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近二十年前，澳大利亚的一名妇女被判定杀害她的四个孩子，而在二十年后，数十名科学家正在支持他们可能死于自然原因的说法。

据澳大利亚法律判定，凯瑟琳·福尔比格（Kathleen Folbigg）是全国最严重的女性连环杀手之一，她在十年内闷死了她的四个孩子。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说，她可能是一场悲惨的误判的受害者。

自凯瑟琳被判定犯有三项谋杀罪和一项过失杀人罪以来的18年里，法律和科学意见之间的分歧随着基因研究的进步而加剧。

基于一些能够证明这四起案件是自然死亡的积极证据，人们向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提交了请愿书，请求赦免凯瑟琳，而这位已至53岁的老人的自由取决于该请愿是否能得到批准。

3月提交的请愿书上有90名科学家、医生和相关专业人士的签名，这里面还包括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是科学上的突破还没有克服法官对凯瑟琳的杀人嫌疑的判定。

2019年时，凯瑟琳提出的上诉曾被已退休法官雷格·布兰奇（Reginald Blanch）驳回。而现在，在请愿数周后，凯瑟琳受到了法院的最新打击，尽管她的上诉是基于包括儿童的基因组测序在内的新的科学证据，三名法官还是驳回了她的上诉，维持了布兰奇的原判决。

三位上诉法院的法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让布兰奇认定凯瑟琳有罪。

凯瑟琳的律师为布兰奇的调查带来了10位医学和科学专家的报告。检察官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九个专家。

在谈到布兰奇的调查结果时，上诉法院的法官写道：“这不是一个……结论与科学证据不一致的案件。”

但请愿书上的签名者们不同意。

澳洲科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院长约翰·沙恩（John Shine）指责三位上诉法院的法官采用了与布兰奇相同的“关于遗传证据的不正确结论”。

沙恩说：“在这种性质的案件中，没有一个机制来适当地权衡所有的医学和科学证据，这令人深感担忧。而现在，我们对凯瑟琳孩子的死亡有了另一种解释，而不是依靠间接证据。”

许多人认为凯瑟琳的故事太过悲惨，不能仅仅归结为运气不好。

她的第一个孩子卡列布（Caleb）出生于1989年，在19天后死亡，法院认定这是一个较轻的过失杀人罪。1991年，她的第二个孩子帕特里克（Patrick）在8个月大时死亡。两年后，她的第三个孩子莎拉（Sarah）在10个月大时死亡。1999年，第四个孩子劳拉（Laura）在19个月大时死亡。每次悲剧发生时，凯瑟琳都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

尸检发现劳拉患有心肌炎，这是一种可以致命的心肌炎症。

帕特里克患有癫痫，他的死亡被认为是由于癫痫发作和感染导致的气道阻塞。另外两个婴儿则被记录为婴儿猝死综合症（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即SIDS。

2003年，凯瑟琳因所有四起死亡事件而被定罪，并被判处30年监禁，无假释期为25年。

签署赦免请愿书的儿科遗传学家约瑟夫·格茨（Jozef Gecz）承认，在女婴死亡案件中，自然原因的证据更为有力。但他说，他们仍在持续调查导致男婴死亡的遗传原因的潜在线索。

尽管有了科学上的突破，格茨说法律界仍然在拥护所谓的梅多法则，这是英国儿科医生罗伊·梅多（Roy Meadow）的一句不光彩的格言。他说：“一个婴儿的死亡是悲剧，两个婴儿的死亡是可疑的，而在嫌疑人被证明清白前，三个婴儿的死亡可以判定谋杀行为的存在。”

2015年，因为几个法医提出了怀疑，凯瑟琳的律师成功地向当时的州长提出申请，要求对她的定罪进行司法调查。

当时的总检察长马克·斯皮克曼（Mark Speakman）说，他指示了州长进行调查，“以确保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而布兰奇的结论则是，在试图掩盖她的罪行时，凯瑟琳显得“不诚实”和“不可理喻”。

布兰奇还听取了新证据，该证据表明死亡的两名女婴和她们的母亲都有一个最近才发现的基因突变，而该突变与儿童的异常心跳和突然死亡有关。

去年，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丹麦和意大利的27位科学家在心脏病学杂志《Europace》上发表了他们描述凯瑟琳女儿的基因突变及其功能验证的发现。

研究小组还报告说，死亡的男婴携带了一种基因的不同和罕见变体，这种基因一旦出现缺陷，就会导致小鼠因癫痫发作而早逝。

该研究提出，他们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这些变体是否可能导致帕特里克的癫痫和失明，而正是这一研究结果引发了最新的请愿。

该刑事案件的证据是间接证据，并依赖于凯瑟琳在日记中对一些词句作出的含糊解释，而她的日记则是与她分居的丈夫提交给警方的。

这些词句包括“显然，我是我父亲的女儿”。这指的是托马斯·布里顿（Thomas Britton），他在1968年刺死了凯瑟琳的母亲，当时凯瑟琳才18个月大。

在2019年的交叉质询中，检察官提出日记中的内容意味着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杀人的罪过”，而凯瑟琳对此进行了否认。

凯瑟琳说：“我当时相信并认为，我父亲的行为毁了我的生活，而我的生活似乎从此不再顺利，我当时想，我是否是在为此赎罪？”

在第三个孩子死后，凯瑟琳写道：“在一点帮助下，她离开了。”

但凯瑟琳否认这句话意味着她提供了杀害莎拉的“帮助”。

在2018年从监狱打来的电话中，凯瑟琳说：“那是指上帝或一些更高的存在或更高的力量。”

在2019年的调查中，一名检察官告诉凯瑟琳，她提到的“一点帮助”是最接近于承认她杀死莎拉的日记摘录之一。

凯瑟琳回答说：“我的意思是，我在承认自己的责任有多大，对此我将永远感到愧疚。”

凯瑟琳表示，虽然赦免申请将由州长决定，但她将根据斯皮克曼的建议行事。

查普曼（Chapman）是凯瑟琳的忠实朋友，她说她预计新的遗传学证据将进一步支持癫痫在两个男孩的死亡中起作用。

查普曼说：“这不是结束，不可能。孩子们必须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