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ga Khaza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长久以来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职业妈妈终于被疫情这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原本可以勉强兼顾的事业和家庭，现在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职业女性们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价值，很多人毅然选择了轻松的兼职工作，以便更好地照顾家人，但是专家也提出担忧，称这些女性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做，对她们职业生涯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在疫情期间做一个职业母亲，就是不断地纠结于孩子和客户之间。在过去的一年里，华盛顿特区一家大公司的律师艾米·康威·哈切尔，有时会听到她的两个孩子在与她的丈夫吃晚饭，但她却不能加入他们，因为她正在忙一个大案子，每周工作80到100小时。

对艾莉森·法斯托来说，“兼顾”意味着一边听着她6岁的孩子啜泣着敲打她的房门，却不能给他安慰；一边接听着一个重要的电话。她告诉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距离让你不用看到这些事情。”

然后她哭了起来，做家长的可能会自我安慰：我的孩子喜欢他们的保姆，他们喜欢他们的老师。但有时，在焦虑、不确定和压力的时刻，艾莉森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的无法替代爸爸妈妈。”

去年春天，莫莉·奎格利每周工作七天，担任华盛顿特区一家餐馆集团Clyde’s的通讯主管。许多日子，她也在流泪，因为她的部分工作是裁减餐馆的工人。与此同时，她的三个孩子围在她的周围，上着在线课程。她告诉我：“我整天都在对所有人大喊大叫，我6岁孩子根本就没有上他的网课，我终于意识到，我做不到。”

所有这三位女性——莫莉、艾莉森和艾米，后来都离开了她们要求极高的工作，或者即将离开。对于工作的父母来说，代表加州奥兰治县的单亲母亲凯蒂·波特在国会说：“原本勉强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在最近的Zoom听证会上，凯迪那十几岁的儿子经常在背景中徘徊，在冰箱里翻找东西。

自疫情爆发以来，近250万妇女离开了劳动力市场，部分原因来自这样的压力。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大约三分之一的母亲正在考虑“转移”她们的职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是该咨询公司六年来第一次发现，女性对减少工作表示出如此强烈的兴趣。麦肯锡报告的作者杰斯·慌告诉我：“她们感到更加疲惫，感到自己在工作场所之外有额外的责任，而且工作普遍缺乏没有灵活性。”

这种转变在国家数据中几乎察觉不到。

劳工统计局报告说，自疫情开始以来，兼职工作只是略有增加，但那是工人们出于经济原因做出的选择，因为他们找不到全职工作。与富人相比，低收入者的选择面更窄，他们做兼职可能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或者是他们无法负担更长时间的托儿班，或者是害怕过多地接触新冠病毒。

但是，一些妇女已经被疫情期间的压力搞得心力交瘁，所以她们更乐意换成兼职工作，在过去的几周里，我采访了六位职业女性，她们已经离开了全职工作，现在的工作时间比全职工作少，也更加快乐。

我采访的这些女性是非常幸运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有一个同样带来收入的伴侣，她们在以前的工作中赚的钱足够让她们进行短暂的修整，并且她们大多在比较灵活的领域工作，在这些领域，自由职业或者兼职工作是比较常见的选择。

美国人口普查局专注于家庭研究的经济学家米斯蒂·赫格内斯说：“高薪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就是我采访的那类人），是根据他们愿意忍受的精神压力程度来选择工作的，这种抗压的程度，从来没有特别低，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许多人的承受能力。

与我交谈的一些妇女犹豫不决，不敢承认她们工作变少了：这不是女强人的做法。通过雪莉·桑德伯格（Facebook首席运营官）、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著名作家、记者、女权主义者）、芭比娃娃、Ann Taylor（连锁服装品牌）、房地产市场、《欲望都市》以及其他所有资本主义的工具，都在给白领妈妈们灌输这样的信息：你应该尽可能地努力工作，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减少工作时间，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与你的孩子在一起，这不是靠谱的，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这场疫情重新设定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当学校和托儿所关闭，许多州没有免费的托儿所可供选择时，一些父母说，好吧，如果政府不帮助我照顾我的家人，那我自己来做吧。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南希·福尔布雷说：“疫情迫使人们重新考虑他们多年来为事业、工作收入和市场收入做出的巨大牺牲。”

她指出，人们不太可能听到那些急于离开家庭，回到完整工作的妇女的声音。不想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想法无法让社会接受。

有些人是自愿离职的，有些人是被解雇的，还有一些人是厌倦了差劲的工作环境。

在位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小报社，卡伦·克雷戈厌倦了为老板工作，她的老板总是会征求她的建议，但又立即拒绝所有的建议。她告诉我：“我说什么真的不重要，结果总是‘不’。”

她辞职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她现在觉得自己似乎从客户那里得到了更多积极的支持。

莱斯莉·斯特是《黑寡妇》一书的作者，去年，莱斯莉离开《棕榈滩邮报》的工作，搬到巴尔的摩，很多因素推动她离开了佛罗里达。她告诉我，她想更多地跟家人在一起，在一个更多元化的地区抚养她的儿子。

她被佛罗里达州对新冠的消极态度吓坏了。而她心爱的报纸，也就是她工作了18年的地方，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裁员和休假。

斯特里特找到了一份新的企业通信工作，但她7岁的孩子正在客厅里学习数学，这让她很难集中精力。莱斯莉说：“我的工作对时间要求很高，我并没能真正花很多时间与孩子在一起。”

她与母亲共同抚养她的儿子。今年2月，她转为自由职业者，现在她有机会做一些在截稿日期前疯狂打字以外的事情，比如为同龄的单亲妈妈上课或与朋友一起参加葬礼。

她说：“这听起来像那部爱情喜剧，那个女人从纽约搬到了苹果谷，然后她意识到不参与激烈的竞争其实也没关系。”

尽管这可能会导致收入减少，但莱斯莉觉得她的决定才是对她儿子最好的。她告诉我：“我希望能够花时间和他在一起，我想为了他做一个压力小一点的人。”

让其他做出同样选择的妈妈感到高兴的是，她们现在可以做以前没有机会做的、全职妈妈才会做的事情。

莫莉现在作为自由职业者每周工作约30个小时，她有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看电影，最近还和朋友一起喝咖啡，她以前很少有机会这样做。她正在给她儿子的小联盟球队做教练。她告诉我：“我以前永远不可能来做志愿者，但是我现在可以随叫随到。”

在世界其他地方，兼职工作在妇女中很常见。在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男性则有大约12%。而在荷兰，大多数妇女从事兼职工作，近45%的瑞士妇女从事兼职工作。

按照美国的标准，荷兰的妇女过着令人羡慕的慢节奏生活。居住在荷兰的作家杰西卡·奥利安在2010年为Slate（一本在线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那些在工作日里“参加运动、种植花园、做艺术项目、与孩子们一起玩耍、做志愿者以及与家人朋友见面”的女性。

正如一项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得出的轻快结论：“我们的结果表明，兼职工作是大多数荷兰妇女想要的。”

但荷兰妇女为这种自由付出了代价。她们不太可能像美国女性那样成为管理人员。而且在世界各地，兼职工作往往意味着较少的声望和较低的薪酬。如果更多的美国妇女转向兼职工作，可能会使性别薪酬差距恶化，或导致女性领导人变少。

经济学教授福尔布雷告诉我：“如果高薪职业女性想减少工作，我认为这很好。”

 然后，她又说，“但我不完全确定这些女性是否真的了解，她们的职业轨迹会受到多么严重的影响。”

在美国，高薪的兼职工作不多见，因为美国老板往往不喜欢工人要求减少工作，而且现有的兼职工作不太可能有高薪或良好的福利。

为了让更多的美国妇女从事兼职工作，更多的公司不得不勉为其难地雇用兼职人员。托儿所必须更加便宜，因为一些妇女目前甚至负担不起非全日制的托儿所。

带薪育儿假必须在白领以外的工作普及，才能保证生孩子并不意味着工作和生计面临风险。更高的工资无疑也会有所帮助。女性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推动这些事情。议员凯蒂告诉我：“妇女的压力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少，也限制了她们在政治上的积极性和她们提出需求的能力。

要使每个人都能从事兼职工作，还需要改变舆论。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海格斯说，对于美国职业女性来说，与其说她们在做兼职工作，不如说她们在做咨询或自由职业者，这通常更容易被接受。创业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传统，而轻松则不然。

减少工作时间是职业女性力图避免的事情，哪怕她们已经工作了14个小时，她们的孩子已经快忘了她们的模样。与我交谈过的妇女在定义自己时，即使不是女权主义者，那么至少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她们从不考虑辞职，而且她们（短暂地）怀疑兼职是否给她们的孩子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艾莉森是她的公共事务公司“七封信”的创始合伙人，她正在进入一个面向内部的公司兼职岗位。做兼职的决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她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一个从来不半途而废的人。

她说：“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已经被包裹在一个精明强干的女强人的想法中了。”她认为新的工作仍然是全心全意的，但是是全心全意地为了她的家庭，甚至为了她自己的身心健康。

这些妇女认为，女权主义不一定都是关于工作的。有时，它也可以意味着放松一下，特别是在全球紧急情况下。康威·哈切尔在3月辞去了她在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写书了。

她还加入了一家由她的朋友经营的较小的律师事务所，这将需要较少的工作时间，并为她的职业生涯提供更多控制权。她说：“我认为，如果你为自己做出选择，你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除了拿时间去换钱，还有其他的成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