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外科医生Adam Lee Goldstein 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尽管陷入战争的人们被仇恨和暴力淹没，然而在后方，不同背景的医护人员抛下种族和宗教成见，团结一致救治伤患。
星期二深夜，我正在沃尔夫森医疗中心的办公室里工作，我是该医院的创伤外科主任。太阳早已落山，突然，警报器响彻特拉维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以色列首都）的每个角落，警报称说有火箭弹正在向我们飞来。
我们的医院位于城市的南部边缘，在一个充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工人阶级社区里，居民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前苏联国家的新移民。从医院的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平静的、程序化的声音：“红色警报，请尽快远离窗户，进入受保护区域。”
我沿着内部楼梯跑到急诊室，在那里等待着。几分钟后，我听到了爆炸声，有些听起来很遥远，有些听起来就在我们头顶上，这是以色列的铁穹反导系统在天空中引爆火箭弹的结果。
过了一会儿，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走到外面，来到救护车进来的入口。这里的医护人员大部分是志愿者，有的只有15岁，他们穿着防弹衣，戴上头盔，跑向救护车，抓紧时间赶去救人。有人告诉我，附近街区的一辆公共汽车被击中，有人员伤亡。医院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只有几分钟的准备时间来应对即将涌入的人群。
医生、护士、放射科技术员、运输技术员、血库和社会工作者被召集到急诊室，手术室也通知到了。在一个小时内，有40多名伤患到达，其中四人情况危急，三人需要立即手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整个医院都在努力检查和治疗伤员。人们清理伤口，固定骨折，竭尽所能救治伤患。
凌晨3点，我离开手术室，回到了急诊室。一切都已经开始恢复正常。当太阳升起时，我们的创伤小组对我们的病人进行了检查。我被紧急叫回了手术室，因为有一个病人还在流血。
我打算完成这位病人的治疗后，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上几个小时，也许还有时间给我自己刮个胡子（妇科的一位同事给我找了一把剃须刀）。但首先是汇报工作时间，全体员工聚集在一起，讨论我们将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以及在下次发生大规模伤亡事件时如何更有效率地救治伤患。
当我环顾我的同事时，我不禁注意到我们团队的多样性。从创伤中心到住院病房再到手术室，这是一个由阿拉伯人、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鲁兹教徒（我肯定还有别的背景的人），组成的团队。（德鲁兹教是受希腊哲学、基督教、穆斯林教影响衍生出来的独立教派，主要受众是阿拉伯人）
在上周与加沙的冲突不断上升的同时，以色列的犹太公民和阿拉伯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到处都有暴力骚乱，犹太极端分子把阿拉伯人从车上拉下来，阿拉伯人也对他们的犹太邻居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企业和房屋被毁，警察使用了更多的暴力来控制暴力。
而我们也一直在治疗这些冲突中受伤的人。在街上互相厮杀的群体突然被限制在我们的急诊室墙里。当他们到达时，一个穿着犹太教的衣服，下一个人也许是阿拉伯人。我们的一名阿拉伯护士会去治疗一名受伤的犹太妇女，一名犹太实习生要检查一名被橡胶子弹击中胸部的年轻阿拉伯男子，一位阿拉伯专家检查了被殴打的犹太男子的伤口，犹太清洁工人帮助一位阿拉伯男子穿上了医院的长袍，一名犹太护士为一名阿拉伯男孩清理了额头上的血迹。
为了帮助涌入的病人，我们的一位阿拉伯居民从卢德开车来到医院，这个城市最近几天发生了最严重的社区暴力事件，建筑物被烧毁，窗户被砸碎，数百人受伤，当这位居民开车穿过街道时，可能会遭到极端分子的袭击，但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救治摆在他面前的任何伤患，第二天在卢德，他妻子的车被人放火烧了。
沃尔夫森医疗中心不是以色列最大的医院。由于缺乏资金，它的外墙可能已经40年没有粉刷过了。但对我来说，它代表了这个地方的一切美好和可能。在目前这场灾难之前、期间和之后，我们是以色列最多样化、历史最悠久，也是最被忽视的人群的医院。我们培训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居民，包括来自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在这里，我们提供免费的医疗（即公费医疗），以最高的医护标准服务任何有需要的社区的理念，在这个地方，就像它的混凝土墙一样重要。
在上周的两天半时间里，我们接收了100多名因导弹、坠落的弹片或街头暴力而受伤的人。我不知道这周会发生什么，不管是什么，我都对这里的团队感到无比的自豪，他们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时候进入工作状态，愿意牺牲自己来帮助，做任何需要的事情。
在未来的日子里，几年和几十年里，我希望现在在这家医院屋檐下发生的事情——无私、谦卑、团队合作、多样性和相互尊重，能够成为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地区的典范。如果邻舍之间不能一起工作，不能像我每天晚上在我们医院看到的那样相处，我担心我们正在带领这个国家的走向痛苦的深渊。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一起，就像我们在这个医院里一样，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星期四凌晨，我向我们最好的护士之一，一位来自戈兰高地一个村庄的德鲁兹人要了一根烟。我允许自己每年抽一支，我觉得今年的时机到了。他为我卷了烟，我们一起走到外面的停车场，享受片刻的宁静，还有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