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作者Thomas b. Edsall的文章，分析了最近美国大企业和共和党的冲突，他认为企业由于各种原因，会更倾向于进步主义，共和党中麦康奈尔一派会受到沉重打击，而特朗普派的极端民粹势力会受益。他也警告说，企业界向左转，对民主党来说也喜忧参半的。
“觉醒的资本主义”，在过去十年里一直是一个稳步增长的现象。
早在2015年的印第安纳州和2016年的北卡罗来纳州，这场运动的声势就已经很明显，当时来自企业的反对，迫使共和党人放弃了反同性恋和反变性者的立法。
右翼人士感到很沮丧，因为这场运动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已经模糊了美国企业界传统的党派忠诚。福克斯新闻最近的一篇标题很有代表性，“企业恐惧唤醒的是左翼少数，而不是沉默的多数”。
这一运动的参与者，越来越多来自财富500强企业，他们准备挑战全美各地的共和党议员。
现在，那些试图让自己和自己的企业，体现更多己进步主义参与的首席执行官们，注意力开始集中在阻止24个州通过限制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投票箱的立法上，这种立法通过减少提前投票天数，要求缺席投票时携带提供苛刻的身份证明，还有减少或取消了投票箱等给选民更多不便的方式，来压制投票。
或许对共和党人最具威胁的是，试图拉拢自由派消费者的大企业战略家们已经开始相信，他们对进步倡议的支持将产生足够的收入，足以反击充满敌意的白人选民和代表他们的共和党政客的报复。
企业采纳这些策略的做法普遍受到媒体的好评，但也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
《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亚当·瑟沃尔在《觉醒的资本》一文中指出，资本“在任何政治或社会背景下，都是在追求其财务利益”。
正如瑟沃尔所说：
对大公司来说，表态没什么成本。同样，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可口可乐和德尔塔的行动，反映了乔治亚的政治格局及其与他们的底线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追求种族平等的结果。
同样，马修·沃瑟017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不应该指望美国企业提供道德指导，或为其领导者树立榜样，或对他们无趣且玩世不恭的顾问设计的言论大加赞赏。”
沃尔特继续说道，苹果公司的库克，“告诉我们他反对种族主义。我相信它。给他点赞。”
接着沃尔特写道，尽管库克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值得称赞，
但他是这样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通过利用贫穷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获得了人类历史上无法想象的巨大利润，而这些贫穷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苹果的沉默，还不要说苹果在雇佣世界上最聪明的律师来使他们的税务负担可以忽略不计。
带头反对共和党州议员推动压制选票法律的公司，包括达美航空、可口可乐、默克、戴尔、玛氏、雀巢美国、联合利华和美国航空公司。
就在两天前，包括福特、通用汽车和Quicken Loans在内的30家密歇根州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宣布，他们反对对投票规则进行类似的修改，这些修改有待立法机构批准。
华尔街日报4月10日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总结了这种情况，“有了乔治亚州的选举法，商业事务就变成了政治。”
今日美国报，4月10日将这项法律描述为，“包括一些活动人士所说的自种族隔离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限制”。
上周，来自100多家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一次视频电话会议，探讨如何表达他们对即将生效的选举法的反对意见。
对许多共和党人来说，他们在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等州的主导地位，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阻止少数族裔选民不断增加的势头。
虽然共和党人相信自己的立法战略是有效的，但2020年大选的民调数据表明，他们可能错了。去年，共和党人在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中取得了进展，而他们现在将会压制这些选民，同时在白人选民中失去了支持他们的传统基础。
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则拒绝屈服于企业界的压力。
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曾拒绝了特朗普推翻该州总统选举结果的请求的，对他来说，现在这场争议提供了绝好的宣传其民粹主义的机会，没准还能赢回特朗普支持者的支持。
肯普在4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场战斗俺一步都不退，呼吁所有人，乔治亚人，美国人，醒醒吧，来战斗，帮帮我们，不然他们下一个会去找你信不。
在德克萨斯州，美国航空、戴尔、微软和西南航空公司都反对共和党州议员正在考虑的法律，共和党人迅速展开攻击。
“德州人受够了那些试图支配公共政策、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公司，”副州长、共和党人丹·帕特里克在一篇攻击自由投票协议的新闻稿中宣称。“大多数德克萨斯人支持维护我们选举的公正性，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作为本次立法会议的首要任务。”
其他共和党人明确警告企业，如果走得太远，将付出代价。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变成少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宣布，“如果企业成为极左暴徒在宪法秩序之外劫持我们国家的工具，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他声称私营部门必须停止从煽动愤怒中寻找灵感。过去，企业界一直是麦康奈尔最坚定的盟友之一，而现在这种敌对姿态会是一个重大损失。他曾大力捍卫企业的政治捐款，理由是这也属于公民表达自由，所以很难讲他的这番警告会有多少说服力。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尔玛·科恩和三名同事，在2019年发表的论文《首席执行官的政治》中，分析了3800名在2000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人的竞选捐款。他们发现基本上是偏向共和党的，”超过57%的首席执行官是共和党人，19%是民主党人，其余的保持中立。”
弗吉尼亚大学保守派社会学教授威尔科克斯对大企业与共和党人之间的冲突有这样的评价，肯普的挑衅姿态将在共和党选民中产生共鸣：
“共和党和大企业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婚姻显然要破裂了。这一点尤其正确，因为共和党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对工人阶级更有吸引力的、好斗的民粹主义文化风格，大企业也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受高等教育人士欢迎的进步文化议程。”
挑战美国大企业，倒是符合共和党重塑形象的目标——从华尔街的政党到工人阶级的政党。
对于美国企业在社会问题上的左倾，白人工人阶级的反应仍然不可预测。
自由派团体民主团在3月组织了白人共和党人的焦点调研小组，得出的结论是，保守派选民受到了双重压力，他们表示，“特朗普的支持者和特朗普支持者感到愤怒，但也感到沮丧，他们感到无力，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更多地参与政治。”
虽然愤怒是政治参与的强大动力，但沮丧和无力感往往会抑制投票率，并助长政治参与是徒劳的信念。
研究美国商业政治演变的学者们，对企业领导者动机的看法大相径庭。
市场力量、公众舆论、信念以及作为消费者、雇员和越来越多的公司高管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对于激进的进步主义的增长起到了多大作用，学者和战略家们存在分歧。
弗吉尼亚大学宗教、文化和社会理论教授詹姆斯·戴维森·亨特对高管阶层的心理学很感兴趣:
至少从表面上看，美国企业界在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包括批判种族理论、Me-Too 运动、同性恋和跨性别者权利等更大的议程上，都迎合了进步主义者的利益。已经有了向左的转变。
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给出的答案很复杂:
曾经认为对企业有利的事情对美国也有利的想法，现在已成为遥远的记忆。长期以来，为了追求利润而逃税和反对工会的名声，已经大大削弱了企业作为一种公益力量的信誉。拥抱进步的议程，是将自己定位为“优秀”企业公民的一种方式。这样企业可以获得合法性。
亨特认为，企业意识形态承诺演变，应该放在美国政治和文化的大背景下看待：
从长远来看，保守派一直在政治上打文化战争。对他们来说，白宫、参议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才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进步派一直在政治斗争中挣扎，而在这个国家的文化纠纷中，在亨特看来，左派占据了上风：
尽管进步派在选举中失利，但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利、女权主义、黑人生命也重要、批判种族观点都在获得信任，在重要的文化机构，包括新闻、学术、娱乐、广告、公共教育、慈善事业等。迟早，它必然会影响企业生活、军队和其他所谓的保守机构，尤其是因为没有可靠的保守主义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只是防御性的拒绝。
这将如何收场?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还会继续看到丑陋的政治斗争，但文化战争肯定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因为它们有了来自重要企业的新赞助人。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讲师玛丽亚·拉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公众在种族和社会问题上缓慢但稳步地向左转变，正在推动企业决策，“企业明白，消费者希望看到他们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承诺。”
拉祖援引商业咨询公司Cone的研究说，“86%的美国人会支持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品牌，75%的人会拒绝购买他们认为与自己信仰相悖的产品。”
拉祖认为，“美国正发生代际转变，趋向于增加公正和集体责任”，其结果是，“包括公司在内的各种机构将做出渐进式的改变。”
黑格(John A . Haigh)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莫萨瓦尔-拉赫马尼商业与政府中心联席主任，他不同意那些认为商业公司只是受到潜在利润驱动的观点，他认为理想主义已经成为一股主要力量。
黑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公司有义务为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客户、员工和供应商——提供高绩效。”
但他接着说，“企业也有义务以高度诚信的态度这样做。”
在对限制性投票法的挑战中，黑格认为：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的行为带有某种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正直。选举权可以被视为我们民主制度的支柱，公然压制投票的企图是对我们核心价值观的冒犯。
黑格说他并不想过于乐观：
这听起来有点盲目乐观——在企业内部，这些都是艰难的权衡，而且比简单地“做好事”要复杂得多。但道德行为是有门槛的，企业也有义务大声疾呼。在美国，关于公民权利及其压制的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各公司参与的程度不一。
同样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任教的高级讲师尼尔·哈特曼认为，共和党人攻击投票权，违反了美国民主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对各种选民都很重要。
哈特曼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乔治亚州和其他州的限制投票的提案，不仅唤醒了“从温和派到自由派选的大量选民中强烈的行动主义”，而且，
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比较保守的个人，认为投票应该尽可能简单和广泛。这是我们民主的基本原则。
哈特曼继续说，公司“正在响应公众、股东和员工的呼吁，对被认为不公平的法案和法律作出回应。”
哈特曼认为，“选举权是今天的首要问题”，但“很快就会出现阻碍LGBT权利的努力，针对跨性别群体的法案已经被提出并通过，以及关于堕胎和妇女选择权的持续斗争。”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讲师罗伯特·利文斯顿，与黑格和哈特曼的观点有些重合:
我们在乔治亚看到的是对人们基本道德感和体面感的侮辱。人们有时会将自身利益置于珍视的价值观和信仰之下。许多这样的公司都有自己的信条和核心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已经被领导层和员工所吸收。我们看到，领导者们越来越愿意表达他们对那些在政治上精明、但在社会上不负责任的政客的不顾后果的鲁莽行为的不满。
利文斯顿承认，许多公司也会有这样的原因，
也被他们自己的利益所驱使。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是一个依靠有色人种的组织。耐克倾向于迎合日益年轻和多样化的客户群。所以，这对他们也有好处。
但他接着说，“我曾与许多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共事过，我可以告诉你，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更多的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教授约瑟夫·阿尔迪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企业参与争议性政治问题的意愿最为明显，“许多共和党官员对气候问题否认和怀疑论的态度，与大多数美国公众和美国商界越来越格格不入”。
这些关注和冲突将如何演变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只要美国商界与共和党之间的分裂扩大，企业开始削减竞选捐款，那么可能的输家就是共和党内企业派的领袖麦康奈尔。任何不利于麦康奈尔向竞选活动输送商业资金能力的趋势，对他而言都将是一种挫折。
这样的事态发展，将进一步增强共和党内特朗普派中更为极端的成员的权力，并将鼓励共和党政客升级他们与美国企业的冲突。
例如，乔治亚州众议院议长大卫·拉斯顿刚刚通过了一项报复性法案，通过取消航空燃油税收减免来惩罚达美航空，他这样告诉记者，“你不会喂会咬你的狗。”
最后，对民主党人来说，商业企业的左倾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
有利的一面是，民主党在社会和种族问题上推行自由议程方面获得了盟友。
不利的方面是，会加深外界对民主党与企业利益结盟的看法，民主党官员很可能面临压力，在基本经济政策上向新盟友做出让步。
这对民主党不利，对国家也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