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e Posetti和Kalina Bontcheva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称Facebook对其平台内容的监管始终处于一种逃避的态度，即使是在特朗普的问题上，扎克伯格也只是把烫手山芋踢给了独立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出，Facebook必须建立明确的内容监管和审核制度，否则将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帝国”。

2020年，Facebook任命了它所谓的“最高法院”——一个名为Facebook监督委员会的准独立委员会，负责对有争议的内容进行审核和决定。本周，监督委员会做出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判决：支持该公司在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一天后禁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发帖的举措。但董事会也呼吁Facebook应在六个月内审查这一决定，以确保解除禁令是“必要和相称的”，并考虑将特朗普的禁令定为有时限的禁令。

这是因为Facebook目前的政策只允许在规定的时间内暂停账户持有人，或永久禁封他们。Facebook通常会对惯犯发布永久禁令，而特朗普对该平台的滥用——他利用该平台散布虚假信息，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并最终诱发叛乱，可以说比他之前被禁的许多用户更加恶劣，且更具破坏性。

但是，正如Facebook前高管理查德·艾伦此前透露的那样，与巴西总统相比，美国总统总会受到特殊待遇。他说：“政治性越强，就越不情愿做出决定，”他补充说：“如果是一个……遥远国家的总统，就越有可能做出删号的决定。”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特朗普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Facebook监督委员会，他认为他可以将任何关于禁令和期限的艰难决定外包给其他人。

但委员会将这个山芋又扔回给了扎克伯格。在其不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中，Facebook监督委员会偏离了方向，指出：“Facebook给了一个模糊的、没有评判依据的处罚，然后将此案转交给监督委员会来解决，这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监督委员会驳回了Facebook的要求，并坚持要求Facebook制定一个明确的处罚并说明理由。”

多年来，Facebook一直在逃避处理病毒式虚假信息和网络仇恨言论的责任，哪怕这些影响已经蔓延到线下，导致身体暴力和本可以避免的死亡，Facebook通过躲在言论自由绝对主义的遮羞布后面来逃避责任。但后来发生的1月6日的叛乱，该公司终于对当时的总统特朗普采取了行动，在第二天将他从Facebook和Instagram上无限期驱逐。

可以说，监督委员会本身就在回避一个棘手的决定。例如，考虑到特朗普对平台的武器化给民主和人类生活带来的严重风险，它本可以建议按照现有的Facebook政策永久禁止特朗普使用该平台。

这些都是世界各地的记者和编辑们每天都在做的决策。但Facebook（和其他互联网通信公司）内部一直在抵制承担与新闻业的编辑同等的把关职能——新闻业自由和独立的做法受到国际人权法的保护，因为它有利于民主和透明、负责的治理。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大科技公司和新闻业在价值观、道德观和专业框架方面的鸿沟。

那么，如果Facebook不是一个新闻机构，它是什么呢？十年前，扎克伯格有一个想法：如果Facebook是一个国家会怎样？这导致了无数乌托邦式的新闻故事和数据被看到，涉及大量受良好教育的、数字化赋权的、民主参与和全球联网的“公民”。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的一个视频中说Facebook的人口抽密度比中国还高，同时将WhatsApp和Instagram（两者也都属于Facebook）分别与印度和美国进行比较。一些评论家甚至将扎克伯格描绘成这个数字“国家”的仁慈独裁者。

此后，该平台的设计和商业模式缺陷使新冠虚假信息成为病毒，促成了一些人所说的“虚假信息病毒”；联合国调查人员指控该平台在涉嫌罗兴亚种族灭绝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知名的菲律宾裔美国记者玛丽亚·雷萨指控该公司与她在马尼拉受到的迫害、起诉和定罪中起到了同谋的作用；一位落败的美国总统利用该平台在美国国会大厦煽动叛乱。如果Facebook是一个“国家”，那今天的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流氓国家。但是，很明显，Facebook不是一个国家。

Facebook监督委员会已经告诉该公司，在决定特朗普是否只能留在Facebook的过去时，应采用必要性、透明度和相称性等标准。这些要求是根据适用于国家的国际人权法，在特殊情况下被认为是对言论自由的合法限制。它们旨在避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该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意见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但是，由于Facebook是一家公司，而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它不受《世界人权宣言》的约束，也不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约束，该公约在联合国层面处理仇恨言论。因此，公司可以在不求助于这些法律的情况下，做出有利于人权的结论，无论个人和集体，同时仍以这些法律的基本原则为指导。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不能合法地让一个公民永久沉默，但一个公司可以将一个用户从其服务中删除，特别是如果他们经常滥用条款，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伤害其他公民的权利，并威胁到民主。

正如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宽带委员会于2020年出版的关于全球虚假信息应对措施的《平衡法》中所记录的那样，Facebook关于内容审核的政策和标准有些不透明，甚至很滑稽。

Facebook一直试图逃避对政治敏感案件的决策责任，例如，如果内容被归类为政治广告或政治观点时，该公司就会依靠定义不明确的规定来对虚假信息采取行动。

这些都是监督委员会强调的信息，委员会关于特朗普禁令的决定写道：“Facebook应该公开解释它在对有影响力的用户实施账户制裁时所使用的规则。”

现在，该社交网络正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无视自己的监督委员会的建议永久禁止特朗普，要么根据尚未制定的与剥夺用户资格有关的协议和政策，在特定时期后恢复这位前总统的账号。

当扎克伯格试图避免接手这个烫手山芋时，他可以找到多方指导，比如联合国委托的鲁格原则，该原则旨在防止公司破坏人权，或者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以及拉巴特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指导公司寻求平衡言论自由权利和遏制煽动仇恨的需要。他可能也会发现“23步协议”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评估虚假信息方面的价值，该协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0年发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在推动B-Tech项目，该项目旨在综合这些准则和工具，在实际应用中解决与商业和技术有关的棘手的人权问题。

人们仍然感觉Facebook在随心所欲地制裁用户，同时继续积极抵制对其高利润但极具破坏性的商业模式的改变，哪怕只是渐进式的改变。这就是当一个公司发展得太快，声称要“打破常规”，而又不考虑人权或民主的结果。

但至少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呼吁透明度的声音，以及一丝问责的气息。Facebook可能不是一个国家，但它必须在其平台上策划安全、包容的社区，并保障这个社区不会破坏人权或威胁民主，除非它想被当作一个失败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