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发出警告，称一场英国和欧洲对立的“新冠疫苗之战”即将来临，作者Henry Farrell 和 Abraham Newman指出，英国和欧盟之间因为疫苗分派不均的争吵不过是小打小闹，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总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解读和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它们迫于群众的压力，违反国际自由市场的秩序，将本国生产的疫苗只供应自己的国民使用，另一方面却死守疫苗知识产权，绝了贫弱国家自行生产疫苗解决燃眉之急的可能，贫弱国家如何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摆脱疫情，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文章来源：外交杂志）

自由市场如浮云，疫苗储备是正经

上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警告称，一场英国和欧洲对立的“新冠疫苗之战”即将来临，几天前，欧盟出台措施，禁止阿斯利康向英国等拒绝出口疫苗的国家运送疫苗。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顿表示，“零”剂量的疫苗会跨越英吉利海峡，除非英国增加疫苗供应量或改变其在疫苗出口上的立场，他补充说，“这没有什么好谈判的”。

欧盟提出的出口限制代表了该集团的突然转变，直到最近，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一直强有力地支持开放贸易体系。它花了数年时间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等对贸易持怀疑态度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斗争，许多左翼人士将其贸易理事会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指挥中心之一。现在，欧盟委员会正在提倡一种反向保护主义，即各国不阻止进口产品流入，但阻止关键供应品流出。

欧洲突然退出国际市场，是在疫情引发了大范围的全球转变之后发生的。英国和美国率先采取了一种新的、无情的贸易政策：公民想要疫苗，于是他们的政府开始不择手段地获取疫苗。英美靠着与疫苗制造商签订保密合同优先保证自己的疫苗供给，对美国来说，是凭借着《国防生产法》赋予的权力，对疫苗出口实施事实上的禁止。而在其他地方，中国和俄罗斯走上了殊途同归的道路——利用疫苗作为国际影响力的工具。

这些决定已经开始改变曾经看似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轨迹。由于疫苗的使用权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发达国家已将自由市场原则搁置一边，转而采取积极的限制措施，以满足新的国内政治要求。他们自私自利的行为正在破坏联盟，并使政府对全球市场的公开干预正常化，其程度在最近的历史中从未见过。将来，其他国家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保护自己——当全球规则对他们不利时，那就背叛全球规则。

疫苗数量供不应求，争夺疫苗纷争不断

有效的新冠疫苗是一个科学奇迹，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副作用。问题很简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愿意伸出胳膊接受注射的人将远远多于可供注射的疫苗数量。根据病毒的发展情况，供应可能要到2022年或2023年才能达到供需平衡。当人们的生命和生计受到威胁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时间。

疫苗短缺使国家露出了丑陋的面目。早期协调全球疫苗生产的努力陷入了困境，因为富裕国家不愿承诺任何限制它们为本国公民提供疫苗的合作体系。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抢先一步，以高价预购了大量的疫苗，并要求与制药公司达成协议，给予它们生产和供应的优先权。现在，几个月后的今天，发达国家终于承诺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起的COVAX倡议，提供长期合作和援助。但是，这些高尚的承诺同时伴随着无情的短期混战。

相比之下，欧盟的行动要慢得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复杂的内部政治。疫情爆发之初，各成员国就因个人防护用品短缺的问题发生冲突，欧盟最终实施了几项临时出口禁令。在这一灾难性的经历之后，欧盟同意了一项共享的疫苗战略，并责成欧盟委员会代表其所有成员与制药公司进行谈判。然而，许多国家政府在疫苗成本等重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一些国家不愿意为德国等富裕国家生产的高价疫苗付费，还有一些国家的卫生机构拒绝放弃质量控制的权力。

结果导致整个欧盟的混乱，最终欧盟分发的疫苗数量远远少于预期。这其中也有运气不好的成分：欧盟在法国制药巨头赛诺菲身上下了很大的赌注，而赛诺菲的疫苗项目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当然政治纷争肯定也没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欧盟希望由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阿斯利康疫苗既便宜又有效，这个希望倒是多多少少实现了，但该公司在2月份宣布，会错过向欧盟供应疫苗的最后期限。欧盟委员会继续谴责该公司，强烈暗示阿斯利康正在向英国供应本应面向整个欧洲的疫苗。

这些挫折加剧了欧盟的真正问题：就在英美努力摆脱全球市场的时候，它却决定继续致力于全球市场。英国和美国都没有明令禁止出口，但都通过合同悄悄阻止了出口。美国还利用了《国防生产法案》，该法案允许政府强制私营公司优先考虑国内需求。相比之下，欧洲工厂仍然接触全球市场，根据合同为世界其他地区生产数千万支疫苗。在欧盟3月底采取行动之前，欧洲公司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销售疫苗，而英国和美国的公司则不能。然而，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正在迫使欧洲走向保护主义。

民选官员不想丢掉饭碗，就得想尽办法获得疫苗

欧盟、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民主派政治家们正在对政治动机的根本性转变做出回应。几十年来，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放心地将有关供需的重要经济决策委托给全球市场和国际技术官僚。尽管政府为药品制定了安全标准，有时也会为国家医疗保健计划讨价还价，但他们把管理供应链这个核心问题留给了私营部门。

但现在，在疫情期间，民众要让他们的领导人对这一体系的失败负直接责任。政客们不得不奔波于采购合同和错综复杂的全球疫苗供应链，这些任务他们曾经都是外包的。如果他们想要连任，他们就必须交付疫苗，这就意味着要监督疫苗的购买、储存和运输，并确保疫苗被有效使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任何一点失误，比如与疫苗制造商提前签订了合同但制造商不能按时交货，都可能会让民选官员丢掉饭碗。

这种新的政治气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主党领导人如此不愿将疫苗送往国外。例如，欧盟在透露其将出口数千万剂疫苗之前犹豫不决，担心这一消息会激起急需疫苗的欧洲人的愤怒。就美国而言，美国有数千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它可能永远都不会被用到，因为监管机构仍未批准。即便如此，美国在墨西哥政府做出让步，并且美墨边境的人道主义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才同意与其南边邻国分享部分疫苗剂量。尽管欧洲盟友一再要求，美国仍未向他们提供任何药物。

相比之下，专制统治者则不受民众需求的影响。它们远比民主国家更愿意将疫苗当做一种影响力的工具。尽管Sputnik V疫苗的有效性数据不明确，但俄罗斯还是成功地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批准了该疫苗（这在斯洛伐克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同样的，中国也向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出口了科兴生物的疫苗，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对接种该疫苗的游客实行新的签证政策。虽然发达国家进行了反击，但他们始终不愿意提供他们自己的现成疫苗作为替代。

无权无势的贫弱国家获得疫苗难上加难

发达国家之间的内斗可能很快就会平息。不出大意外的话，到6月底，欧盟应该有3亿至3.5亿剂疫苗。这些储备将动摇欧盟委员会延长出口限制的决心，毕竟这种出口限制会损害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还会破坏未来疫苗的供应链。

即便如此，出口管制仍将产生长期影响。政客们现在明白，获得疫苗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危机时刻，国际供应是靠不住的。这种认识将重塑强国之间的关系，印度疫苗巨头血清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阿达尔·普纳瓦拉说：“现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想在当地建立生产基地，这样就不必再争夺疫苗了。”此外，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一个由13个国家组成的“疫苗小组”，它们在生产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毫无疑问，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想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这样其他成员国就无法威胁到它了。与此同时，拥有足够经济影响力的外部人士可能会试图加入。

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不在小组中，没有机会成为会员的人。大国之间的斗争掩盖了无权无势者在获得疫苗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在疫苗竞争中，COVAX很快被那些与制药商达成特殊交易的富裕国家超越。现在，该组织正努力在2022年之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一个积极的进展是，美国最近宣布，它正在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合作，以增加疫苗生产，这或许也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影响。尽管如此，在给本国公民接种疫苗之前，美国基本上是不愿意发放疫苗的。印度也改变了立场，暂时禁止血清研究所为COVAX和联合王国提供的疫苗出口。

即使美国放松了分发疫苗的立场，它的慷慨显然也是有限的。英国和欧盟也是如此。强大的国家可能会在短期内为疫苗的分配争吵不休，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长期分配上达成了一致。今年3月，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大联盟呼吁世界贸易组织放弃对疫苗的国际知识产权要求，这在原则上将允许它们自己生产疫苗。英国、美国和欧盟都表示反对，拖延了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即使会危及发展中国家的疫苗生产，西方大国也不太可能同意限制那些野蛮的政治手段和经济力量，正是靠着这些特权，他们才能够囤积疫苗，或将重要的疫苗专供国内使用。

欧盟最近转向反向保护主义，让一场隐藏的权力斗争公开化。这场斗争远远超出了疫苗之争，它暴露了全球化的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将难以掩盖。各国现在将全球经济视为弱点，同时又是增长的源泉：一个可以使自己摆脱依赖，同时又可以利用对手的依赖而获利的场所。地缘政治正在慢慢地把自由市场关系挤出去。尽管专权政体和富裕的民主政体可能在这个新世界中得以存活甚至繁荣发展，但积弱和贫穷的国家不得不好好想想怎么才能最好地保护它们的利益。

当然，权力和私利一直都隐藏在全球经济的表面之下。自由贸易与投资者纠纷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相伴而行，这些规则很少偏向实力较弱的国家。但随着权力和自身利益逐渐浮出水面，现有体系的优势正在消退。贫穷国家将不惜代价保护自己，并可能开始退出全球知识产权归责，这样它们才能通过自己生产来应对紧急情况。强大的国家可能会默许或主动采取高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约翰逊警告的所谓疫苗战争，实际上是一小部分强国之间的短期争吵。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小打小闹是否代表着一场席卷全球经济战火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