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作者Austin Carr和Mark Gurman的长篇报道，讲述了苹果的库克如何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各种势力之间走钢丝，最终把苹果变成了一个坚不可催的商业王国。

拜登向蒂姆·库克提了一个问题。当时还是副总统的他想知道，为什么苹果公司不能在美国生产iPhone？

那是2012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竞选连任期间，库克的前任乔布斯去世刚三个月。拜登在帕洛阿尔托与库克和一群科技领袖共进晚餐，其中包括Netflix首席执行官里德·哈斯廷斯、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Facebook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

晚宴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在美国工厂大规模生产iPhone，或者任何先进的消费电子产品，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亚洲大型代工制造商，尤其是苹果公司的主要合作伙伴富士康，已经在中国大陆建起了和城市规模一样大小的工厂，雇佣了数十万熟练工人。

在美国，这种规模的工厂和工人都是不存在的。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通常要长得多，即使是美国工人工资最低的时候，他们的工资也只是美国同行的一小部分。

另一位目睹了库克和拜登交流的硅谷高管，里奇泰洛(John Riccitiello)表示，“如果不够独裁，我不确定你能否做到这一点。”

拜登的问题，让前一年8月就任苹果首席执行官的库克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他是将苹果生产外包给中国的策略的设计者，这一趋势正日益引起奥巴马政府的担忧。但事实证明，库克在转移政治压力方面也非常有效，他当然比他以前的老板更老练。

奥巴马曾经问过乔布斯同样的问题，乔布斯一如既往的直言不讳的回答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然而，库克却很圆滑，不那么好斗——事实上，里奇泰洛已经记不清他对拜登说了些什么。到那年年底，库克宣布了一个虽小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的转变。他说，苹果将开始在美国生产一些MAC电脑。

然后，苹果对中国的依赖只会增加。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在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总统后，鉴于其以反华言论、贸易战威胁以及将流失到深圳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海岸作为他的标志性口号，苹果公司与中国日益紧密的拥抱，会让库克处于更糟糕的政治境地，更不用说大流行和不断升温的反垄断热潮的挑战。

但奇怪的是，苹果公司在特朗普政府下蓬勃发展。2018年8月，公司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24个月后，即使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抱怨说，在中国的“这些愚蠢的供应链”应该搬回家去，它的价值也超过了2万亿美元。

现任和前任员工、竞争对手的高管，以及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都将这归功于库克精明的管理，同样精明的政治手腕，以及他毫不犹豫的动用苹果的市场力量。

特朗普曾称他为“蒂姆·苹果(Tim Apple)”，他通过魅力和甜言蜜语赢得了前总统的好感，同时让中国方面也感到高兴，库克还想方设法从iPhone中榨取更多收入。

库克如何应付特朗普表明，苹果可能会如何与总统拜登打交道。在未来四年里，拜登政府将继续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并可能支持国会对可能存在的反竞争行为进行审查。

Facebook和其他一些公司认为苹果在运用手中权力方面过线了，在这些公司的怂恿下，美国国会将对苹果进行审查。但库克一直在反击，扩大了他在手机行业的影响力，同时将苹果对隐私的承诺宣传为对付社交媒体公司做法的解药。

此外，库克冷静的性格，使他很适合两极分化的政治气候。盟友们称赞他的行动技巧和外交本能。

“蒂姆可能无法设计出像史蒂夫一样的产品，”巴菲特说，他很了解库克，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9月份提交的文件中持有苹果价值1110亿美元的股份。“但蒂姆对世界的了解程度，我在过去60年里遇到的CEO中，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1998年，库克来到苹果，之前他在IBM工作了12年，在康柏工作了6个月。至少在苹果的老员工看来，库克没有任何明显的个性。

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整夜发邮件。不去办公室的时候，他似乎就住在健身房。不像乔布斯，他不以艺术家自居。

“蒂姆一直都是纯粹的工作，苦干、苦干、苦干、苦干，”一位早年与库克在苹果公司共事的前高管说。“我一直觉得他特别无聊。”

苹果公司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的好转，通常要归功于乔布斯的产品天才，从糖果色的imac开始，把曾经的米色家电变成了办公用品。但是，在苹果转变为今天的经济和文化重要力量的过程中，同样重要的是库克大量生产这些电脑以及随后的ipod、iphone和ipad的能力。

为此，他采取了与惠普、康柏和戴尔类似的策略，这些公司曾被乔布斯嘲笑，但却帮助开创了外包制造和定制产品的时代。

据两名曾与库克密切共事的人士说，库克在管理康柏硬件库存时，与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成了好朋友。

这家公司一开始是低端制造商，早期的产品包括电视机的塑料换台旋钮和雅达利游戏杆的连接器。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富士康已经进军到到更复杂的制造领域，比如为康柏制造电脑机箱。

富士康最终开始生产其他PC机部件，主要是在深圳周边的大型工厂里，这些工厂离零部件供应商很近。

到库克加入苹果公司时，这些集中式的工厂中心已经比美国的任何工厂都要高效得多。1996年，苹果公司卖掉了科罗拉多州的大型工厂，库克到任后，他暂时裁减了位于爱尔兰的制造业员工，关闭了当时仅存的位于加州埃尔克格罗夫的美国生产线，并将越来越多的生产外包给中国，从笔记本电脑和网络摄像头开始。

埃尔克格罗夫的工厂现在用于翻新和维修。

库克的全球供应链，在戴尔和康柏开发的制造方法基础上又进行了极大的改进。

大型个人电脑品牌往往将制造和重大设计决策都外包出去，导致电脑价格低廉，但缺乏个性。库克的创新是，迫使富士康和其他公司适应乔布斯和工业设计主管乔尼·艾夫(Jony Ive)所要求的奢华美学和质量标准。苹果的工程师们制作了专门的制造设备，并经常前往中国，他们不像PC机的工程师那样在会议室里花很长时间，而是在生产车间里寻找硬件改进和线路上的瓶颈。

代工制造商与所有大型电子公司都有合作，但库克让苹果与众不同的是，他提前数年花费巨资购买下一代零部件，并就关键零部件达成排他性协议，以确保苹果能让它们领先于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他痴迷于控制苹果的成本。

时任供应管理总监的丹尼尔·维达尼亚（DanielVidaña）说，库克对交货时间特别在意。更快的周转速度让客户更高兴，也减少了库存积压带来的财务压力。

维达尼亚记得库克曾说过，苹果不能吃“变质的牛奶”。库克将该公司一个月的库存降至数天，并夸耀说，苹果在供应链效率方面“超过戴尔”。

郭台铭似乎总是乐于接受，经常建造整座工厂来处理苹果向富士康抛出的极简主义的别致设计规格。

乔布斯回归苹果公司时，他手下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乔恩·鲁宾斯坦(Jon Rubinstein)回忆说，2005年，他和郭一起去深圳看iPod Nano的新工厂，发现那里空空如也，差点心脏病发作。不过几个月内，一个庞大的结构和生产线就已经到位。

“在美国，那么点时间你甚至无法获得许可证的批准，”他说。

乔布斯和艾夫品味都很独特，所以库克的团队在与供应商谈判时表现得毫不宽容就显得更为重要。

艾夫的团队为Mac笔记本电脑设计了一个定制外壳，以便能以更优雅的方式安装USB接口。前长期运营负责人回忆说，PC的竞争对手在相同基本部件的普通版本上花了大约5美分，而艾夫的价格是三倍。这个人记得，当时要“逐字谈判到小数点后四位”，以便能成本更优化。

一位前产品运营经理说，即使供应商承诺的某个零件交付日期这样简单的事情，作为一连串详细的物流和定价要求的一部分，要求供应商提供每批货物的跟踪号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苹果对供应商的影响力在iPhone发布后增强了。

IPhone由富士康制造，在头200天内售出了400万台。一位IPhone供应经理表示，到2009年，苹果在与亚洲供应商打交道时越来越多地采用“蛮横”手段。

“我可以说，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完了，”这位经理说，并补充说，苹果开始“把供应商吓得屁滚蛋。”

两年后，乔布斯去世，怀疑论者预言，如果没有这位已经被神化的人物源源不断的发明，苹果的发展将陷入停滞。

事实上，真正的挑战是在中国保持供应。

运营经理们争相购买足够多的电脑控制的铣床和激光切割机。每一毫米都被仔细检查以节省开支——即使是看起来最无关紧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三位熟悉苹果公司供应链的人士说，有一名苹果员工的工作包括谈判胶水的成本。

在后乔布斯时代，艾夫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因为库克主张在新产品上采取更注重成本的做法。他命令运营团队从开发过程的最初阶段，就与工业设计团队紧密合作，而不是像乔布斯的惯例那样，几个月后加入。

据一名参与产品开发的人士透露，2014年的IPhone 6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虽然这款手机内部组件复杂，屏幕也更大，但它去掉了难以生产的IPhone 5和5s背面的钻石抛光边缘、还有精确切割的玻璃部件。

据一位熟悉公司建设的人士说，就连乔布斯亲自介入细枝末节的太空船式苹果总部，也难逃新的财务纪律。库克的盟友试图大力削减奢侈开支，包括大楼周围的弧形玻璃。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最初预计这个豪华建筑将耗资10亿美元。

与此同时，库克以乔布斯曾经抵制的方式扩大了业务。乔布斯喜欢指出，苹果对自己的简约产品线是如此的坚定，以至于所有产品可以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在他去世时，苹果卖出了两种Iphone和一种IPad。

如今呢，苹果公司推出了7款iphone和5款ipad。库克还增加了高价产品，如AirPods和Apple Watch等旗舰级别的移动设备配件。

然而，就在库克将苹果转变为一家更加多元化的公司的同时，其对中国的依赖也在增长。推动规模经济和生产一致性的唯一途径，是将苹果越来越多的产品制造集中在深圳等地区。

一位前高管说，“如果你谈论的是某样东西每天能赚100万美元，想一气呵成投放市场，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每台机器都必须是精确的，想在多个国家实现这一点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最难的事变成了，你是否过于依赖一个地方？”

2019年11月，总统大选前一年，特朗普飞往奥斯汀会见库克，并参观了苹果的Mac Pro工厂。在一群喧闹的记者面前，库克称Mac Pro是“美国设计、美国制造和美国创造力的典范”。这款售价5999美元的电脑的目标用户是有创造力的专业人士。

还有一次，两人靠得很近，这样库克就可以展示电脑的组件，特朗普赞许地点了点头。库克告诉他，很多零部件来自亚利桑那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摇摆州，特朗普曾承诺在这些州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

特朗普称这个工厂证明自己兑现了竞选承诺。

“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苹果在我们国家建厂，而不是在中国，”他对记者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它的发生就是美国梦。”

库克很平静一声不吭的看着特朗普，没有点明连工厂员工明显知道的事情：特朗普在撒谎，这家工厂已经为苹果工作了六年。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他和库克建立了一种外人看上去不太可能的友谊，这让倾向自由主义的苹果资深员工感到不安，他们无法想象，以脾气坏而出名的库克前任，会容忍特朗普这样粗鲁的人拿苹果品牌来给自己装门面。

库克曾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支持希拉里，他对特朗普在移民、种族动荡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做法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但他也参加了特朗普的CEO峰会、白宫晚宴以及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俱乐部，并与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2018年之前一直担任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的加里·科恩估计，库克每四到六周就会来华盛顿一次，远比其他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频繁。

科恩说，“他把找到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合作作为自己议程的一部分。我们在晚餐上谈论的并不全是苹果相关的关税和技术。75%的时候都在谈论生活。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CEO，完成任务，你必须要有风度，必须要善于沟通，善于倾听，蒂姆具备所有这些品质。”

库克愿意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来保护苹果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容忍特朗普编造谎言。

特朗普在2017年年中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库克亲自承诺在美国建立“三大美丽工厂”，这也是瞎扯，但是苹果拒绝做出更正。在奥斯丁的拍照活动之后，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今天我在德克萨斯州开了重要的苹果制造工厂，将把高薪工作带回美国。“

苹果也没有真干这事。

熟悉Mac Pro开发过程的现任和前任员工说，在德州举行的发布会令人尴尬。自2013年首次用于组装Mac Pro以来，这家工厂确实进行了一些改造，但它也不是什么新工厂。此外，运营奥斯汀工厂的合同制造商Flex Ltd.为此次活动做准备时，把生产车间装饰得像舞台布景一样整齐。

一位工程师回忆说，新电脑被展示出来，“看起来就像我们在卖新出炉的蛋糕一样”。

据另一名员工称，许多员工在这一天休假了，少数被允许留下来的员工，大多穿着蓝色制服，假装在后台工作。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演戏，”这位人士说。

库克似乎明白，尽管苹果很容易受到特朗普反华好战行为的影响，但他也可以利用公司的声誉和他的热烈欢迎，来引诱这位渴望得到主流商业社会认可的虚荣总统。

“蒂姆非常擅长给总统长脸，因为苹果是一个标志性的消费品牌，”特朗普政府的一名前高级官员表示。“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在白宫工作，参加会议，和伊万卡一起旅行。人总是想把自己和一个好的品牌联系起来。”

据自奥巴马时代开始就在这个项目上工作的前雇员说，这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工厂本身一直令人失望。

一位前高级经理表示，“这场想证明美国供应链可以像中国供应链一样运作的实验，结果惨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之所以选择2013年在奥斯汀生产“在美国组装”的第一代Mac Pro，是因为这款产品价格昂贵，销量又小，这这样可以为成本超支留出更多的余地，同时确保任何损失都不会是灾难性的。Mac Pro也比智能手机大得多，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它应该比iPhone或Apple Watch这样小巧、要求严格的产品更容易制造。

但随后，供应链经理们看到了艾夫团队设计的圆柱形早期模型，它让Mac Pro看起来就像《星球大战》里的东西。苹果在亚洲的合作伙伴能够处理如此古怪的设计规格，但美国工厂的相关员工却感到心惊胆颤，他们一直觉得应该是一款与之前版本类似的四四方方的产品。

据苹果的一名前高级员工说，他们最初担心的是必须把方形零件，装进一个圆形的盒子里。

据知情人士透露，当苹果的工程师们开始在德克萨斯州建立制造工厂时，他们很难找到愿意为Mac一次性项目投资重组工厂的本地供应商。一位前苹果供应链员工表示，一些零部件需要从亚洲进口，这造成了延迟和成本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例如，如果一批货物运来了有缺陷的部件，德克萨斯的工厂就不得不等待下一次空运货物。而这与郭台铭的超高效一体化的富士康中心恰恰相反，在深圳的工厂，替代供应品只需开车很短的时间。

这名工人说，“我们确实向供应商强调，在把产品送上飞往德克萨斯州的飞机之前，要对其进行再三检查，这很痛苦。”

招聘是另一个挑战。

富士康的员工拥有的技能在美国更难找到，因为美国的新员工可能以前在Costco工作，而不是在其他电子工厂。

一位前苹果产品工程师记得，当时的团队努力确定为什么从装配线上下来的电路板是弯曲的。他们最终发现问题出在一个工人身上，这个工人莫名其妙地从左到右拧螺丝，而不是按提供的编号顺序。

一开始废料很高，消息人士称，这些团队未能实现最初的交付和成本目标。

一旦产品组装稳定下来，苹果的员工就转移到其他更紧迫的供应链项目上，比如制造苹果手表，而这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制造。对圆柱形Mac Pro的需求低于预期，美国的公司最终进行了裁员。

不管美国的工厂有什么问题，其给苹果带来的政治利益是巨大的。2019年9月，美国免除了对Mac Pro至关重要的多个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几天后，苹果公司表示将在德克萨斯州生产新版电脑，并将其重新设计成一个更简单的四四六七的外壳。

在2019年11月参观工厂期间，特朗普表示，他将考虑提供更多的关税减免，苹果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获得了对iPhone、iPad和Apple Watch的关税减免。

据白宫的一份披露表显示，库克后来将第一款在奥斯汀工厂生产的新款Mac Pro送给了特朗普。即便如此，一位熟悉奥斯汀工厂的人士表示，即使到了今天，这家工厂仍在苦苦挣扎。

工厂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为自己卓越的生产能力和可持续的创新供应链解决方案感到非常自豪。”

与此同时，苹果将AirPods的部分生产转移到了越南，将iphone的部分生产转移到了印度，在那里，苹果也遇到了规模和质量问题。

尽管库克面临着与中国分离的压力，包括审查制度、侵犯人权以及对中国大陆工厂劳动条件的批评，但更显著的制造业多元化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在去年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一名员工问时任苹果硬件主管的丹·里奇奥(Dan Riccio)，考虑到这些道德问题，苹果为什么还要继续在中国生产产品，人群为这个问题欢呼。

“嗯，这超出了我的级别，”他回答说，然后又补充说，苹果仍在努力将其制造业务扩大到中国以外。

即使是2020年初富士康工厂因为大流行暂时关闭，也没有放松中国对苹果iPhone大部分生产的控制。据一位熟悉苹果物流情况的人士透露，在进出中国的商业航班被暂停之际，苹果包机将数百名员工送到中国，监督生产和测试，确保新机型在关键的假日销售季之前上市。

一位长期担任苹果运营经理的人还指出，富士康仍然能够生产2020年iPhone的早期版本，即使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位人士表示，“你不可能离开中国，尤其是以苹果的销量而言。”

1月27日，苹果宣布目前全球有超过10亿部使用中的Iphone。

”在中美科技冷战的情况下，库克能够驾驭住苹果供应链度过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你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的情况，许多投资者一直在押注这个问题将会爆发，成为笼罩在苹果头上的巨大乌云。”分析师丹·伊夫指出，截至2月初，理苹果公司的市值为2.3万亿美元，未来12个月可能达到3万亿美元。“作为华盛顿和中国之间的非官方大使，他做得很好。”

即使特朗普已经离开白宫，库克的走钢丝还没有结束。在苹果公司发布收益报告的两天前，拜登宣布了一项“购买美国货”计划，以提高美国的产量，他说，“我一秒钟也不相信美国制造业的活力已经成为过去。”

苹果还有其他麻烦。在很多方面，库克现在正将在建立中国制造网络方面的经验教训，应用到业务的其他部分，能够高效率的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组合和配件。

就像苹果利用其强大的购买力从供应商那里获得优惠一样，它现在也在利用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数字供应链的控制，包括苹果的订阅服务以及第三方应用，从客户和软件开发商那里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10月份的一份关于科技行业的报告中，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表示，苹果应用商店的这种影响相当于“垄断力量”，并建议监管机构介入。

苹果否认了这一说法，但Spotify、Epic Games和Facebook等软件开发商也提出了类似的指控。今年1月，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指责苹果，利用“他们的主导平台地位来干涉”应用程序和定向广告。

今年8月，Epic起诉苹果，声称苹果公司通过强迫手机开发者使用其App Store和计费系统，并在这一过程中抽取30%的收益。

Epic首席执行官蒂姆·斯威尼表示，尽管他是库克和乔布斯的粉丝，因为他们颠覆了这个曾经由IBM和微软等公司主宰的行业，但他认为，苹果的表现越来越像其曾经的敌人。

他表示，“他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认为很棒，完全支持，他们也做一些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事情。”

今年夏天，Epic发起了一场广告活动，向苹果施压，要求其允许热门电子游戏《要塞之夜》中的应用内置付费功能，这样就可以避免向苹果支付销售费用。其中包括一段模仿苹果著名广告《1984》的YouTube视频，视频中一个酷似厨师的角色扮演了邪恶的IBM/老大哥角色。

当然，库克1984年确实是在IBM工作。

这些似乎都没有让库克或苹果感到不安。今年9月，该公司反诉Epic, 1月下旬，库克起诉Facebook，称那些批评其公司隐私政策的人只是想获取更多的个人数据，监管机构应该审查社交媒体，而不是苹果。

“如果一项业务是建立在误导用户、利用数据、根本不是用户自愿选择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就不值得我们称赞，它应该改革，”库克在一次隐私论坛上通过视频聊天发表演讲时表示。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新冠病例再次激增和经济持续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苹果公司报告了上一季度达到创纪录的1110亿美元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