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orah Copake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作为科森性骚扰的受害者，她不仅受到了人格侮辱，还损失了工作收入，如今更是面临着缺乏法律保护的被动局面。她还从受害者那里收集大量科森性骚扰的证据，并呼吁有关方面完善法律将罪犯绳之以法。
派翠西亚·赫斯特被绑架的时候我才八岁。有好几年，太阳下山后，哪怕是光线充足的房间我都不敢一个人待着，因为我是绑匪名单上的下一个，他们就潜伏在我家后院，对此我深信不疑。
事件背景：1974年2月4日，派翠西亚·赫斯特在加州柏克莱被美国极左派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绑架，该组织要求赫斯特家族发放4亿美元的救济物资给加州的贫民，否则就杀害派翠西亚，赫斯特家族发放了部分物资，但共生解放军并未释放派翠西亚。
1974年4月3日，她发表声明宣布加入共生解放军，并改名为“塔尼亚”，4月15日她参与了共生解放军在旧金山的银行抢劫，被联邦调查局发布通缉令。1975年9月派翠西亚被捕，1976年3月20日因参与银行抢劫案被判刑7年，但后来被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特赦，仅服刑22个月，并于1979年2月1日出狱。200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卸任前颁布特赦令，撤销了她的所有罪名。
我的担心有道理吗？那倒不见得。但我的恐惧是真实的吗？百分之百是。
克林顿总统在任职的最后一天赦免了派翠西亚，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欢呼了起来。这名女子在19岁时遭到了绑架和强奸，在一个黑暗的柜子里关了57天，之后，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绑架者一起抢劫了一家银行，赦免她不仅公平，而且公正。
整整20年后，特朗普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赦免了肯·科森。当我看新闻的时候，我咒骂了他，这种赦免既不公平，也不公正。
科森是《观察家报》的编辑，当时该报归他的朋友贾里德·库什纳所有。去年秋天，科森被捕，并被控网络跟踪三人和骚扰另外两人。根据联邦政府的指控，科森发布了多篇恶意评论，他在文中虚伪地指责一位曾经的朋友，说这位朋友导致了他婚姻的破裂。他用化名给这位朋友的同事和其他人发送威胁邮件，指控她与老板发生关系，然后在她的工作场所跟踪她，直到她的雇主被迫雇了一家安保公司来保护她。他的律师在一份声明中辩称，这些指控被夸大了，他在案件开庭前被赦免。
在科森被捕后，我不停地浏览新闻，希望特朗普忙着做一个输不起的人，煽动叛乱，而不是赦免科森。我错了，特朗普的决定意味着我下半辈子都得小心翼翼过日子了。
从2014年11月到2016年底，科森对我进行了多次性骚扰。2018年，我为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关于这种可耻经历的文章，我以诙谐的口吻写道：“如何用33个简单步骤在性骚扰中失去工作”，很多时候，随着我们不断地经历，性骚扰不仅仅指一件事或低俗的评论，也不仅仅是一些的暗示性邮件，比如：“下辈子，我是科帕肯先生（科帕肯是作者的姓）”；“我爱你的sloppy seconds（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后很快又和另一个男人发生关系）”；“你是在向我求婚吗？”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权力滥用，会剥夺受害者的工作机会、金钱和医疗保险。
在我为另一家媒体写的一篇文章被疯传后，科森邀请我共进午餐，并说他为我提供了一份带福利的全职工作。当我跟当时的老板提出辞职后，但科森却跟我说这不是一份正式的工作，薪水也无法达到我的要求。但他说，如果我愿意继续为他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可能会给我一份全职工作，同时给我发一些关于他摇摇欲坠的婚姻的极不得体的电子邮件。我担心他会报复。他曾经对我的一篇文章评论道：“我认为这应该是《观察家报》的报道，你知道我来自一个记仇的沙漠民族。”
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那篇报道后，他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复我的电子邮件。后来，当我询问一篇文章的付款延迟问题时，他回复说钱打入了我的账户，并补充道，“很抱歉你破产了……你是爱上谁了吗？”
（当《大西洋月刊》请科森置评时，他否认有过工作邀请。关于这些邮件，他说，“我们所有人在过去都曾有过无心的言语不当的时刻，”他还说，“我尽最大努力善待和尊重我遇到的每个人。”）
那时，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还在上大学，我要面对沉重的学费，还有昂贵的手术账单，而我的银行账户却空空如也，我不得不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并找到了第一份有福利的全职工作，为制药行业做宣传。这一点，再加上年龄歧视和不断萎缩的传媒业，我的新闻事业一直都不太好。
2018年我把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之后，我对类似的悲惨故事铺天盖地并不感到意外。我比较惊讶的是这么多故事都是围绕着同一个反面角色，我创建了一个电子表格来整理它们。以下是摘录：
“科森对我来说是个怪胎，还很傲慢……”
“跟他在一起的可怕经历让我记忆尤新……他对我说话的方式直到今天都让我难以释怀……把这个食人魔拖到日光之下。”
“我醒来看到你写的关于科森的文章，我和他有过一段疯狂的经历，如果不是犯罪的话，我很想和你谈谈。”
最后一个让人不寒而栗，这封邮件来自一位女士，她认识后来被科森网络跟踪的人之一，并表示她曾收到过来自科森本人的威胁邮件。当我打电话给她时，她讲述了两起骚扰事件。她描述的行为确实听起来像报复性犯罪。我和《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杰西·德鲁克分享了这个想法。我说：“杰西，我需要帮助，我想帮助这个女人，但我觉得自己力不从心。”
我把我的电子表格转发给了他，并明确告诫他不能分享给其他人，然后，就在杰西开始调查每一项指控时，特朗普提名科森担任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董事。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杰西写的报道《特朗普政府的老朋友：肯·科森》发表于5月11日。“关于科帕肯女士（即本文作者）的说法，科森说，‘我坚决否认任何有关不当行为的说法。’”
为了回应他的否认，我在Twitter上发了一个帖子，展示了一些书面证据，一封又一封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子邮件。
在帖子的结尾，我写道：“更多的女人和两个男人因为类似的事情联系我。所以，联邦调查局，如果你在调查，请联系我，我知道很多详情。”我甚至没有@联邦调查局，我是一时暴怒，从没想过联邦调查局真的会做出回应。
但不久之后，联邦调查局特工马特奥·戈麦斯打来电话。6月4日，他和他的搭档、特工艾米丽·埃克施塔特来到我家门前。艾米丽年轻、和善，穿着舒适的平底鞋。不知怎么的，我被她的鞋打动了，但那是在我让两个探员出示了他们的证件之后。
戈麦斯说：“我想我应该带个女人一起来，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很难和男人谈论。”我心里想，干得好，FBI！这是正确的。跟女特工谈论性骚扰的事，我感觉好多了。不过如果你们根本不需要来，我会感觉更好。或者，如果性骚扰被认为是一种应受惩罚的罪行，并带来真正的后果，而不是自阴茎诞生以来女性就不得不忍受的讨厌行为。
联邦调查局特工听了我的证词，拿着我的电子表格回到他们的办公桌前，联系了上面罗列的人。不久之后，科森退出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董事的提名，给出的理由是审查过程中涉及了太多的文书工作。
两年后，当科森最终被逮捕并以网络跟踪罪起诉时，我感到深深的宽慰。最后，我想，性骚扰者会被绳之以法，因为他触犯了我们的法律体系。
但是就因为特朗普，这种解脱感并没有持续多久。
“我该怎么办？”我问特别探员艾米丽，另外两名探员也在电话那头听着，“是我给了你们导致他逮捕的信息。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艾米丽说：“如果你的安全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请拨打911，如果事情没那么迫在眉睫，请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调查的。”
我考虑过申请限制令，但我被告知，限制令只适用于和你有过亲密关系的人或者已经被指控对你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因为我拒绝了骚扰者，而且口头性骚扰不是犯罪，所以我不能申请。（有人在听吗？这个问题能不能也给我们解决一下？）另外，艾米丽告诉我，限制令也不在联邦调查局的权限范围内。
一名男性探员提出：“我觉得，证人保护可以作为最后的手段。”
我的第一反应是，哦对哦，再一想，不，不行。这个男人对至少一个女人进行网络跟踪并对许多其他人造成了痛苦，错的是赦免他的特朗普，我不能因为一个对我性骚扰的男人而东躲西藏，离开我所知道和爱的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系统来保护所有被骚扰的人。即使是像我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案件，也会对个人和职业造成巨大的破坏。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是科森的受害者，但他却否认自己有不当行为，他的道歉也毫无诚意，他可能不明白自己造成的损害有多大，但这种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造成了后果。有个女人找到我，告诉我她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为的就是远离他。
我们不能依赖耳语网络（女性之间私下传递的非正式信息链，它通常是一份被指控性骚扰或性虐待者的行业权势人物名单），更不能依赖人力资源部门，那部门是用来保护公司而不是员工的。而且，至少就我的情况来说，公司对自由撰稿人承担的责任是零。在我2018年写我与科森共事的经历之前，《观察家报》的总裁詹姆斯·卡克林斯告诉我在《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在科森任职期间，没有任何针对他的正式投诉。卡克林斯还说，对于非在编的作家，也没有任何投诉途径。
如果我们可以将那些暗示或者要求与职业晋升挂钩的性行为的电子邮件直接转发给警察，如果性骚扰者不仅被唾弃或解雇，而且如果他们伤害了女性的收入、未来前景和安全感，就有可能会坐牢，那会怎么样呢？我的生计肯定比我房间里超薄电视机值钱多了，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应该这样对待它。
被赦免后，最近，科森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张他和新婚妻子在迈阿密度假的照片。他在上面写道：“我必须改变我的生活。几乎每一个方面。我的态度，我的观点，我的行为，我的谦卑。”然后，他给任何需要的人50美元或100美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我心里想，真是恶心，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一个真正悔过的人是不会在网上随便给陌生人发现金的，也不会像几周前一样，为了证明自己的虔诚，发希伯来诗句，他向那些被他伤害的人道歉。你从你最好的哥们的岳父那里得到总统的赦免，这不是祷告的结果，不是清白的证明，也不是改过的证据，这是贿赂。
科森说，他来自“记仇的沙漠民族”。我的祖先也来自这片沙漠。所以，我没有坐在黑暗中，担心科尔森可能会报复我的余生，而是选择打开灯，就坐在这扇窗户边，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就是我，作为总统特赦的附带损害，我拒绝再让我那毫无悔意、令人毛骨悚然的变态性骚扰者的权力凌驾于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