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chir Sharma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从商品价格、经济改革和数字革命的角度分析，称发展中国家即将迎来再一次快速发展的十年。
发展中经济体没有全部兴盛，但也没有全部暗淡
千禧年后，人们经常听到专家们说，未来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当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到2010年代初，它们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增加了一倍多，从17%增加到35%。
他们的平均收入正在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全球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比例几乎减半，从28%降至16%。当时认为这种繁荣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作家们将其称之为“新兴市场世纪”，但是“其他国家的崛起”可能更能体现时代精神。
贫穷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于富裕国家，并在平均收入方面迎头赶上，这种全球经济趋于平衡的愿景，吸引了所有为弱者加油鼓劲的人。
在华尔街，分析师们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称为“金砖四国”，暗示其增长前景坚如磐石。随后，模仿者们还造出了“MINT”的概念，即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国家名字的缩写，或东南亚“小老虎”等绰号。每一个标签都抓住了小范围的新兴市场集群，说它们将稳步地走向繁荣。
当时就有一些人警告说，用这种方式把随机的国家放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巴西是铁矿石和其他商品的主要出口国，而印度是商品主要进口国，它们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发展，有利于一方的经济条件会破坏另一方。但在一个乐观主义时代，质疑显得不合时宜。
随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暴露了发展中世界的繁荣是一场由各种力量驱动，包括贸易和资本流动激增以及商品价格上涨而导致的怪异事件。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国家把重心放回国内，恢复自身元气，并提高对外国资金和进口的门槛。贸易和资本流动放缓，商品价格暴跌，与此同时，战后婴儿潮的结束，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劳动力开始萎缩。
在2010年代，一半的新兴经济体没有再次繁荣，反而比美国增长得更慢，在平均收入方面也更加落后。他们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停滞在35%左右。那些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曾被吹捧为未来的明星开始褪色。怀疑论者将“金砖四国”恶搞为“血腥荒谬的投资概念”。到了新冠疫情的时候，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破产。2020年，其中80多个国家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金融帮助。
新兴经济体似乎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全球媒体和投资者认为它们是失败的事业。但是，十年前认为整个发展中世界可以无限期地保持热度是错误的，现在同样不应该认为它们永远保持暗淡。“其他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群体崛起，但也不可能全都停滞不前。
现在看来，2020年代可能会像战后典型的十年一样展开，一些新兴经济体会下降，另一些会上升，还有一些会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明星。少数国家将继续通过出口制造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实现繁荣。
但更多的国家可能会被疫情期间释放或加速的力量所激发：商品价格上涨，新的经济改革，以及最令人意外的数字革命。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依赖于商品出口，而这些出口商品的全球价格在整个2010年代下降后已经开始反弹。
疫情造成的金融困境正在产生一个基本被忽视的改革浪潮，这些改革可以促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最后，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的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速度比发达国家快，这也可能推动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增长速度。
这些力量都不可能无限期地推动增长，也不可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奏效。但是，在不同的组合中，它们至少有可能使这些被遗忘的经济体走上新的奇迹之路。
曾经的繁荣落下帷幕，只有个别亚洲奇迹成功脱贫
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兴经济体在2000年后的疯狂成功已告一段落。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差不多。由于发展中世界的人口增长更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在很多时候都落后于美国的水平。
个别国家可能会跃进一二十年，提高一个收入等级，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危机，然后回到起点。自从有记录以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逃不过这一定律。长期的成功故事之所以被誉为“奇迹”，真是因为它们是如此罕见。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违背了这些主流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追踪了195个经济体，但只有39个被列为先进国家。其中大部分是西方国家，它们在二战结束时已经是先进国家。但有几个大的经济体确实保持住了几十年的强劲增长，摆脱了贫困，进入了富裕阶层，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
这些亚洲奇迹都采用了相同的策略来追赶西方：他们把自己打造成了出口制造的强国。通过带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收入，出口将增长速度提高到仅靠国内市场无法维持的水平。今天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像亚洲奇迹那样崛起。
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正在萎缩。随着机器人在工厂车间取代人类，能够生产相同数量货物所需的装配线越来越少。同时，对家庭用品已经十分满意的消费者正在转向服务型消费。
随着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冲动让位于非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本能，出口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也开始下降。这是吞噬发展中世界的悲观主义的根源。那么，增长将从何而来？
这些疑虑和之前的吹捧一样，都是过度的。最成功的旧增长模式，出口制造业，正在消退，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会找到从全球疫情的灰烬中崛起的方法。
制造业创造奇迹，带领多个新兴经济体接近富裕国家的门槛
尽管制造业在历史上是通往繁荣的最可靠途径，但这条途径越来越狭窄了。如今，只有少数国家受益，因为生产者为了寻求更低的工资和更短的供应线，将他们的工厂迁出中国。就目前而言，少数赢家集中在东欧和东南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经济体”，有一个复杂且部分主观的定义，但这些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年均收入至少为17000美元。上一个突破这一障碍的大型经济体是制造业巨头韩国和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
而下一个实现这一飞跃的主要国家，可能是另一个出口制造商——波兰。
近年来，波兰因其政治文化中的右翼民粹主义倾向而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异常稳定的经济成就却很少受到关注。在1991年完成了民主国家的过渡之后，波兰开始了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快速增长，平均每年超过4%，甚至没有一年出现过负增长。
到疫情爆发前夕，这种不寻常的长期增长使波兰的平均收入增加了10倍，达到近16,000美元，接近先进阶层的门槛。
波兰成功的秘诀在于制造业。新的出口生产商在波兰西部边境一带崛起，包括格但斯克和克拉科夫，这两个地方的人口少于华沙，但地理位置优越，可以为更富裕的欧洲市场服务。
这些生产商许多是由公开崇拜美国资本主义，并蔑视苏联共产主义的波兰企业家创办的。还有一些是由外国跨国公司建立的制造厂，生产从灯泡到汽车零部件等各种产品。
波兰是东欧不断扩大的制造业热区的最大参与者，但不是唯一的参与者。今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在先进收入水平的冲击范围内。东南亚的潜力国也在崛起，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亚洲的竞争者往往有点落后于东欧国家，平均收入低于10,000美元，但他们往往增长更快。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越南。在2000年左右开始的繁荣时期，分析家们首次将越南称为“下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国家正在动员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增长，这一点也许只有一党专制国家才能做到。
政府通过扩音器和大量文书敦促9600万人口遵守新冠协议，越南已成为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短暂而温和的封锁之后，它是2020年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越南的突围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在繁荣时期，最初的亚洲奇迹的年出口增长率接近20%，几乎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两倍。越南已经保持了30年这样的速度。即使在2010年代全球贸易下滑的情况下，越南的出口每年增长16%，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是新兴经济体平均速度的三倍。
在过去的五年里，没有一个国家比越南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增加得更多。就像所有亚洲奇迹在早期所做的那样，越南大量投资于新的公路、港口和铁路；现在它的基础设施质量在世界银行的评级中，高于任何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最初的亚洲奇迹最大成就也许是，他们设法在扩大蛋糕的同时，更大程度地分享蛋糕，从而减少不平等。由于同样的原因，越南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越南的平均收入是1990年的近30倍，已经上升到每人近3000美元。对于一个低收入国家来说，越南的劳动力异常健康，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营养丰富。
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赞扬了越南在减少贫困和“落后”的同时大力投资于经济。
依赖原材料出口并不能致富，还会滋生腐败
不幸的是，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赖出口制成品，而是依赖出口石油、大豆、金属等原材料。
因此，他们的财富被这些原材料的全球价格的涨跌所左右。从历史上看，原材料价格一直遵循一个可预测的周期，即长期繁荣和长期萧条，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原材料价格基本持平。
难怪如此多的新兴经济体陷入发展阶段。“其他国家的崛起”不过是作家对“大规模趋同”的粉饰罢了，这是一个行话，指的是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都在快速增长，其平均收入足以赶上或趋同领先的发达国家——美国，但是趋同国家的平均收入几十年来一直在跟随原材料价格的脚步，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上升，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起下降，在2000年后再次上升，然后在2010年代滑落。
因此，就像原材料价格一样，主要原材料出口国的命运从长远来看往往是一泻千里。巴西是一个多样化的石油、大豆等商品的出口国，其今天平均收入相对于美国的平均收入并不比1850年时期更高。
另一个多样化的出口国南非，在同一时期也是一样。在有数据可查的18个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中，有17个国家今天的相对富裕程度并不比它们发现石油的那一年更高。只有阿曼一个国家成功突围。
为什么与制造业相比，原材料是一个不太可靠的增长途径？因为出口收入太不稳定。与制造业相比，从地下挖东西不需要什么创新技术，因此在生产力方面产生的收益很少，甚至没有，但是生产力才是持久维持繁荣的关键所在。
所谓商品的诅咒是真实的：商品价格的繁荣往往会滋生腐败，因为官员们争相从暴利中分一杯羹，而不是专注于长期预算和投资纪律。因此，商品驱动的经济体往往不仅增长不稳定，而且还遭受高水平的腐败和同样具有破坏性的伴随物，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
尽管如此，在2010年代下跌之后，全球原材料价格在去年年底开始转为上升，而且有许多理由相信这种复兴可以持续下去。
一个理由是美元的疲软，石油和钢铁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根据定义，美元疲软几乎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美国联邦储备局大量印制美元，旨在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痛苦，也在削弱美元的力量。超过20%的流通中的美元是在2020年印制的。
政治风向也有利于商品出口国。中国最近承诺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国也可能效仿，代表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国家将作出这一承诺。
这场净零排放运动将提升那些出口绿色电气化项目所需金属的经济体，主要受益者将包括南非和俄罗斯等铂金出口国，以及智利和秘鲁等铜生产国。阳光明媚和异常多风的气候也使智利成为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氢气燃料的潜在主要供应国。
从中国到美国，更多的刺激措施正在酝酿中，政府支出将继续推动需求，包括对商品的需求。中国由新冠引发的刺激性支出大部分用于新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推动了建筑材料的需求。
创纪录的低抵押贷款利率正在推动从德国到美国的住房热潮，对建筑材料的需求产生类似的影响。许多国家也在大幅增加社会福利，这些福利提供给低收入家庭，那些最有可能花掉额外收入的家庭，进一步提高消费需求和原材料价格。
同时，过去十年的疲软价格大大减少了新的投资，使商品供应紧张。无论疫情过后的复苏是否持续，不断增长的需求将与低供应相碰撞，就会推高价格，而且不仅仅局限于环保商品。在低价迫使许多油田关闭的时期之后，石油也可能得到类似的提升。
明确地说，价格上涨不足以为所有商品出口国带来快速、持续的增长。许多国家将被无能或腐败的领导人、臃肿的官僚机构或其他因素所拖累。不过，有些国家还是会有好的发展。像巴西这样的多元化出口国可能会从价格的普遍上涨中受益。而且它的增长至少可以持续到商品价格复苏的时候。
疫情迫使发展中国家开展大规模改革
当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大量花费在刺激措施上，以减轻失败的企业和居家令的痛苦时，他们忽视了这样的支出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没有给这样的结果一个解释。不断上升的赤字和债务将拖累生产力，从而拖累经济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不能或不愿意借钱和花钱，转而鼓励痛苦的提高生产力的改革，这将刺激增长。
这是一个熟悉的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危机中被迫推动经济改革。他们会在随后的繁荣中浪费收益，重新陷入财务困境。危机越大，改革的动力就越大。因此，新冠的一线希望是，它触发了几十年来最大的改革动力。
中国是一个典型案例。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的花费巨大，其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被称赞拯救了世界。但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的增长放缓，被债务拖累。这一次，面对新冠疫情和低迷的经济，相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同类国家，中国减少了支出。平均而言，大型新兴经济体将国内生产总值的9%，大约是发达国家中位数的四分之一，用于刺激经济以对抗大流行病。
相反，中国选择推动改革。中国注重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技术供应链，以避免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的努力受到了很大关注。然而，去年夏天，中国领导人还宣布了加强产权的计划，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允许灵活的价格调整，并鼓励竞争，让有生产力的公司茁壮成长，让无生产力的公司淘汰，修剪枝叶有利于成长。
印度也在进行改革。当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2014年上台时，他被吹捧为一个激进的改革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在边缘修修补补。然而，最近，莫迪的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经济增长滞后的问题，包括削减公司税。去年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了争议性的行动，开放了劳动力和农业市场，现在它正在最高法院进行斗争，以确保这些变化得以实现。
很难说哪种类型的改革会产生最大的经济影响，甚至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影响。但是，任何去过发展中国家的人都会看到，一个有改革雄心的领导人很容易就能激起消费者的信心，哪怕改革计划看起来已经是多年前的了。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近年来，该国一直在简化雇用外国工人的手续流程，并建立了一个一站式服务机构，在三小时内可以处理完成新的营业执照。2020年，该国议会不顾工会的抗议，通过了一项法案，通过全面减少文案工作、劳动法和公司税来促进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令人震惊的是，其他不喜欢变革的国家也在坚持改革，哪怕这些改革在疫情之前就有争议，现在更是如此。
例如，巴西正在推进其极其昂贵的养老金系统的全面改革。它的目标是在十年内削减超过1400亿美元的开支，其中一部分是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实现的。
而在传统上闭塞的沙特阿拉伯，政府正在给予外国人新的权利，包括有权拥有包括卫生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行业的上市公司的100%股份，以及有权获得（收取高额费用）永久居留证，其中包括购买房产的合法权力。
就最近对美国大选的关注而言，政治在新兴经济体中更为重要，那里相对薄弱的机构意味着一个领导人可以对政策和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沙特阿拉伯正在进行的改革，代表了巩固国家财政和向市场力量开放经济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运动都是由在任的领导人推动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取决于疫情会持续多久，以及疫情会颠覆多少政府。
在20世纪90年代末冲击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之后，新的领导人带着强烈的民意要求上台变革。在巴西、俄罗斯、韩国和土耳其，这些领导人至少在最初被证明是改革者：他们降低了债务和赤字，欢迎外国投资者，为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1998年至2003年在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实施了影响最深远的改革，这也是韩国比该新兴经济体其他成员更加稳步前进的原因之一。如果这场疫情带来了新一代的改革者，其中一些人留下了变革性的影响，那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数字革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新的活力
到目前为止，至少在少数精英国家中，只有出口制造业能维持近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能力。但是，数字革命通过迅速扩大网上购物、银行业务、娱乐和新的商业服务的范围，使以前没有得到服务的市场得到了新的发展奇迹。
它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快速产生增长，因为在大多数国家，数字服务是作为本地产业崛起的，没有出口的额外推动。但它可以可持续地改变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国内经济，而不仅仅是在少数国家。
数字服务可以在发展中世界这块绿地上爆炸性增长。那里的许多消费者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或留恋旧的世界，比如实体店、银行和剧院，因此他们会迅速接受最新的数字服务。在中国这个典型的案例中，新的数字经济已经快速增长，足以弥补老龄化的铁锈地带产业的衰退。
事实上，一个平行的互联网世界的崛起，不是由美国的搜索和社交媒体巨头主导，而是由的竞争对手如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主导，这也许是中国仍然比美国增长更快，并有望赶上美国的主要原因。在从机器人到人工智能的数字技术方面，中国已经是一个领导者，哪怕不是唯一的领导者。
从亚洲到南美和非洲，美国和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模仿者已经在提供搜索、购物和其他服务，并且势头强劲。通过迎合当地人的口味和语言，这些地区的互联网巨头正在迅速扩大消费者对金融、购物、旅游和其他服务的使用，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2003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创业成本没有变化，而在发展中经济体，创业成本已经从比平均年收入高50%下降到比平均年收入低60%。这种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现在可以通过日益普遍的智能手机来开展业务，包括获得贷款、接受客户付款等各种业务。
令人惊讶的是，数字革命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甚至更先进，而且传播速度更快。尽管在世界最富有的30个国家中，没有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但在经济产出中来自数字收入（包括来自电子商务、电子媒体和各类电子服务的收入）的份额方面，有15个国家进入了前30名。
中国、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智利和印度都接近榜首。这些经济体的数字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数字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体经济，在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数字收入的增长比GDP高出七个百分点。在东南亚，数字技术的发展比预测和宣传的还要快。
自2016年以来，谷歌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对东南亚的数字经济进行报告。第一份报告预计，到2025年，数字收入将翻两番，达到2000亿美元，但最新的报告将2025年的预测提高到了3000亿美元。
没有哪个发达经济体能从数字产业中获得如此大的提升。机器人服务员、无人机送货服务和数字现金在中国已经远比美国普遍。一个本土化的亚马逊正在迅速成为波兰的主导电子商务平台。谷歌正在越南制造其Pixel智能手机的最新型号，那里的电子商务正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拉各斯和内罗毕正在迅速崛起为非洲的金融科技之都，其中一些领先的企业家明确表示要通过拓宽互联网融资渠道来提高该地区的“数字GDP”。
未来十年，将是发展中经济体美好的十年
十年前围绕热门新兴市场的庆祝和吹捧不可能再出现。人口萎缩，债务增加，贸易和资本流动减少，所有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都在放缓。直到2010年，最热门的新兴经济体仍然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在一个被人口减少、债务和非全球化所困扰的世界里，这样的速度是不可能维持的。
但是，发展中经济体也不需要那么快的增长来追赶西方，因为西方的经济也在放缓。当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下降到2%或更低时，即使5%的增长也能创造新的奇迹。
大规模融合的想法吸引了许多人的想象力，因为它为人类勾画了一条新的弧线，失败的经济体减少，贫困和痛苦减少，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机会增加。从伯克利的社会主义者到华尔街的资本家，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未来。
相反，美国在201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在一小部分巨型科技公司的带领下实现的，这留下了一个更加不平衡的世界，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公平。今天，美国约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但在过去十年中吸走了大部分的投资资金，它占全球股市价值的57%。领先的新兴市场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以上，但只占全球股票市场价值的近14%。
货币往往跟随经济增长，经济产出和金融收益之间如此极端的差距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平衡。事实上，自2020年末以来，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一直在重返新兴市场，这是相信未来十年有利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表现。
如果这些投资有助于在未来十年，将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提高哪怕一个百分点，就能使现在每天靠不到2美元生存的另外2亿人脱离贫困线。2020年可能不会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的弧线，但对于弱势国家来说，它仍然是美好的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