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杂志作者 MICHAEL D. SWAINE的评论认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被夸大了，这对美国的利益并没有帮助。加美编译，仅供参与，不代表本站立场。

最近，在华盛顿和欧洲部分地区，以各种方式强调中国威胁美国、西方和亚洲利益，已经成为一种家庭产业。政治家、军官和学者们，轮流描述北京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性”的军事力量、“无情敌对 ”的意识形态、“掠夺性”的经济和技术政策，以及“阴险的”海外影响行动所带来的危险。

尽管没有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使用煽动性的形容词，不过，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北京正在挑战整个“以规则为基础、维护全球稳定的秩序”，是全球民主与威权斗争的主要焦点。拜登说，目前全球民主与威权斗争正处于“拐点”。

这样的语言，呼应了特朗普政府的各种战略文件和前国务卿蓬佩奥讲话的前提：美国现在被锁定在与中国的战略、大国竞争中，使美国面临的任何其他外国（甚至国内）威胁或关切，都黯然失色。

毫无疑问，北京在许多领域的行为，挑战了美国和盟国的现有利益和民主价值观。特别是在现在的领导人，中国利用其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领土争端中恐吓主张主权的敌对国家，并惩罚那些发表声明或采取北京认为具有威胁性或侮辱性行动的国家。中国进行了广泛的商业黑客活动和窃取技术，并在与台湾地区打交道时倾向于军事恐吓，而不是对话；在西藏和新疆实行严厉的压制政策，在香港压制民主自由。

这种令人深感不安的行为，当然需要美国和其他国家做出强有力、协调一致的反应。但要想有效应对，还需要准确评估中国未来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

而在这方面，像现在很多人所做的那样，断言甚至暗示中国的上述行动对美国、西方以及最终对整个世界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从而为对北京采取冷战式的零和遏制立场提供了理由，这对美国的利益是极为不利的。这种极端的立场，扼杀了辩论和对更多正和政策结果的寻求，同时导致了对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老套呼吁。

事实上，没有多少实际证据支持中国是一个存在威胁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某些领域不构成威胁，但华盛顿需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危言耸听。不幸的是，对华盛顿来说，正确认识中国构成的挑战水平，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最基本的字面意义上说，生存威胁是指通过拥有消灭美国人口的能力和意图，可能通过使用高度致命的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对国家的物质存在构成威胁。对这个术语的一种不那么传统的理解认为，通过经济、政治、观念和军事压力，美国的繁荣和自由将被彻底侵蚀或终结，从而从本质上摧毁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础。

任何低于这两个定义的威胁都不能传达“存在”受到威胁的含义。

作为一个军事强国，中国没有能力在不摧毁自己的情况下摧毁美国。中国的核能力远远低于美国，而它的常规军事，虽然在地区上具有潜在的实力，但其预算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

一些人认为，中国可以在军事上把美国赶出亚洲，主导该地区，拒绝美国的海空军进入，从而无法支持关键盟友。鉴于该地区对美国的稳定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可能会对美国的存亡产生影响。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华盛顿失去了继续在亚洲扮演重要军事角色，或者失去与亚洲主要盟友保持密切联系的意愿或能力。亚洲主要盟友本身也反对中国的主导。事实上，在亚洲更大的危险是，华盛顿可能把自己对中国的反应军事化，行动和政策甚至会令美国的盟友反感。

这就剩下了非传统的威胁。这里的问题大概有两方面:经济和技术，以及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思想和影响力传统领域，包括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中国所谓的威权统治“模式”。

前者的威胁大概包括：中国在全球和对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影响力方面达到一定程度的全面优势（也许再加上对美国海上交通线的成功军事封锁），从而使美国陷入贫困，威胁到美国作为稳定和繁荣的民主国家的存在，并将其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

据说，这种作用的具体基础，将包括中国对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及供应链，能取得近乎绝对的全球主导权，以及对推动未来增长和军事能力的所有关键技术的控制。

问题是，谁会相信中国能对美国达到如此程度的主导地位？美国拥有丰富的能源、人力、技术和其他资源，巨大而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巨大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存量，也是全球金融储备货币。

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拥有高度创业精神和活力的劳动力，但它却面临着结构性和政治约束，如耕地不足、社会迅速老龄化、严重依赖能源进口、以及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控制。

北京肯定利用其经济杠杆(如市场准入)向外国公司和政府施压，要求它们支持中国的政策，或停止其认为不可接受的行为，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虽然这种经济胁迫绝不是中国独有的，但它肯定会侵蚀言论自由，从而威胁到民主的核心原则之一。

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实力的有限，以及与之相抗衡的全球经济实力和民主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很难上升到对美国价值观的生死攸关的威胁程度。

一些观察家声称，北京可以用某种方式在关键技术领域制定标准，并在世界各地安装技术硬件，以至于中国能够在商业和军事领域将美国降到一个永远的劣势地位，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生存本身。

这也是非常不可能的。

中国公司当然在参与关键领域的标准制定，包括5G。但这一过程在全球范围内是高度竞争的，美国、亚洲和欧洲的公司都掌握着标准的主要部分，以及支撑全球技术生态系统的标准必要的专利。中国公司几乎没有可能主导这一过程。

许多科技专家指出，中国在标准和硬件方面取得成就最坏的结果将是，技术生态系统支离破碎，使所有国家陷入贫困，而不是给予中国一定的力量，使其能够击败美国。

更现实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可能会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科技公司排除在其市场之外，这可能会使它们难以继续成长和创新。而且，中国的融资能力和供应链可能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创造一种“交钥匙”解决方案，将它们锁定在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中。

但是，考虑到非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全球影响力，以及面对此类竞争，中国高科技生态系统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影响力有限，这些发展不会对美国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

最后，后一套所谓存在的规范或意识形态威胁包括许多因素，包括北京可能推翻所谓的全球自由国际秩序，中国针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行动，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和国家指导的经济方法的输出，它还出售监视技术和其他有助于威权国家崛起或加强的物品。乍一看，这些威胁似乎都令人毛骨悚然。尽管意义重大，但它们被严重夸大了，还没有上升到构成存在威胁的程度。

北京对输出其治理体系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有输出的地方，也几乎完全针对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实际上在强迫或积极地劝说其他国家，效仿他们的经验。相反，他们希望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中国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在国际上合法化中国的体系，对政府的国内受众来说更有意义。

此外，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控制其他国家，让他们陷入债务陷阱，并向他们出售监视系统等“老大哥”硬件，从而使他们更加专制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中国的银行很少愿意发放会失败的贷款，而如果真的发生了失败，主要是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以及贷款人和/或借款人的无能和过度热情。此外，在贷款和监控设备销售方面，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对非民主国家比对民主国家的特别偏好。

即使中国政府试图向其它国家输出其发展模式，事实也将证明，这种模式的实际吸引力将非常有限。

支撑中国发展成功的特点，是大多数国家无法复制的。这些因素包括高储蓄率，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企业家精神的文化环境，国有银行体系和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党对关键部门的控制，并推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对几乎所有的信息流进行强有力的控制。

此外，鉴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腐败猖獗、收入不平等程度极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推动全球创新需要自由信息流动的事实，这种模式，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以目前的形式几乎肯定不可持续。

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和威权政治体制的结合，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但没有一个国家自愿或被迫采用这种体制。中国周边肯定有许多威权国家和脆弱的民主国家，但没有一个是中国制造出来的。

中国对所谓的全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也被夸大了。

首先，实际上是否存在一个单一的连贯的全球秩序，这是非常有争议的。观察家们通常所说的“自由国际秩序”，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实际上是由不同起源的不同政权组成的混合体，包括国际人权条约、多边经济安排和一个国际法院。

美国当然在这些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或领导的角色。但是，它并没有创造、也没有推动所有的全球制度。事实上，美国也不支持其中一些制度，如国际法院，美国也没有批准一些重要的条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许多非常重要的全球制度，例如，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贸易和投资、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本身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没有深刻的联系，中国政府是支持的，尽管有时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字而不是精神上。

美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抵御中国构成的存在威胁。相反，关键在于对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有限挑战、威胁和机遇，以及应对这些挑战所需要的政策，美国应该有一个更加清晰和基于事实的全面认识。

驳斥中国正在威胁摧毁整个美国生活方式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将使这项任务变得容易得多。

昆西负责任国家技术研究所（The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发布了一份东亚战略报告，就承担起这项任务。报告强调，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包括合作和竞争的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的首要威胁；美国和盟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采取更加防御性的、基于拒绝的（而不是基于控制或首要地位的）武力姿态；更明确地界定和商定一套国际经济和技术规范、结构和争端解决机制；以及限制军备竞赛和管理未来危机的协议。

这些活动，而不是基于中国作为生存威胁，而几乎完全专注于与北京的战略竞争的做法，将更有利于美国的长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