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anga-Yamahtta Taylor在纽约客发表文章，称拜登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可能是一次根本上的意识形态的转折点，他改变了两党长期以来削减公共开支的共识，这一转变甚至可以与罗斯福总统1944年提出的《经济权利法案》相提并论，同时，作者也指出，这些法案究竟是应对疫情的权宜之计，还是根本上的改变，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拜登带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支出法案走向舞台

从去年的民主党初选来看，几乎很少有人会相信，前副总统拜登会带着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些法案，带领民主党再次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竞争激烈的初选中，拜登是资历最老的候选人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扮演的是建制派候选人的角色。

拜登在美国参议院工作了36年，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8年，他这一角色的定位板上钉钉。

他的年轻对手们认为，希拉里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惨败的部分原因是黑人选民缺乏热情，于是，他们在竞选纲领中呼吁种族公正，并强调了拜登在福利和犯罪问题上迎合种族主义的职业生涯。

卡玛拉·哈里斯曾一度成为竞选中的领先者之一，因为她抨击拜登浪漫化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与南方种族主义者在参议院的工作关系，她说那是一个在政治上更有“礼貌”的时代。

拜登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年后，人们对他会把两党合作置于公众的历史性和多样化需求之上的担忧，已经被他打消。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下文简称ARP）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支出法案之一。

想想看，从1965年到1968年林登·约翰逊向贫困宣战期间，联邦政府对穷人援助拨款约60亿美元。这些钱按照2021年的标准来看，大约折合460亿美元。

拜登的法案包括备受讨论的1400美元的个人救助金和300美元一周的失业补助，还包括帮助简化疫苗分发工作的数百亿美元（这一工作一直遭到基础设施故障和种族不平的破坏，并导致新冠病毒在黑人社区的传播），以及300多亿美元的租金和房东援助。

它还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此前，特朗普政府不让各州获得联邦资金，试图迫使它们放弃干扰经济、但旨在保护人民生命的公共卫生措施。而且，多年以来，美国对波多黎各和其他美国控制的领土进行了侮辱性的种族主义忽视，拜登的法案授予他们超过3亿美元的租金援助。

劳动所得税抵免计划也有了重要的修改，包括将对无子女成年人的最高抵免额度从大约530美元提高到1500美元。

儿童税收抵免政策不再将穷人拒之门外

正是对儿童税收抵免政策的修改，才使得ARP与罗斯福的新政或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他当时提出的施政纲领）相提并论。调整包括将儿童税收抵免从每个6岁及以上儿童的2000美元提高到3000美元，6岁以下儿童的税收抵免为3600美元。在此之前，这项抵免措施不合常理地将最贫穷的家庭排除在外，这些家庭因为事业或仅仅因为工资太低而被取消资格，新的法案把可全额退还的税收优惠扩大到2700万儿童，帮助大幅减少美国的儿童贫困，估计黑人和拉丁裔的贫困儿童将分别减少52%和45%。

最重要的是，法案允许以每月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而不是在年底一次性支付。这样一来，美国就与其他国家一样，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并为联邦政府的最低收入打开了大门。

1995年，当时还是参议员的乔·拜登支持一项宪法修正案，要求联邦政府平衡预算。但是，仅仅是对儿童税收抵免的修改就将使国家赤字增加1200亿美元，这标志着民主党在政治计算上的一个决定性转变。

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种族不平等以及疫情，催生了新的法案

民主党人无视不断膨胀的赤字，向穷人发放现金，是由四件事情决定的：

最重要的也许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暴露了美国市场经济的脆弱和不平等。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他们的房子、工作，似乎还有他们的未来，而数千亿的税收被分配到上层，以确保富人的资产。经济危机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至今仍在持续。对于那些曾经认为奥巴马政府代表着打破现状的数百万人来说，联邦政府使用公共资金来拯救新的强盗贵族是一个政治启示。

2011年秋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证明了人们对严重的金融不平等和腐败政治的觉醒，推动了阶级语言进入美国的公众意识，其中的典范是1%和99%（注：指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口号“我们就是那99%的人”，他们相信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作所为均需要由剩余的“99%”承担）。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逐渐演变为对警察和国家暴力的新一轮抗议，首先是反对处决特洛伊·戴维斯，然后是对特雷沃恩·马丁的谋杀。这些事件表明，黑人社区的经济贫困使非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的警察监视和审查，他们在刑事司法系统面前特别弱势。

（注：特洛伊·戴维斯被称为美国“头号争议死囚”。他被指控于1989年枪杀一名白人警察，并于1991年被判谋杀罪入狱。2011年9月21日晚，美国乔治亚州监狱为其执行了注射死刑。特雷沃恩·马丁是美国迈阿密地区的一名高二学生。2012年2月2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被协警乔治·齐默曼枪杀。）

占领运动最终平息下来，但它的理念在2015年伯尼·桑德斯成为总统候选人时找到了立足之地。他在2016年民主党初选中出人意料地挑战了希拉里，把占领运动的政治精神带入了公众辩论的中心。

桑德斯可能输给了希拉里，但他这样做表明，在民主党内部，支持重大改革的人很多，包括个人医疗保险、15美元的最低工资，以及公立学院和大学免学费。

与此同时，正在兴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要求民主党不仅要解决针对非裔美国人的警察枪击和暴力事件，还要解决贫困和种族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使非裔美国人更多地受到执法机关的制裁。

面对一场没有奥巴马坐镇的竞选，民主党向黑人选民提出了新的建议，希拉里引用1996年的“超级捕食者”一词来表达对黑人儿童的歉意，接着，她在竞选总统时使用了“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个词。

民主党从来没有就希拉里失败的原因达成任何明确的共识，但黑人选民投票率低迷也没有改善。后来，特朗普继续给最富有的美国人和企业减税，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往来密切，并且在政策和演讲中的排外行为，无疑加剧了经济和种族不平等的双重危机。

2019年，在民主党初选期间，候选人再次试图通过关注种族和不平等来获取非洲裔美国人的选票。卡玛拉·哈里斯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宣布竞选总统，并以1972年第一位竞选总统的黑人女性雪莉·奇泽姆使用的徽章为蓝本，设计了她的竞选标志。科里·布克在黑人占多数的纽瓦克市举行他的第一次大型竞选集会时也提到了马丁路德的观点，并把重点放在了刑事司法改革上，包括在联邦层面上让大麻合法化。

在大选期间，疫情使得有关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讨论持续占据头条，有报道称非洲裔美国人的死亡人数过高，以及非洲裔美国人受到一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虐待。去年6月，在阿伯里、泰勒和弗洛伊德被杀后，非洲裔美国人爆发了愤怒和反抗，其结果是把这些关于个案的讨论，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即全美都遭受着“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企业巨头和职业体育联盟开始谴责美国各地的种族主义。这场叛乱后来演变为一场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抗议活动，人们开始关注美国国内的不平等、种族问题和其他问题。

活动人士要求政府“停止资助警察”，媒体和一些民选官员嘲笑这一要求，但这迫使政府官员澄清他们对警察预算和支出优先次序的立场。9月初，拜登前往威斯康星州基诺沙，那里因警察近距离向黑人雅各布·布莱克背部连开七枪而卷入了持续数天的骚乱之中。

拜登会见了布莱克的家人，并与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布莱克通了电话。拜登谴责基诺沙暴乱的言论激怒了示威者，但他也将自己的种族正义愿景与承诺联系起来，承诺他的总统任期将带来重大的经济改革，包括对富人征税，并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

拜登说：“我向上帝保证，我相信我们现在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现在事情已经在美国上演，我们可以做很多积极的事情，我们不是不能做，我们只是一直不愿意去做，现在我认为公众已经准备好了。”

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还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美国救援计划法案的规模引发了一场讨论： 过去的政治方向一直是反对增加税收，或在类似社会福利或公共援助的任何项目上支出，这个法案是否代表了过去四十年执政政治方向的一个转折点？纽约时报将儿童税收抵免的变化称为“政策革命”。

历史学家希瑟·考克斯在她受欢迎的时事通讯节目“一个美国人的来信”中谈到ARP时，她说：“这是对所谓自由主义共识原则的回归，从1933年上任的民主党人罗斯福，到1981年离开白宫的吉米·卡特，这段期间两党成员在总统的领导下都接受了这种共识。”

最终卡特被里根击败，里根在他的就职演说对美国人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是里根动摇了美国这张薄薄的安全网，那么1996年比尔·克林顿通过的《个人责任与工作和解法案》就注定了这张安全网的消亡。

在克林顿通过的这个法案中，将福利和工作薪水以及工作时间绑在一起，结束了有孩子的贫困家庭获得福利的权利，从而减少了公共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从里根总统开始，反对政府开支的声音大多限于监管和社会福利国家，而对军队、警察和监狱的奢侈开支则得到了支持。

拜登与克林顿一样，是在民主党适应里根式削减公共支出方面的一个重要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的新角色偏离这一政治正统时，是如此的引人注目。

但现在断言民主党最近的支出狂潮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还是重大危机下的权宜之计，还为时过早。最明显的迹象是，该法案中影响最深远的方面（包括儿童税收抵免的变化）只有一年有效期，之后会另做修改。当然，民主党中最自由的一派希望让这些改革永久化，但政治上的考量还有待商榷。

经济救助法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

民主党人提出了这个庞大的开支计划，这表明他们抓住了时机，但这本身并不代表意识形态的巨变。这些改革对于制止这次疫情的冲击所造成的痛苦是必要的。他们关注的是拉动需求，而不一定是重新构想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

如果说ARP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是防御性的立法，只是对危机做出反应，却缺乏扭转美国日益恶化的不平等状况的进攻性战略。如果人们失去了工作，联邦政府将帮助他们支付医疗保健费用，但营利性医疗保健体系却未受影响。

政府将拿出数十亿美元用于租赁援助，但难以负担的住房问题依然存在，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继续被沉重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依靠联邦最低工资生活，而最低工资仍然荒唐地低于每小时8美元。这项新的支出是必要的，但远远不足以把普通美国人从数十年的政治忽视所造成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上周，拜登提出了他的2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该计划将通过恢复特朗普在2017年削减的部分富人税来增加税收。此外，它提议在保障性住房上投入2000多亿美元，在水利基础设施上投入1110亿美元，在修路修桥上投入1150亿美元，在公共交通现代化上投入850亿美元。

同样重要的是，拜登官员承诺推出的第二套方案，对民主党人所说的“人类基础设施”进行新的投资，包括普及学前教育、免费社区大学学费，以及全国带薪医疗和家庭休假计划。

但拜登的这两项基础设施法案能否为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提供更持久的解决方案？这还有待观察。美国就业计划强调了私营部门的作用，并提出“利用”私人投资来实现创造就业和发展的目标。这种公私合作的倡议几乎总是以牺牲所谓的“公共”目标为代价，因为私人实体获得了减税和其他旨在吸引他们参与的优惠。

尽管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转向新自由主义从来不只是政府支出的问题；它还承载着一项巨大的意识形态事业，旨在破坏社会契约，甚至社会本身的理念。

正如撒切尔夫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我认为，我们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太多的人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当他们遇到问题时，解决问题是政府的职责。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就该获得一笔资助；我无家可归，政府就必须给我提供住处。他们把自己的问题抛给社会。而且，你知道，没有所谓的社会，这里只有作为个体的男男女女，以及家庭。”

在美国，这种逻辑被种族主义化了，因为非裔美国人被描绘成不值得接受辛勤工作的白人税收创造的公共援助。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黑人进行了巨大的斗争，声称种族主义就是对黑人的不平等，之后，另一场同样残酷的斗争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将非裔美国人描绘成没有价值的人，并重申，并没有种族不平等这回事。

社会福利国家的紧缩与监狱和警察的崛起齐头并进。事实上，重新指出黑人贫困和失业背后的罪魁祸首是黑人的基因或文化，是警察监禁和持续监视黑人的必要借口。

我们仍然带着这种思想和后来的做法留下的遗产生活着，新冠病毒在黑人社区造成的大量死亡以及乔治·弗洛伊德和布伦娜·泰勒被警察杀害就是证据。

真正从小政府中做出改变还必须包括清算警察以及刑事司法系统对黑人的伤害，以及长久以来对非裔美国人是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假设和偏见，这些导致了他们低水平的医疗保健，破旧而昂贵的住房，以及低薪工作。

即使是现在，全国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反思仍在继续，用警察取代强有力的公共援助，为进一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据最新统计，洛杉矶有4.1万人无家可归，而该市对如何安置他们没有明确的计划。相反，警察被派去监视和控制该市无家可归人口的流动。今年3月，警方从Echo公园的一个营地疏散了大约200人。（据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管理局称，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安置在了临时住所。）

要修复美国的根本问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通过构想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来修复这些状况是可能的，就像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提出《经济权利法案》时所设想的那样。它包括“获得足够的薪水买得起足够的食物、衣服和娱乐的权利”；“每个家庭都有权拥有一个体面的房子”；“获得妥善医疗照顾的权利以及实现和享有良好健康的机会”；“享有充分保护的权利，免受因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而产生的经济恐惧”；以及“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

如果民主党人能够通过拜登提出的两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肯定是一个受欢迎的改变；该法案能否完整通过，将是对民主党真正转变程度的考验。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用过去40年左右两党对这些法案的忽视来衡量这些法案的规模，而是根据人们现有的需求进行权衡。在这些条件下，有许多损害需要弥补，也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才能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