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作者Trita Parsi的分析指出，受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军的影响，昔日宿敌之间的秘密会议至少从一月份就开始了，这给了一个美国可以吸取的教训。
“我们正寻求与伊朗建立良好关系，”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本周对沙特电视台表示。“我们正在与该地区的伙伴合作，克服我们与伊朗的分歧。”
就在四年前，这位名声在外的王储还唱反调，声称与伊朗对话是不可能的。
“你如何与一个建立在极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权进行对话？”当时他问道，并承诺沙特阿拉伯将向伊朗的势力开战。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180度的转变?
有一个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认真考虑将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出去。
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华盛顿已经停止做了什么——即向该地区的安全伙伴保证，无论他们从事什么鲁莽的行为，美国将继续无条件地支持他们。
华盛顿不再插手其中东伙伴的争端和战略，这迫使这个地区的大国探索自己的外交路径。与华盛顿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末日预言相反，美国即将从该地区撤军并没有引发混乱。
相反，地区外交开始了。
萨勒曼王储这番安抚人心的言论，很可能指的是伊朗与其阿拉伯邻国在伊拉克举行的秘密会谈。《金融时报》最先报道了这次会谈，其目的是缓解也门的紧张局势，结束也门战争。
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一直在推动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由于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敌对关系以及该地区各地的代理人之间的战斗可能会进一步破坏伊拉克的稳定，卡迪米显然对解决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感兴趣。
突然之间，地区外交成为了华盛顿在中东安全伙伴的首选选择。
起初，沙特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而德黑兰方面则拒绝置评，只是表示欢迎与利雅得进行对话。
但事实证明，这些否认并非是错误的，《金融时报》的报道只是冰山一角。总部设在英国的新闻网站Amwaj.media透露，对话并不局限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相反，第一次会议是在1月份由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随后沙特、约旦和埃及官员也参加了会议。
自今年年初以来，至少已经举行了五次这样的会议。
虽然秘密会谈主要集中在也门的战争上，但也包括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局势。各国高级安全官员参加了会谈，其中包括伊朗圣城军司令伊斯梅尔·卡尼和沙特情报负责人哈立德·胡迈丹之间的会议。
显然，这些谈判仍处于萌芽阶段，很有可能无法弥合伊朗与其阿拉伯敌人之间的分歧。不过，有几个因素表明，这些谈判不仅可能改变沙特和伊朗的关系轨迹，还可能改变该地区更广泛的安全局势。
首先，根据Amwaj的报道，除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外，这次会谈还涉及其他几个地区大国的事实表明，这正是一次大家都有迫切需要的地区对话，而不仅仅是缓和紧张局势的双边谈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东地区的制度化程度低是出了名的，缺乏任何具有包容性的区域组织或论坛，以培育和构建多边对话，减少紧张局势，创造缓和升级的选择，并管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第二个值得乐观的原因是，这一萌芽阶段的区域对话似乎是由区域大国自己发起和领导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由该地区以外的大国强加给他们的，也不是由外部国家领导的。正如我和我在昆西研究所的同事在别处所写的那样，这一进程的区域领导力和控制权，对于它的成功和持久性至关重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对这一进程作出贡献。它绝对是成功的，但不是华盛顿外交政策建制派传统上设想的美国领导地位。
最迫使该地区各方采取外交行动的一个因素，不是美国再次承诺支持利雅得对抗德黑兰，也不是该地区的任何新的外交倡议。相反，促成这次会谈的恰恰相反，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正在从中东地区军事上脱离。
拜登长期以来一直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持怀疑态度，也对美国与该地区伙伴的关系持怀疑态度。这些伙伴往往会把华盛顿拖入他们自己的争吵和议程中。
2014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痛斥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土耳其人、沙特人、阿联酋人等等。他们在做什么？”他说。“他们下定决心要推翻阿萨德，实质上是要发动一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战争。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向任何反对阿萨德的人投入了数亿美元和数万吨武器。”
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承诺将从阿富汗撤出“绝大多数”美国军队，切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也门战争的援助，并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三个决定完全符合减少美国在该地区作用的议程。
事实上，拜登一上任就迅速采取行动，结束了美国对也门战争中沙特的单方面支持，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距离，宣布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并且在经历了坎坷的开始后，开始认真对待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
向地区大国发出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中东问题只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目的是想办法减少美国在那里的纠缠。正如拜登的一位非正式顾问对Politico说的那样，“目的很明确，不想被拖入中东。”
毫不奇怪，这一信息促使该地区大国开始探索与对手的外交关系，原因很简单，外交机会一直存在，但与依靠华盛顿来支持和解决他们的问题相比，美国的一些伙伴认为外交机会并不理想。
例如，与与伊朗谈判相比，让美国在幕后提供威慑、遏制或军事上消除沙特阿拉伯的麻烦，是更可取的选择，因为沙特领导层知道，谈判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做出痛苦的妥协。只要沙特认为美国可以选择，对抗就会被认为比外交更好。
拜登希望将重心从中东转移出去，这意味着美国的这个选择至少已经变得不可靠了。突然之间，地区外交，成为了华盛顿在中东的安全伙伴们的首选选择。
如果美国早一点将重心从该地区转移出去，那么这一地区的外交可能会更早开始。事实上，类似的模式在2019年也出现过。特朗普拒绝与伊朗开战，虽然德黑兰在也门的代理人袭击了沙特的油田，这促使沙特与伊朗开展了自己的外交，减少了对也门的侵略。
事实上，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人卡西姆·苏莱马尼被美国暗杀时，他刚刚抵达伊拉克，正想经由巴格达向沙特阿拉伯传递信息。
通过杀死苏莱马尼，特朗普也扼杀了沙特和伊朗的谈判。他的政府再次承诺与伊朗对抗，沙特人也适应了这一现实，不再有沙特-伊朗外交。
华盛顿得到的教训很明显，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后退一步，地区伙伴就会被促使在外交上向前迈进一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次开始的区域外交一定会取得成功。很可能不会。但使其成功的任务将主要落在地区大国自己的肩上，而不是美国。
这对美国和中东都是一种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