回忆道，“克林顿和希拉里都来参加了书展。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一本伟大的书。它不是。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说了一些对民主党政客有用的话。”
他说，这些政治家“担心民主党患上了越南综合症，在外交政策上处于守势，而我的书是关于重新获得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
贝纳特在今年冬天的时事通讯中指出，与他同时代的几位人士，其中大多数是信誉良好的X一代自由派人士，现在正在管理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贝纳特之前的几年，托尼·布林肯开始在《新共和》工作，他现在是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也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贝纳特曾经面试过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个职位，这个智库是米歇尔·弗洛尼创建的，他是拜登的国防部长候选人之一。贝纳特并非注定要离开类似的轨道，他申请了奥巴马政府的工作，并可能留在华盛顿。但时机不对。
在小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内，随着对伊拉克的干预恶化，贝纳特认为，他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个框架“基本上搁浅了”。
以色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奥巴马早期在定居点问题上挑战内塔尼亚胡的努力没有效果，即使在他自己的党内也是如此，而J街(J Street)新生的左翼犹太游说团体，也没有强大到支持他（注，J Street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性自由主义倡导组织，其宗旨是促进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和平和外交的方式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奥巴马很早就认输了，”贝纳特说。
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中傲慢特征的书，书中他对自己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立场提出了批评，这本身就是与华盛顿的悄然分裂。2009年，贝纳特在纽约城市大学新闻系获得了一个终身职位，全家搬到了纽约。
在华盛顿那些似乎准备好执掌世界的年轻自由主义者中，他是一个离开者。
四
仰望着定义了美国犹太建制派对以色列承诺的婴儿潮一代，也俯视着将巴勒斯坦事业视为人权问题的千禧一代进步派犹太人。
像贝纳特这种在华盛顿机构中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常常因为他们的可变性而受到谴责。但是，从近处看，他们往往也有好处，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
贝纳特与美国主流犹太机构的疏远，始于2012年出版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他在书中预测，日益强硬的正统派犹太人社区（其人数因高出生率而膨胀），与越来越少地依附于以色列的同化自由主义者之间即将出现分裂。
贝纳特既是正统派，又是政治进步派，是那一代犹太人中少有的同时涉足两个阵营的人（注，正统派是犹太教三大派别之一，属于保守派别，反对节育，所以很能生孩子）。
但他愿意公开改变对伊拉克的看法，也为他在奥巴马政府中赢得了一些信誉。
奥巴马的长期外交政策助手本·罗兹说：”当我在政府工作时，彼得的全部世界观，肯定会让我质疑我们用来描述巴以冲突的那种语言的适用性，质疑把信心放在与像内塔尼亚胡这样、对解决这一冲突毫无兴趣的人的谈判中的功效，以及美国的援助可能被用于、我们应该越来越不舒服的目的所引起的道德问题。”
罗兹最近上了贝纳特的播客，发表了一些批评以色列的言论，这导致特朗普的国务卿庞皮欧，指责身为半个犹太人的罗兹持有反犹观点。
罗德斯告诉了贝纳特。“他不是太同情我，”罗兹说。“他好像是说，这就是代价。”
在当前的冲突中，贝纳特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承前启后的X世代（generation – x，指1965年～1980年出生的人）的位置：仰望着定义了美国犹太建制派对以色列承诺的婴儿潮一代，也俯视着将巴勒斯坦事业视为人权问题的千禧一代进步派犹太人。
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赛义德现代阿拉伯研究教授、历史学家拉希德·哈利迪，本周早些时候说，他认为贝纳特思想的演变，与年轻左派人士和一些进步政治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同看法有关。他说，哈利迪自己的本科生，尤其是那些有犹太和穆斯林背景的人，“对以色列更有批判性，对巴勒斯坦人的观点更开放”，这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
“他们没在读犹太潮流（注，一个进步的，世俗的犹太左翼季刊和新闻网站），”70岁的哈利迪说。“而是通过图像。”
他提到了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以色列武力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一个主要巴勒斯坦居民区）的一对兄妹，他们拍摄的社区困境视频已经在全世界分享。
“他们是非常有效的沟通者，”他说。
据哈利迪说，贝纳特的意思是，年长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这些老一辈人看来，以色列许多陈腐和老掉牙的作法已经不再奏效了，彼得的转变反映了这一点。”
哈利迪离开我的Zoom几分钟后，以色列政治评论家丹尼尔·戈迪斯(Daniel Gordis)进入了，他看上去和那位历史学家一样疲惫不堪，站在一座同样宏伟的图书馆前。除了本月在以色列发生的热战，还有一场冷战，由疲惫的知识分子在满是书籍的家庭书房中展开。
戈迪斯在政治上是与贝纳特相对的右翼，2017年曾与贝纳特共同主持过一个播客，就冲突和以色列的未来进行了辩论，之后他谴责了贝纳特最近的转变。
“我们可以讨论政策，也可以讨论是谁的错，但一旦你停止说犹太国家是一个合法项目，那你就越界了，”戈迪斯告诉我，果断地耸了耸肩。
尽管如此，他对贝纳特的看法还是很有幽默感的。
“在每一个小社区，如果喝上几杯，你就会谈论宇宙中不可估量的事物——上帝存在吗？”戈迪斯说，在他的社区里，“人们会说，彼得·贝纳特真的相信吗？”
戈迪斯认为贝纳特可能正在期待一场政治变革，可以称之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效应（注，这位是美国民主党年轻女参议员，属于民主党内的左派），并针对这个事情调整他的观点。
“我认为彼得寄希望于一个大家努力甚多也非常进步的世界，”戈迪斯说。“但我不认为这个世界真的存在。”
戈迪斯自己的孩子都30多岁了，“如果我看看我的孩子这一代，或者比他们更年轻的美国人，他们已经不再那么在意了。”
五
“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纠结这个问题，还是感到内疚。我确实认为，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帮助压迫巴勒斯坦人而受到严厉的审判。”
当我在最近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找到贝纳特时，他看起来与这些紧张的研究完全不同。当时是在上西区的客房里，他的妻子是一名律师，正在公寓的另一边工作。房间里很明亮，一扇窗户开着，微风从华丽的窗帘中轻轻吹过。
贝纳特准备为七七节（注，犹太的传统节日之一）假期离线两天。我突然想到，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一直在以一种新的模式进行写作：他的两篇《犹太潮流》的文章，并不是关于一个统一的巴以国家如何运作的详细政策论证，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漫长的过程，而是证明它在道德上是必要的。
贝纳特似乎对这一点很满意。他说，塔·内西·科茨（Ta-Nehisi Coates，美国非裔作家和记者）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赔偿案例”，没有深入探讨如何支付赔偿的细节，也没有深入探讨如何说服美国白人（注，这里应该是指美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是否应该向全体黑人赔偿的讨论）。
“那不是他的路线，”贝纳特说。“他只是介绍了为什么这是正确的。”
他很高兴地发现，爱德华·赛义德在晚年曾设想过一个犹太身份很重要的双民族国家。贝纳特说，“我不会写任何关于冲突或局势的东西，而很多巴勒斯坦人已经很久没有写过这些了。我想，如果我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试图找到一个犹太话语来讲述这些故事，并运用这些事实。”
贝纳特说，多数以色列犹太人很少有时间考虑他这样的想法。如果这些想法真要产生影响，很可能是那些更年轻、更进步的美国犹太人。
从表面上看，这种转变的前景黯淡。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场冲突的民族主义特征，或许预示着美国犹太人的未来将更加右翼，其组织将由“所有这些本·夏皮罗(Ben shapiro，美国犹太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和媒体主持人)”来领导。
拜登本人在对上周的暴力事件作出回应时，强调了以色列自卫的权利。贝纳特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在2020年总统初选期间，贝纳特认为，从进步的角度看，拜登在以色列问题上的记录“令人担忧”，迈克尔•布隆伯格给他带来了同样的困扰。
“拜登基本上只是把以色列视为一个国内政治问题，”贝纳特告诉我。他对布林肯和苏利文更失望一些。
罗兹告诉我，他认为有些在拜登政府工作的人有不同的个人观点，但他们是在追随自己的老板。
贝纳特说，他的同僚们现在是总统的助手，“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纠结这个问题，还是感到内疚。我确实认为，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帮助压迫巴勒斯坦人而受到严厉的审判。”
六
如果我们基本上总是处在大屠杀的边缘，那么你唯一的义务就是活下去。你不必承担如何对待他人的道德义务。
贝纳特说，从远处看，美国的犹太人机构就像一个城堡。他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政策会议上找到了自己想描述的画面：“一半的国会议员都在那里，他们发表了基本相同的演讲，他们都吃着犹太食品，这就像是庆祝我们到来的方式。”
贝纳特曾在美国主要的犹太组织中走过足够多的闭门羹，以至于相信对以色列行为的道德性存在着普遍的私人疑虑。他说，“这个城堡从外面看是如此强大，实际上我认为它比人们有时认识到的要脆弱得多。”
在贝纳特看来，让它凝聚在一起的是一种永恒的恐惧。
他回忆起他的外祖母，她在亚历山大出生时是犹太人，后来在开普敦成为南非犹太人。她坚定地告诉他，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以色列。
他说，“我真的认为这个故事中有很多东西是悲剧性的，对美国犹太人来说，大屠杀和以色列都是间接的经历。”
塑造老一辈人的是一场关于权力的情绪化争论，贝纳特认为这一争论源自《旧约全书》中的以斯帖。“以斯帖是王后，所以她有权有势。她的人民面临种族灭绝，然后她用她的权力和特权拯救她的人民。因此，我认为占主导地位的犹太人思维是，我们是以斯帖，接近权力，就在国王的耳边，是美国的超级大国。我们通过使用我们的权力，来确保没有另一次大屠杀，从而赋予我们在美国的成功以意义。”
这些情绪已经超过了造成这些情绪的危机。贝纳特说，剩下的就是“我们一直处于1938年的情况”。
问题是，他接着说，“如果我们基本上总是处在大屠杀的边缘，那么你唯一的义务就是活下去。你不必承担如何对待他人的道德义务。所以它给了你巨大的许可去做任何事情，因为（你会认为）基本上，巴勒斯坦人就是原始纳粹。”
贝纳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这些情绪作斗争，他看到了压制这些情绪有多么困难。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你放弃权力，就会陷入深渊，”他告诉我。“我也有这些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