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J. Lynch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华尔街正试图扩大和中国的金融往来，这与拜登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格格不入，尽管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势头依然喜人，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担忧，中美之间的对抗最终也会严重影响两国的经济合作。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

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向记者介绍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新方针时，特别提到了高盛。

但沙利文并没有对这家曾为两党总统培养过财长，且历史上在华盛顿和纽约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银行进行惯常的赞扬。

沙利文在白宫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让高盛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我们正在处理中国贸易的滥用行为，这种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和美国的工人。”

沙利文的言论可能打击了高盛的自尊心，但却无损其在海外的雄心。尽管受到指责，中美关系也在恶化，但高盛即将实现几十年来的梦想：成为第一家获得中国合资企业100%股权的外资银行。

高盛进军中国的决心表明，尽管美国选出了一位更为传统的总统，但美国企业界和白宫的利益仍在继续分化。

一些高管曾希望新政府会恢复对中国在商业上的友好态度，但是白宫和外交战线发出的早期信号却令人失望。美国和中国外交官上周在阿拉斯加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特别峰会，这是拜登就职以来的首次高层会晤，在这次特别峰会上，双方互不相让，唇枪舌剑。

数千亿美元的合同和资本流动，取决于企业界如何适应拜登政府对抗崛起的中国所采取的做法。

奥巴马政府前中国问题专家赖安·哈斯说：“中国过去一直试图利用华尔街为两国关系提供稳定因素，中国人对自己能够争取到金融服务行业和企业高管的支持，推动拜登政府向他们喜欢的方向前进的信心令人惊讶。但我预计，与前几届政府相比，中国对拜登的影响力将有所减弱。”

这是因为在这个民粹主义时代，银行和企业不再扮演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传统角色。

白宫与大企业的分离始于特朗普总统时期。他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曾是美国钢铁公司的律师，在他上任之初，他在商业圆桌会议和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公开演讲中，将企业代表贬低为“特殊利益集团”，令企业代表感到震惊。

莱特希泽组建了一个新的贸易联盟，其中包括国会中支持劳工的民主党人，当他就一项北美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时，他取消了允许企业终止墨西哥法律体系的特别法庭，称这是对离岸外包的隐性补贴。

拜登在2020年竞选期间认可了这一立场，这是这位立志恢复美国的民主党人，与他破坏性的共和党前任之间，达成共识的早期迹象。

不过，企业对政府影响力的衰落，也是有限的。事实上华尔街还是特朗普对华贸易协议的最大赢家之一。2020年1月，特朗普在白宫主持了一场精心准备的签字仪式，东厅迎来了数十位首席执行官，其中包括来自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的金融家。

拜登的助手们说，他们将优先考虑美国工人的需求，而不是企业的需求。然而，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内财富和从疫情中迅速恢复的经济，使其不仅成为高盛或摩根大通等银行的头等目标，也是好莱坞、消费品制造商和硅谷的头等目标。

通用汽车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已连续11年超过美国。苹果在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季度销量增长了57%，几乎是其在本土销量增长的五倍。总体而言，美国每月购买的中国商品，比2018年贸易战爆发前还要多。

政策制定者们曾经将商业作为崛起中的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的一种方式，现在他们越来越担心商业只会让这个敌对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科技公司已经开始减少与中国的联系。对美国贸易和投资流动的额外限制可能迫在眉睫。

一位金融业高管表示：“我们正在非常、非常密切地关注此事，以免陷入千变万化的流沙之中。”

高盛，就是美国企业耐心培育从中国获取利润的最好例子。

经过40年的经济改革，外国银行家在中国的财富中起起落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作为高盛早期在中国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主导了高盛在中国的成功，他在回忆录中把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银行家比作“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他写道：“我们潮水般涌入中国，竞相向中国人展示如何点燃资本市场的火焰。”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中国官员不再对来访的金融家抱有英雄般的看法。相反，中国政府担心，仓促开放市场可能会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5年之后，高盛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最早的中国办事处。2004年，该行与北京高华证券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以外国投资者的身份持有三分之一的股份，这是外国投资者可以持有的最高股份比。

高盛的中国业务有着崇高的目标，但利润却很微薄。据证券备案文件显示，过去三年，高盛284亿美元的净利润中，整个亚洲业务仅产生了11亿美元的利润。

2020年的中美贸易协定取消了外资所有权上限，允许高盛收购其中国合作伙伴的全部股权。高盛国际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诺德当时告诉当时的投资者，在未来十年的中期，该行可能在估计1000亿美元的潜在收入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高盛的私人财富管理部门觊觎中国富裕的城市专业人士，把它们作为投资咨询的潜在客户。在高利率和人民币升值的诱惑下，外国投资者一直在向中国金融市场注入资金，人民币升值令他们的美元利润膨胀。

香港东方资本研究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表示：“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和中美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投资银行现在的经营政治环境比几年前更加危险。但只要他们能驾驭风浪，就能赚很多钱，美国国会可以对西方资本对中国的风险敞口设置适度的限制，但现实中无法完全关上大门。”

根据荣鼎咨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投资者持有约1.1万亿美元的股票和约1000亿美元中国实体发行的债券，约为美国官方统计数字的五倍。

根据高盛的证券备案文件，截至2020年底，高盛已向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了175亿美元的融资，几乎是两年前的两倍。在未来五年内，该行计划将当地员工数量增加一倍，达到约600人。

就中国而言，它希望培养外国高管对对自己抱同情的态度，同时获得外国的专业知识，使其金融市场成为依赖银行的中国企业筹集资金的更有效途径。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麦金·托什，他在今年1月之前一直是美国财政部最高外交官，他说：“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允许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运营，问题是，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其他原因，是否也会导致经济关系的破裂，使双方的生意变得更加困难？”

有理由认为这是会发生的。美国分析咨询公司盖洛普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4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这一比例是去年的两倍。

美国的银行越来越担心，美国对中国官员和企业金融制裁越来越多，而它们遵守这些制裁将会受到中国方面的报复。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表示：“业界仍在努力穿针引线，同时赢得华盛顿和中国的青睐。我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了。”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天， 美国对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并禁止美国投资公司与跟中国军队有关的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预计这些限制对美国金融业的影响有限。但华尔街担心，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华盛顿的政治动态放大了这种麻烦，打乱华尔街的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表示：“华尔街担心，这份军事名单将变成一场灾难。”

重新划定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联系的界限，是华盛顿为数不多的得到两党支持的问题之一。

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是中国政府的著名批评者，他说：“毫无疑问，美国能够而且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限制美元流入中国。华尔街和中国政权是现状的主要受益者。”

但独立研究机构荣鼎咨询创始合伙人罗森说，任何新的投资限制都可能给美国经济和拜登政府带来反作用。要在经济上与中国竞争，美国需要一个成熟的金融业，而这需要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合作。

罗森说：“华尔街必须和中国站在一起，不管他们喜欢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