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作者Andrew Solomon的超长文章，采访了多个非一夫一妻家庭，向我们展示了另类的婚恋观以及这些人的心路历程。

如果我是一个一夫多妻者，我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15年前，当里奇·奥斯汀40岁出头的时候，他和妻子一起看了HBO的电视剧《大爱》（Big Love）。这部电视剧讲的是犹他州一个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摩门教徒的一夫多妻家庭。

里奇告诉我：“我有点着迷了，我曾经经历了一连串的分手，所以我开玩笑地说，好吧，如果我是一个一夫多妻者，我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他在几年前的一段浪漫爱情里生了一个女儿，两人一起抚养女儿长大。他们是夫妻，但是双方在性上都背叛过彼此，里奇想要的不仅仅是一对一的性爱，他向妻子提出了一夫多妻的问题，这段婚姻很快就破裂了。

2008年，里奇遇到了安吉拉·欣克利，并很快就告诉她他有多喜欢这部剧。他说：“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必须让安吉拉加入。”

于是他们订婚了，安吉拉怀孕的时候，他们开始寻找另一个女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在网上认识了19岁的布兰迪，在聊了几个月后，她去了他们位于密尔沃基附近的家。之后她停止了沟通，她的母亲暂时阻止了她进入一夫多妻制的计划，但是，六个月后，布兰迪打电话给里奇说：“如果我想回来，你还会带我回去吗？”

他说，“我会立刻马上带你回来。”

当布兰迪怀孕时，她意识到这种状态会是永久的，害怕了，开始在感情上疏远里奇，而里奇也开始意识到他所承受的一切。他打零工，安吉拉做兼职，而布兰迪正在找工作。作为一名海军老兵，里奇领取了伤残抚恤金，有一段时间，全家人全年只能靠两万八千美元维持生活。

那年晚些时候，里奇和安吉拉结婚了，布兰迪是伴娘。第二年，在一个在线论坛上，他们看到了一个30岁出头的女性朱莉·哈尔科姆的帖子，她说，“我是一个单身妈妈，我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你们的情况。”

里奇写道：“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可以问我的妻子们。”

安吉拉本来反对增加第三个妻子，但当她第一次接到朱莉的电话时，改变了主意：“好吧。她什么时候搬进来？”

朱莉拜访了他们，主要是为了确保孩子们能和睦相处。一周后，她正式加入了这个家庭。

在结婚之前，里奇和安吉拉皈依了摩门教（这里的摩门教是不支持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新教派，也是现在的主流摩门教派）。朱莉也开始了皈依过程，她回忆说：“在我们谈论如何构建家庭时，其实早期的摩门教徒早已有了规划。”

但是，后期主流的基督教会，早在1904年就禁止了一夫多妻制，这种做法只在原教旨主义团体中存在，包括基本教义派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Fundamentalist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下文简称FLDS），于是里奇开始告诉别人，布兰迪是一个意外怀孕的表妹。

布兰迪告诉我：“我不喜欢否认我是谁，我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中。”

当朱莉开始写博客记录他们的生活时，里奇被逐出了教会。

他们的生活引起了其他麻烦。邻居们报了警，儿童保护机构询问了孩子们。因为只有一份结婚证，警察不能提出重婚罪的指控。

朱莉回忆说：“他们说，我们不喜欢你们这样，但我们也无法阻止。但他们（警察）经常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如果有孩子在学校出了意外，他们又会出现在学校，他们一直在寻找是不是有虐待的迹象。”

六年后，他们一家搬到了威斯康星州北部的小镇梅德福，在那里他们买得起一套住得下所有人的房子，社会服务部门似乎也接受了他们的状态。

在家庭规模最大的时候，里奇有四个妻子，但当我几年前遇到他时，他和安吉拉正在离婚，另一个女人，艾普丽尔，来过又走了。

那个时候，里奇、布兰迪和朱莉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住在一起，包括里奇和朱莉在他们之前的关系中生下的孩子，他们每隔一个周末就会去看安吉拉的两个孩子。

现在，里奇已经有7个孩子了，年龄跨度从1岁到20岁，视彼此为兄弟姐妹。里奇说：“有些时候，我们几乎需要一张图表来判断谁是谁。”

朱莉笑了，她说：“我们已经告诉他，如果他想再娶一个妻子，我和布兰迪会找到她。这个女人不仅仅得是里奇满意的，也是我们愿意要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人。”

我希望人们能像我们试图接受其他人一样接受我们

里奇夫妇希望有一天能享受到已婚夫妇同等的法律福利。布兰迪和朱莉因同性婚姻运动的成功而受到鼓舞。

朱莉说：“我在路上收到了一位从女性转变为男性的朋友的婚礼邀请。我的一些同学差不多20年前就出柜了。他们真幸运，结婚了。我希望人们能像我们试图接受其他人一样接受我们。”

美国有多达6万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包括苗族美国人、不同种族的穆斯林以及Pan-African Ausar Auset Society（一个非洲宗教组织）的成员。

但是，一夫多妻者面临着无数的法律障碍，牵涉到诸如继承权、医院探视权和亲子权等问题。如果妻子以单亲妈妈的身份申请福利，那她就是在撒谎，可能涉嫌福利欺诈，但如果他们联合报税，那也是违法的。

朱莉的家人明确表示，如果朱莉去世，他们要求获得她第一次婚姻中女儿的监护权。朱莉说：“这对我女儿来说将是非常不幸的，她从两岁起就住在这里了。”

自2015年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以来，一夫多妻者要求合法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个群体：多边性关系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的游说活动是并行的，但几乎不重叠。

一夫多妻制通常是出于宗教动机，涉及一个男人有多个妻子，但几位妻子彼此之间没有性爱关系，而多边性关系往往是基于性自由的思想，可能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家庭结构。然而，最终，真正的区别是人们愿意用什么术语来定义自己的婚恋模式，就像许多身份政治一样，从属关系是自我决定的。

在大众的想象中，一夫多妻者被认为是厌恶女性的右翼分子，而多边性关系者则被认为是颓废的左翼分子，但这两个群体有着共同的目标，通常还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

在我与这两个群体的成员交谈的这些年里，我发现通常是一夫多妻者有一个更清晰的共同原因。里奇说：“但人们似乎不可能团结在一个平台下，”。

2015年，最高法院的决定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同性婚姻的重要判例。最高法院在判决中称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各州不得立法禁止。）中的判决将同性婚姻确立为一项宪法权利，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写下了一份意见书，认为如果否认男女同性恋婚姻，就代表攻击他们的宪法权利的话，现有的婚姻限制也一样“不尊重和贬低在多边性关系中寻求满足感的人”。

罗伯茨接着写道，“尽管大多数人在不同的地方随机插入形容词‘两’，但它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婚姻核心定义中的“两”这个元素必须保留，而男人和女人元素却不用。”

他接着强调，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夫多妻制，它并不像同性婚姻那样是一个激进的飞跃。

许多同性恋活动人士，比如婚姻自由组织的创始人埃文·沃尔夫森，不认为将多配偶婚姻与同性婚姻相提并论是一种“恐吓战术”。

但法律学者们对此持严肃态度。约翰·海沃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宪法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反对多配偶制的论文，他写道：“既然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将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么唯一剩下的婚姻底线，至少对西方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主导的国家来说，就是一夫多妻制。”

另一位法学教授杰克·哈里森写道，各州对多配偶制的禁令肯定会受到挑战，任何想要维持禁令的人都必须“为它们建立一个不植根于多数派道德和敌意的理由。”

如果双亲比单亲好，那为什么三个父母就一定是更糟糕的呢？

这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2020年2月，犹他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所谓的重婚罪法案，将重婚罪从重罪降为轻罪，实际上是将它逐渐合法化。

今年6月，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通过了一项法令，允许三个或三个以上“认为自己是一个家庭”的人组成的团体被定义为同居伴侣。上周，邻近的剑桥镇也紧随其后，通过了一项范围更广的法令，承认多边配偶关系。

法律在承认一个孩子可以有两个以上合法父母方面的进展甚至更快。2017年，统一法律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新的《统一亲子法》，其中一项条款促进了对多父母的认可。该条款的版本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华盛顿、缅因州、佛蒙特州和特拉华州通过，其他几个州也在考虑中。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法院也支持第三父母的想法。

长期以来，美国保守主义一直在哀叹单亲父母的增多，但是，如果双亲比单亲好，那为什么三个父母就一定是更糟糕的呢？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道格拉斯·内杰米参与了新《亲子法》的起草工作。他告诉我，起草这项法案的动机是，许多州用两个、异性等术语定义家庭的法律会被奥贝格费尔案件推翻。

他说：“如果亲子关系不取决于性别或生物学，而是取决于父母与孩子之间亲密的感情纽带，那么用数量来限制亲子关系的法律似乎就不再合乎逻辑了。”

认同“多亲”的趋势并不仅限于蓝色州。内杰米说：“我们这些试图推动这项立法的人明白，非异性恋家庭问题是一个更广泛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的家庭结构应该得到尊重，现在的情况是，一旦你为人父母，你就会得到一切，如果你没有合法的父母资格，你几乎什么权利都得不到。”

委员会成员明白保护父母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当他们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时。所以它适用于非同性婚姻的未婚人群。

这项法律的大部分起草工作是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法学教授考特尼·乔斯林完成的，她曾是美国女同性恋权利中心的一名诉讼律师。

她告诉我，法案的表达方式反映了“判例法允许一个特定的孩子拥有两个以上的合法父母。”这并不是在创造一种潮流，而是反映了一种新兴趋势。

她接着说，“举例来说，如果三个人打算一起生一个孩子，然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共同抚养孩子，法院可能会认定他们三人都应该被承认为父母。”

既然法院裁定他们都有为人父母的权益，那它怎么能否认多配偶关系呢？不被承认的话难道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吗？乔斯林说：“法律应该允许承认实际的成人家庭关系，即使双方还没有正式确立这些关系。”

三个伴侣比三个父母更令人震惊，当奥巴马总统在同性婚姻问题上“进化”时，他引用了他女儿的朋友们所遭遇的不公正，他们的父母是是同性恋，婚姻权利往往会进一步促进他们所要反映的包容性。

尽管米尔德里德和理查德·洛夫不得不忍受仇恨邮件和燃烧的十字架，但跨种族婚姻的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同性婚姻增加了对同性伴侣的接受程度。

注，这是一对跨种族夫妇，由于当时的弗吉尼亚州禁止这种婚姻，他们受到了刑事指控。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帮助下，他们提起诉讼，要求推翻该法律。1967年，最高法院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裁决，从2013年开始，该案被美国联邦法院作为先例引用，认为美国对同性婚姻的限制是违宪的

同性恋理论家抱怨说，奥贝格费尔案件把家庭价值观与一夫一妻制婚姻联系起来，贬低了那些反抗这些价值观的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走向更激进变革的第一步。耶鲁大学研究女性、性别和性行为的副教授约瑟夫·费舍尔写道：“奥贝格费尔是对婚姻的真正褒奖，因为婚姻既是一项核心人权，也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我们，作为一个非异性恋运动，应该在道德上承诺支持多元性关系和其他亲密实验。”

他主张“关系自治”，而不考虑“性别、数量或情感依恋”。

一夫多妻者和多边性关系者希望他们的婚姻得到承认的运动，指向了围绕着婚姻斗争的更大问题：政府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利益是什么？为什么官僚体制会如此无情地关注谁与谁发生性关系？

过去十年的调查一直发现，百分之四到五的美国成年人——超过一千万人——已经实行了某种形式的自愿的非一夫一妻制，而考虑到人们对这种行为的污名化，相当多的人选择了缄默，真实数字几乎肯定更高。

两厢情愿的非一夫一妻制不是什么新鲜事。犹太历史中一夫多妻制的例子充斥着整本《旧约》，但是这些婚姻往往不是从积极的角度描绘的，在希伯来语中，”tzarah “既是“第二任妻子”的意思，也是“麻烦”的意思。

今天，一夫多妻制，多配偶制度中的一个子集，即一个男人和多个女人，在70多个国家享有法律地位或普遍接受。更为罕见的是一妻多夫制，在尼泊尔、西藏、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某些地区仍存在。

在西方，一夫多妻制的倡导者包括很多名人。然而，一种植根于基督教和欧洲价值观的特殊风气，已经产生了一种假设，即一夫一妻制优于所有其他家庭结构。康德将婚姻视为启蒙运动理想的象征，声称婚姻是平等主义的，因为配偶将自己性器官的所有权分配给对方。

在2006年，《牛津英语词典》和《韦氏词典》就添加了“多边性关系”（polyamory）一词。著名的关系治疗师埃丝特·佩雷尔发现，传统的一夫一妻制正在衰落，可能越来越站不住脚。

她告诉我：“许多社会规范不符合人类的本性，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夫一妻制是一生一世忠于一个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一夫一妻制是在一段时间内忠于一个人。第一个自由是，我们终于可以在有固定性伴侣之前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了。现在，我们希望有了固定性伴侣以后，还能拥有这种自由。今天关于两厢情愿的多边性关系的讨论，就是60年前关于童贞的讨论，或者20年前关于离婚的讨论。”

 

如果你想到远处的树林里做爱，只要你不介意卫生间离你比较远，这里是你可以这么做的地方

安迪·伊森森，鲁恩，卡尔和阿依达·曼杜利设想创建一个乌托邦。在那里，同性恋、变性人和多边性关系者可以被接纳并感受到安全感。

2017年底，当安迪和鲁恩失去了布鲁克林的租约时，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卡尔一直住在新罕布什尔州，准备搬进去，而波士顿的心理治疗师阿依达则计划尽快搬家。他们在哈德逊河畔的阿尔斯特公园找到了一栋占地14英亩的土地和一些附属建筑。他们把他们的家园叫做“梦想”（原文为Rêve）。

当我去年访问时，一切似乎都在进行中，房子周围未完成的项目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凌乱感。安迪，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连衣裙，给了我饮料和点心。安迪是犹太人，阿依达是波多黎各人，鲁恩是穆斯林混血，卡尔是黑人混血。他们的种族和宗教背景，为他们作为多边性关系者所经历的边缘化做好了准备。

安迪是一名30岁出头的律师，说话时长篇大论，极度活跃，眼睛睁得大大的，激情而又专注。

四个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恋爱关系，但只有安迪和其他三个人都有恋爱关系。此外，他们都有来自组外的“彗星”，即来自集团外的恋人，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

成员们对许多人认为的分裂的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安迪解释说：“当你用一支蜡烛点燃另一支蜡烛时，你第一支蜡烛上的火并不会减少。”

雪莱在1821年写过大致相同的内容：“真爱有一个特点，不同于黄金和泥土，分享并不等于被拿走。”

安迪说，这种想法不是“性狂欢盛宴”，而是有意识地拒绝两样东西：第一，把关系分成两类，一类是和你有过性行为的人，另一类是和你没有性行为的人；第二，这些类别是由一些深刻的、有效的区别定义的，这些区别改变了一段关系的基本性质。

安迪承认，一夫多妻制很难。她遗憾地补充道：“如果这很容易，每个人都会这么做”。

他们四个把“梦想”看作是核心居民的家，是更广泛的群体避难所。这所房子可以容纳9个人，安迪补充道：“如果人们愿意拥抱的话，还可以容纳更多一些。”

目前，大约有15个住户可以随时入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他们继续说道：“随着我们建造更多的建筑，拥有更多的床位，就会有更多的人长期住在这里，我们希望这是我们余生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想到远处的树林里做爱，只要你不介意卫生间离你比较远，这里是你可以这么做的地方。”

2019年8月，“梦想”举办了一场承诺仪式，他们称之为暖心仪式。当时大约有40人住在这里，大部分住在帐篷里，为了来参加仪式，那天又来了七十个人，他们对着土地和彼此宣誓。他们邀请了他们的父母和所有他们视为亲人的酷儿们，并宣称自己是一个“精心组织的家庭”。

他们把对彼此许下的承诺放在自己挖的洞里，邀请其他人也把承诺放进洞里，然后把洞填上，种上一棵树。没有司仪，但有个彩棚。鲁恩的父亲是巴基斯坦人，他的家人穿着传统的巴基斯坦结婚礼服和指甲花（用黑色染料在手上画花纹的传统工艺）。

安迪的母亲最初对这段婚姻感到失望。安迪回忆说：“我说，我知道我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女儿，我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结婚。但我这样的孩子也会有一个仪式，如果这就是你能见到的，你会想要看一看吗？事实证明，她确实想看，她帮我挑了一件衣服。”

安迪在新罕布什尔州长大。安迪说：“如果你是跨性人，我肯定不会推荐你在这里长大，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身上有很大的问题，没有人能理解。”

在斯基德莫尔学院，安迪学的是社会语言学，她在那里发生了第一次多角关系，是在一个女同性恋的三人行中。她说：“我开始接触更多的酷儿和跨性别者，并意识到我并没有什么残缺和怪异的地方。”

后来她去了纽约的法学院。她说：“我开始出现这样的想法，国家告诉你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一个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性别应该是什么，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国家的说辞和现实之间存在差异。”

问题是：婚姻意味着什么？

这让安迪开始考虑个人选择。“我一直在想，最终，我将不得不做一个成年人的事情，找到一个我能容忍的配偶并生育孩子，这太糟糕了，首先你意识到的可能是，哦，我不一定非得是女孩。或者，我不需要和一个会在余生使我的柏拉图式灵魂变得完整的人谈恋爱。无论是想通了哪个关窍，之前的世界观都会轰然倒塌。一旦它全部倒下了，你就可以说，好吧，现在我可以重新建造一些东西了。”

安迪指了指房子和她的配偶们。她说：“这就是我们建造的东西。”

他们目前都没有计划要一个亲生的孩子。安迪说：“但我们发现我们喜欢家里有孩子。”

鲁恩补充道：“只是有的时候想。”

安迪说：“我们想让我们朋友的孩子们知道，当他们成为一个脾气暴躁的青少年时，他们可以说，‘去你的，我要去梦想’，每个人都会知道他们在这里是安全的。”

卡尔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家。我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事实证明，即使你不结婚、不生孩子，你仍然可以组建家庭。”

这群人与一位专门从事非传统家庭规划的金融人士合作，将房屋设定为“在世者共有财产权”的租约，这样的话，如果其中一人去世，他的权益就会恢复到其他人手中。这份文件还包括类似婚前协议的文件，包括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决定离开该怎么办。

有很长一段时间，卡尔在一家太阳能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可以为一个伴侣提供健康福利，他们给安迪保了险，因为安迪最需要它。鲁恩与人共同拥有一家小型技术工人合作社，因此获得的保险也不那么慷慨。

安迪说：“如果我们能共享一个家庭医疗保险，就不用为鲁恩找一个保障医生，也不用为我们俩找保险医生了。社会有两种类型的家庭：得到国家认可的和没有得到国家认可的。得到认可的是已婚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而没有得到认可的则是其他所有家庭。”

问题是：婚姻意味着什么？

鲁恩说：“我记得读过婚姻给予的1163项联邦福利清单，其中有一项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国家公园的家庭折扣’，如果联邦政府说你是一个家庭，你就可以享受家庭折扣，但我们就没有这种待遇。这种不公平他妈的无处不在。”

安迪谈到了1989年同性恋权利的一个分水岭——布拉斯基诉斯塔尔案。米格尔·布拉斯基在他的伴侣因艾滋病去世后，被驱逐出他和伴侣合租的公寓。房东坚持说，租约只能转让给他的家人，而布拉齐不能算作他的家人。

布拉斯基起诉了，法官做出了一项进步得惊人的裁决，称家庭应该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基础上，比如像这两个男人这样，住在一起，共同理财，互相照顾，家庭不应该建立在“虚构的法律区别”上，比如结婚证。

在安迪看来，随后的同性婚姻运动错失了这个良机。安迪惊奇地说：“1989年，法官说结婚证书是一个虚构的法律区别，同性恋权利运动扔掉了这一观点，并说，实际上，不，我们就想要结婚，这似乎是个更好的计划。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采纳了这样的想法，对家庭的法律保护应该基于日常家庭生活的现实、相互依赖和相互照顾的网络，而不是虚构的法律区别（即结婚证），并遵循它，该有多好。”

犹他州决定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达格一家子20年来进行游说活动的结果。

在美国，对一夫多妻者的形象和法律地位所做的贡献，没有哪个家庭能比达格一家做得更多了： 达格和他的三个妻子爱丽娜、薇姬和瓦莱丽，以及他们的25个孩子，住在犹他州赫瑞曼市及其周边地区。

2011年，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爱情乘以三》（Love Times Three）的书，讲述了他们的一夫多妻生活，尽管他们的婚姻在当时是重罪。他们不知疲倦地劝说其他一夫多妻家庭也站出来。犹他州决定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达格一家子20年来进行游说活动的结果。

他们的房子在一个相对较新的小区里，附近的山脉视野开阔。达格在建筑行业工作，他还在这片土地上为两个已成年的孩子增建了房屋。

我以前在Zoom上见过达格，他看起来让人害怕，胡子蓬乱，举止怪异。但是，当我们一起坐在他的后门廊上时，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神态放松，也很热情坦然，他的妻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向我打招呼。我们在那里谈了大半天，孩子、孙子、妻子们和其他身份不明的人来来往往。

达格和他的妻子们来自基本教义派摩门教家庭，从小就认识彼此。他们的一些祖父母在1953年肖特克里克突袭后因一夫多妻而一起被关进监狱。肖特克里克突袭是美国历史上对一夫多妻者的大规模逮捕。当时，它被描述为“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逮捕”。当时州军队逮捕了整个社区的400人，其中包括250多名儿童。

和许多一夫多妻者的孩子一样，达格一家子在保密的氛围中长大，他们很快学会了不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告诉同学。

达格在1990年的同一天娶了他的前两个妻子——爱丽娜和薇姬。他20岁，两位妻子分别是20岁和19岁。爱丽娜和薇姬分别在七个月的时候生下了她们的第一个儿子，两人都母乳喂养孩子。

十年后，维姬的双胞胎妹妹瓦莱丽离开了另一段多妻婚姻，达格与她结婚。她带来了五个孩子，又和达格生了四个孩子，达格和爱丽娜生了七个孩子，和薇姬生了九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他们有19个孙子孙女，达格最小的孩子和他最大的孙子孙女是最好的朋友。

“我已经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

爱丽娜创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珍爱家庭”，为生活在一夫多妻制中的人和离开一夫多妻制的人提供支持。瓦莱丽是那里的律师。

有一段时间，维姬在家教育许多孩子，他们都在谈到了一夫多妻生活的困难。薇姬一度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对其他女性充满了嫉妒。她说：“我恨所有人，我不知道我是否会留在这里。”

爱丽娜回忆说，她当时担心这个家庭可能会破裂。她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都有过自己的机会。”实际上，她们不仅和达格结了婚，而且还互相结婚了。

瓦莱丽说：“我们共用厨房，洗衣服——我们彼此相爱，也会嫉妒。我得处理好爱丽娜和我的关系，薇姬和我的关系，薇姬和爱丽娜的关系，我们和达格的关系，一直都是动态。”

2001年，达格家族的几位成员感染了呼吸道病毒，达格和爱丽娜5个月大的女儿凯拉一直没有康复。（后来发现她患有未确诊的心脏缺陷。）当她的病情恶化时，她的家人拨打了911，但电话打不通。达格开车去了医院，爱丽娜在后座给女儿做心肺复苏。当他们到达医院时，凯拉已经死了。

当局开启了刑事案件，审问了达格所有的家人。一名护士来到家里，自称是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员工并单独询问了每个孩子。刑事案件在一个月后结案，家庭服务机构也在两个月后结案，但是这个家庭遇到的怀疑对达格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他说：“我当时想，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这没有用。”

对于争取一夫多妻制的合法性来说，当时的时机不好。2000年初，摩门教基本教义派的汤姆·格林被判犯有重婚罪和强奸儿童罪，因为他在其中一位妻子13岁时就娶了她。

2006年，将肖特克里克社区变成自己领地的基本教义主义教会领袖沃伦·杰夫斯因安排成年追随者与未成年女孩结婚而被列入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名单。

杰夫斯执掌的“摩门教末世圣徒教会”原隶属于美国摩门教，是美国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最大教派之一。该教会宣扬的“年长男子必须至少和3名年轻女孩结合才能上天堂”的教义受到摩门教主流的谴责。证据显示，杰夫斯利用教主身份强迫一名12岁和一名14岁的未成年少女与其发生性关系。

2011年，杰夫斯被判终身监禁，罪名包括强奸、乱伦和性侵未成年人。

一夫多妻制的支持者认为，一夫多妻制的非法性，使得像杰夫斯这样的男人更容易得逞，因为女性担心，如果她们报警，她们可能会失去孩子。达格说：“当你将遵纪守法的人定罪时，你是在黑暗的掩护下逼迫他们受苦。”

但他也认为，一夫多妻者有义务正视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他说：“对我们来说，赢得公众的认可和重拾我们自己的诚信很重要，这是我们的文化造成的。每一种文化都存在问题，除非我们承认这些问题，否则我们就不会被视为负责任的人。”

达格夫妇们指出，许多与一夫多妻制有关的问题都可能来自这些因素：童婚、包办结婚、缺乏教育和贫困等，但一夫多妻制往往不伴随这些因素。

达格承认这个制度是父权制的。他说：“父权制在一夫一妻制家庭和一夫多妻制家庭一样普遍，父权制并不厌恶女性。”

他强调，在有很多女性的家庭中，女性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我们全家在做任何重大决定时都要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但我们会保持一致。”

艾琳娜说：“为什么除非我们选择他们思考的方式，不然我们就是被洗脑了？”

的确，我们成长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吃什么、住在哪里、与谁交往或与谁结婚。它决定了我们的穿衣品味，幽默感，以及我们对正规教育的重视程度。

弗洛伊德曾写过“强迫重复”，它驱使我们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过去，不管我们在其中是否快乐。主流社会的人认为一夫多妻者被洗脑了，是因为主流价值观与一夫多妻制不同吗？

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是大多数人被洗脑了，把一夫一妻制婚姻理想化了？

达格的书是在杰夫斯最终被定罪一个月后出版的。爱丽娜、薇姬和瓦莱丽都吓坏了。达格的一位岳母小时候被卷入肖特克里克的突袭中，她哭着喊着，乞求他们停止出版这本书。出版商在书出版前给达格打了电话，说如果达格和他的妻子改变主意，她会理解的。

科迪·布朗和他的四个妻子最近成为真人秀《妻子姐妹》的主角，他惊慌失措地来到达格身边，说他的家人正在接受调查，他的律师建议他搬到内华达州去。达格说：“我已经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

在盐湖城与达格夫妇们和其他一夫多妻者见面后，我驱车四小时南下到肖特克里克，沃伦·杰夫斯以前的大本营，那里仍然是摩门教风格的一夫多妻者居住最集中的社区。它包括两个横跨州边境的城镇——犹他州的希尔戴尔和亚利桑那州的科罗拉多市。长期以来，这一地区的居民可以通过来回穿越来逃避州当局的管辖。

红色的岩石、红色的尘土、红色的山峦，这些雄伟的景观让人心驰神往，但当你进入希尔戴尔时，你会经过一堵白色的混凝土墙，墙的周围是一座巨大而压抑的建筑，那是杰夫斯为自己建造的，用来安置他的妻子们。杰夫斯的其他建筑也散布在这个小镇上，包括一个巨大的仪式大厅，现在已被改建为社区中心，一些家庭仍然有杰夫斯强制要求的高栅栏。

她23岁时，她父亲接到了鲁伦·杰夫斯的电话，那天下午5点，她就结婚了。

我和多尼娅·杰索普和雪莉·德雷珀一起在镇上逛了一圈，两人都是70年代初出生在这里，随着杰夫斯统治的加强，他们逃离了这里，后来带着重建社区的目标回来了。雪莉在爱琳娜·达格建立的“珍爱家庭”组织工作，维姬和瓦莱丽是她的表姐。

三年前，多尼娅被选为犹他州Hildale市的市长，她是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一位没有得到基本教义派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FLDS）支持的候选人。她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一个刚被重新绿化的公园，长期关闭的公立学校现在又开始使用了。

这里的大多数居民现在或曾经是FLDS的成员，因此他们不仅要接受一夫多妻制，还要接受包办制婚姻，有统治权的长老们可能会让她们与陌生人，或她们讨厌的人，或年龄完全不匹配的人配对。此外，教会成员的财产以信托形式持有，所以你没有自己的房子或土地，如果你离开，你只带走你的个人物品。

雪莉和多尼娅都是在沃伦·杰夫斯的父亲鲁伦担任教会领袖的时候长大的。1997年，鲁伦因中风丧失了工作能力，由杰夫斯接管了教会，鲁伦于2002年去世。多尼娅通过包办婚姻幸运地嫁给了她高中时的男友，他们住在社区里，有十个孩子。

雪莉的经历则完全不同，她23岁时，她父亲接到了鲁伦·杰夫斯的电话，那天下午5点，她就结婚了。她说：“因为我是在FLDS长大的，这只是我的下一步，就像这里有几箱西红柿，我必须把它们装进瓶子里，这是你的工作。”

她和丈夫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有特殊需求（通常指身体上或精神上有残疾），第四个孩子几年后出生，也有特殊需求，雪莉希望能坠入爱河，但并没有。

雪莉开始对FLDS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表示不满，当沃伦·杰夫斯的法令变得越来越极端时更是如此。他禁止电视、互联网、广播和报纸。他下令离婚和再婚，告诉人们让他们的孩子离开公立学校，关闭所有医疗设施，并驱逐了许多教会成员。

雪莉意识到她必须离开，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她没有银行账户，没有信用记录，在社区外几乎没有朋友或家人。她花了四年时间才攒够钱，为了不被发现，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自己和孩子们打包行李。

她搬到了50英里外的犹他州圣乔治，并在那里安家。她说：“摘掉自己的身份，去一个没有支持、没有归属感的地方，这是一种折磨。”

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是一夫多妻者的女儿和妻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还在躲藏。

“但如果有些人自愿选择一夫多妻制，并且这种生活模式对他们来说很好，那我们也应该赞美上帝，对吧？”

其他人正逃离肖特克里克，雪莉想要帮助他们，于是在犹他大学学习社会工作。她后来也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但她发现，大多数为逃离者提供援助的组织也反对一夫多妻制，并要求她们帮助的女性公开谴责这种做法。

雪莉觉得这是一种压迫，于是就开始为达格家的非盈利机构工作，因为他们不寻求改变客户的信念，也不试图说服他们公开自我表露。

2005年，法院冻结了拥有FLDS土地和建筑的集体资产。2015年，雪莉被任命为一家信托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该公司正在逐步将这些资产重新分配给它认为的合法所有者。

她不想和这个地方有任何瓜葛。尽管如此，她仍然相信那些建造了这座城镇的人应该拥有它。她注意到，大多数居民已经离开了FLDS，但市议会的所有成员仍是教堂的一员。她调查并揭露了广泛的选举舞弊，并领导了一场选民登记运动，帮助多尼娅当选。

从那以后，雪莉为女性开设了自卫和财务管理等课程，甚至还为不熟悉恋爱礼仪的人开设了约会课程。

雪莉拒绝接受她一夫多妻制的经历，但她相信她的痛苦不是由一夫多妻制本身造成的，而是由父权制造成的。

离家后，她每天独自做着日常的家务，对这种孤独感她感到很不可思议。她说：“女性是群居动物。”

在我对一夫多妻制和多边配偶的社区进行采访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家庭创造的世界足够庞大，足以容纳他们其中最犹豫的成员。

雪莉似乎还在为她出生的这个体制的矛盾心理而挣扎。我们在镇上散步时，她说：“父权制结构对女性来说是可怕的，这也包括在一夫一妻制中，但如果有些人自愿选择一夫多妻制，并且这种生活模式对他们来说很好，那我们也应该赞美上帝，对吧？”

那是一个美丽的下午，她指着城镇周围的悬崖峭壁。她说：“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但我并不欣赏它，它就像墙纸一样，在我搬走之后，它开始剥落，然后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直到现在，也就是最近，我才真正开始欣赏它的美丽。”

达格对犹他州将一夫多妻合法化充满信心。他认为，事实上，由于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中作出的里程碑式的裁决，同居行为已经被合法化了，这使得许多州的同居法律违宪。

达格说：“这只是让公众认识到它的问题。”

他接触了其他摩门教原教旨主义家庭，敦促他们在政治上发声。这很困难，不仅因为人们害怕法律后果，还因为许多教派常常相互敌视，不愿结成统一战线。

达格说：“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需要三管齐下——立法、法律和公共关系，公众左右法院。”

甚至在达格的书出版之前，达格就已经开始联系犹他州的政治人物了。达格并没有把这一问题定义为宗教自由问题——犹他州和联邦法院长期拒绝接受这一论点——而是将其定义为言论自由问题。

他告诉我：“如果我们宣称要结婚，那就是重罪，但我可以称她们为情人，那就没问题了，言论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一切都源于语言，而你的身份又被语言所定义。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你就会在严重的不公平中长大。”

作为一名摩门教徒，我不认为上帝宽恕了一夫多妻制

2008年，他遇到了刚刚步入政坛的迪德丽·亨德森。12年后，正是她以州参议员的身份发起了成功的合法化法案（她最近成为犹他州副州长）。

另一位早期盟友是盐湖城倾向自由主义的智库利伯塔斯研究所的主席康纳·博雅克。博雅克是一名没有一夫多妻祖先的主流摩门教徒，他支持以自由意志主义为理由将一夫多妻合法化。

他告诉我：“作为一名摩门教徒，我不认为上帝宽恕了一夫多妻制，就像我不认为给自己注射海洛因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应该支持法律惩罚那些选择这样做的人。我不喝咖啡，但我不认为星巴克应该被禁止。”

尽管犹他州只有64%的居民是摩门教徒，但重婚法案在犹他州的立法机构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斗争。摩门教会完全反对一夫多妻制。博雅克认为主流摩门教徒对教会过去的一夫多妻制历史感到尴尬。

这一习俗始于1835年左右，当时教会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在得了一夫多妻制的启示后娶了第二个妻子；他最终拥有了30多个。

1856年的共和党政抨击“一夫多妻制和野蛮的奴隶制是孪生遗迹”，南方和西部一致认为一夫多妻是不道德的，并且在“文明的白人社会”和“落后的野蛮人”之间划了一条界限。

1862年，林肯签署了《莫里尔反重婚法案》。到18世纪80年代末，一夫多妻制显然会阻止犹他州获得州地位。1890年，教会主席威尔福德·伍德拉夫也受到启示，发表声明宣布放弃一夫多妻制，摩门教基本教义派认为这一决定是政治权宜之计，对此并不理会。

1935年，这种行为在犹他州成了重罪。2013年，它被暂时合法化——不是由立法机构，而是由法官。在科迪·布朗提起的一桩案件中，法官裁定该州的反重婚法规违宪。但三年后，第十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由于犹他州实际上没有起诉一夫多妻者，除非有其他犯罪行为，原告不成立，因此这种行为再次成为犯罪。

到2020年2月，重婚法案得到了犹他州参议院仅有的六位民主党人之一、也是唯一公开同性恋的成员德里克·凯奇的支持。七年前，他和他的伴侣在“凯奇诉赫伯特”一案中起诉该州，挑战该州对同性婚姻的禁令。他们赢了，这个案子导致了同性恋婚姻在第十巡回上诉法院的合法化，并影响了8个月后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费尔案件中的裁决。

“非异性恋运动，尤其是很多男同性恋，真的很支持一夫多妻制，”凯奇告诉我。

许多奉行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徒非常乐意与同性婚姻活动人士达成共识。达格的其中一个妻子爱丽娜告诉我：“我们最初的很多盟友都是非异性恋者，他们很勇敢，我感激他们的斗争，我坚信权利属于每个人，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坚定的捍卫者，。”

最终，主流摩门教领袖的反同性恋政策在犹他州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愤怒，他们得出结论，他们在一夫多妻制问题上也在打一场败仗。去年2月，当亨德森向犹他州立法机构提交她的重婚非刑事化法案时，教会领袖告诉议员们要凭良心投票。这项法案几乎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获得通过。

然而，即使一夫多妻制获得了法律地位，这种制度本身似乎更难维持下去。凯奇指出，这在环境和经济上都不可行，而且它需要非人类的能力。与此同时，犹他州的同性恋伴侣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凯奇说：“他们大多是非一夫一妻制的”。并补充说他希望有孩子，但不是在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中。凯奇和他的丈夫，尽管赢得了他们的婚姻官司，但现在正在离婚。

他说：“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结婚，但我很高兴知道自己不再被禁止了。我认为婚姻将完全消失。当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一夫一妻制的问题，无法消除生活中的不快和不幸时，他们就会看到多边性关系。”

十年来，他们一直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但在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他们开始探索性趣，参加性派对。

塔玛拉·平卡斯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心理治疗师，她的客户是那些正在探索另类性行为的人，包括多边性行为、性变态和非异性恋关系。

她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双性恋女性，有时会和性别酷儿（生理男性但自定义为女性的人，反之亦然）的人约会。她的丈夫埃里克是个性格开朗又有些古怪的人。他谈起自己对传统婚姻的背叛时，带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热情。

他们是在2000年认识的，当时25岁左右的塔玛拉正和埃里克的母亲一起在华盛顿的一个犹太社区中心工作。他们几个月就搬到了一起，并于2002年结婚。十年来，他们一直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但在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他们开始探索性趣，参加性派对。

不久，他们就开启了他们的新婚姻模式。在塔玛拉第一次正式跟别人约会时，埃里克陪着她尴尬地坐着，而他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开始亲热，并开始脱掉对方的衣服。但他回忆起事后她是多么的快乐和深情。

第一个搬来和他们一起住的人是埃里克的女朋友。还有其他的女朋友，其中一些是比较稳定的。其中一个女友的丈夫很嫉妒，试图控制她；埃里克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强烈的攻击，他和塔玛拉意识到他们需要处理其他人的期望，当然还有行李。

埃里克说：“我和塔玛拉的关系很稳定，所以如果想加入的人有无法处理的感情关系，我们就分道扬镳。”

当他们的小儿子上一年级的时候，他画了一张全家度假的画，那次度假有塔玛拉和埃里克，两个儿子，还有埃里克的女朋友。塔玛拉说：“他画了一辆车，里面有我们四个人，然后他把埃里克的女朋友画在了旁边。她就是个额外的人，来和他们一起玩游戏的，他们认为她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又过了几年，埃里克就和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女人建立了关系，这个女人正在和她的丈夫分居，而她的丈夫本身就是一个多边性关系者。四年后，她和孩子们搬了进来。

埃里克说：“我爱她，希望她能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塔玛拉和她在一起很幸福。塔玛拉有个交往九年的男朋友。埃里克说：“当我支持她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感觉更强烈了，因为她会说，‘谢谢你，是你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不是一个爱嫉妒的人。”

塔玛拉说：“有了新伴侣，性关系会更容易。很多80年代和90年代的孩子看到我们的父母因为出轨而离婚。我们正在寻找维持家庭更好的方式。通常，一夫一妻制的已婚人士会觉得忠诚是‘我必须做的’，而不是‘我想要做的’。”

塔玛拉说：“每一天，埃里克和我都在选择维持我们的关系。”

他们俩都曾嫉妒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嫉妒的感觉就会减弱。她说：“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他在别人家处理情感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总是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埃里克的另一个已经认识了三年的伴侣，偶尔会带着她的孩子来家里过夜。塔玛拉的男友每周至少住一次，有一个孩子定期和他一起住。家里的孩子都把彼此当作兄弟姐妹。每周五，塔玛拉和埃里克都会为所有人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包括前伴侣和亲密的朋友。

塔玛拉承认，她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因为非传统的家庭而被孤立或被欺负，埃里克同样担心他们会遭遇反犹太主义。到目前为止，孩子们只遇到了宽容的对待，但他们有一种意识，宽容不一定是理所应当的。

在2016年奥兰多“脉冲”夜店发生枪击事件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名为“脉冲”的同性恋酒吧发生的一起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至少50人死亡，53人受伤），其中一个孩子问道，“人们像恨同性恋那样恨我们吗？”

塔玛拉和埃里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承认自己的多边性关系，但塔玛拉的长期男友不这么做。塔玛拉说：“如果他在工作中公开自己的私生活，很可能会被解雇。”

据埃里克说，他的一个不太频繁的伴侣的前夫，认为她的多边性生活方式是她不适合做父母的证据，并起诉要求获得他们孩子的完全监护权。法官宣布她的性爱生活无关紧要，并指定了共同监护权。埃里克说：“但换一位法官可能会采取她丈夫的说法，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法律保护。”

我们看到由DNA定义的养育方式，正在转向由意愿来定义

戴安娜·亚当斯是纽约的一名家庭律师，她已经成为将现行法律适用于多伴侣和其他非正统婚姻生活的领军人物。2017年，戴安娜成立了“特选家庭法律中心”，该中心无偿受理了许多此类案件。

他们与多伴侣的客户合作，这些客户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愿意结婚，戴安娜帮助他们打造共同生活的法律保障。戴安娜认为，同性婚姻的建立引起了大众对多边关系权利的强烈反对，他们鼓励客户考虑其他选择。

他们说：“公司模式与浪漫无关，但与如何分享财务有关，这是我在‘三人行’和‘四人行’中意识到的一种选择。你可以说，这个家庭就像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他们在多个地方拥有房产，有共同的健康保险计划和银行账户，并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身份纳税。人们应该理解，我们在法律上创造的东西和在情感上宣誓的东西是有区别的。你不需要结婚就能成为一个有三五个孩子、享受社会福利的小单元。”

要使多配偶婚姻合法化，就需要修改税法和福利项目，以配合多配偶家庭。如果联合申报从美国所得税中取消，该制度将不再只是对已婚夫妇有利，却牺牲非夫妻家庭的利益。与公民婚姻相关的权利之多，使这个国家在西方社会中独具一格。同性恋者为获得这些权利而勇敢地斗争。

但是，戴安娜说，“我们希望在恋爱关系问题上不需要受到政府的审查，这样就不用等到死才能获得移民福利、健康福利、税收福利和医疗保险了。”

他们接着说，“我们看到由DNA定义的养育方式，正在转向由意愿来定义。下一个领域将是摆脱以两人一夫一妻制为家庭基础的婚姻模式。”

他们指出，在早期，一夫一妻制是女性的期望，而不是男性的。戴安娜说：“当我们决定让这一制度更加公平时，它本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社会本可以允许女性接受非一夫一妻制，而不是推动男性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继续说，“离婚专家会告诉你，我们有一种流行病，人们说他们是一夫一妻制，然后用谎言和不忠破坏家庭，这种不忠违背了契约，对当事人和社会都有害。不如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想要创造什么？”

戴安娜认为，没有性关系的共同父母也应该得到某种形式的认可。他们描述了一位残疾妇女，她的姐姐搬进来，承担了孩子父母的主要责任。戴安娜起草了一份复杂的信托协议，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去医院看病，共同理财，一起买房子。

他们说：“家庭是关乎人们想要互相照顾，因为他们彼此相爱。”

在另一个案例中，两对男女情侣结成了四边关系，并住在一起。在分娩过程中，其中一名妇女心脏病发作，严重残疾。接下来的一年，她的丈夫在康复中心照顾她，而另一对夫妇中的女性实际上承担起了做母亲的责任。第二对夫妇的丈夫成了他们所有人的经济支柱。

戴安娜说：“尽管之前发生了那样可怕的悲剧，但他们已经在一起八年了，他们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戴安娜和她的丈夫都是同性恋，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多边性关系。除了丈夫，戴安娜与两个女人有长期的关系，还有一个男朋友，戴安娜和丈夫有一个5岁的女儿，并考虑和一位男同性恋朋友一起抚养孩子。虽然戴安娜只与丈夫和女儿住在一起，但她也愿意与另一个浪漫伴侣同居。他们的现状反映并促进了生活的复杂性。

戴安娜对与一夫多妻者建立关系持谨慎态度。她说：“一夫多妻制保守的父权制男性形象与多配偶制的现代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如此，她认为如果女性决定过一夫多妻的生活，那她的意愿应该得到尊重，“就像我们尊重她们成为脱衣舞女、性工作者或代孕一样。”

一夫多妻制和多配偶制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在社会学上仍然是截然不同的。多配偶行为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但更多出现在学术、艺术或媒体领域，并且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隔壁的多边性关系者》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谢夫谈到：“足够安全且有特权的人才敢承认自己是多边关系者”。关于多边性关系的文学作品往往聚焦于白人、中产阶级和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对限制个人选择的历史和文化边界则轻描淡写地带过。

伊丽莎白注意到，黑人已经被刻板印象所拖累，他们被描绘成性欲旺盛的，并且无法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她把“变态性行为”描述为“那些已经是主导群体成员的人更容易获得的奢侈品”。

那些认为同性婚姻不会导致多边婚姻的人通常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棘手的状况，而多边性关系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因此，无助的同性恋者是一个需要受保护的群体，而可选的多边性关系人群则不是。

但叶史瓦大学卡多佐法学院的爱德华·斯坦发现，多边性关系人士声称，只要他们经历了多边性行为的尝试，他们就会被非一夫一妻制所吸引，而许多名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者也难以保持这种忠贞的状态，这说明多边性关系可能是天性。

但是，即使我们说多边性关系是一种选择，这是不是说它就不需要法律保护了呢？当然不是，当我们捍卫犹太人或穆斯林的权利时，我们并不是暗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相反，我们只是将尊严赋予所有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