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性文章《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繁荣，并不会雨露均沾，反而会加剧不平等》，如下：

随着疫情后经济开始迅猛发展，拜登政府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经济问题。重新繁荣带来的回报很可能会分配得很不公平，富人和公司会变得更富有，这让美国的种族和经济不公更加严重。

美国的经济体系开始复苏，高盛（Goldman Sachs）预测今年的增长率将达到惊人的6.8％。这将部分得益于刚刚通过的“美国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将增加最需要帮助的人的收入。但是疫情后的经济也将比以前更精简，也可能更吝啬。企业纷纷舍弃商店、工人和低效的商业行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已经严重倾斜，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平等。

在过去的一年里，华盛顿邮报收集了关于后疫情时代的证据。我们对一些CEO官和其他商业领袖进行了42次采访，我们一直在反复听到相同的基本信息。前经济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做出调整的公司和人将被抛在后面。

CEO们讲述了同样的故事：疫情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那些能够迅速将业务搬到网上、分散经营的公司蓬勃发展，拥有技术技能的适应性强的员工也是如此，灵活的外包经济蓬勃发展，而航空公司、酒店和其他面向旧有正常商务旅行的行业受到冲击。

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CEO朱莉·斯威特（Julie Sweet）在12月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每个行业中，实际上都有领导者和落后者。”她指出，在疫情期间，“领导者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充其量只是“落后者的生存”。她传递的信息是，随着灵活的公司转变运营方式，这场疫情产生了“数字加速”。

我担心的是，疫情会扩大领导者与落后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加剧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H. Frank）和菲利普·库克（Philip J. Cook）在1995年的著作中所说的“赢家通吃社会”（even greater success for the leaders）。康奈尔大学名誉教授弗兰克本周对我说：“在疫情期间，最高层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

7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告诉我们：“这种冲击是如此残酷和苛刻，以至于每个人都在重新思考和重新考虑。”她预测“转型加速”，全球经济将更加“绿色”，更加数字化，供应链更加紧密。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一样，市场逻辑正在迫使企业适应或死亡。

拜登政府明白，奖励的不平等分配，即向科技亿万富翁和他们善于利用市场支配的公司倾斜，正在滋生国内的民粹主义愤怒。这也是他们极力推动“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1.9万亿美元（约合12.9万亿人民币）支出，向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注入现金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现金注入虽然受到欢迎，但并没有解决不平等的深层原因，不平等可能比以前更紧地控制着我们的后疫情经济。

收入不平等在最近几十年中已大大扩大，以至于很难缩小差距。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20年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从1980年至2018年，最富有的美国人所持有的总收入份额稳步上升，这一差距比七国集团中任何其他发达经济体都要大。

疫情使这些分配问题更加严重。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9月对邮报记者说：“这是比平时更不平等的经济衰退。”他指出，“受疫情影响最深的部门不成比例地雇用了女性、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工人。”

疫情后的经济可能会让联邦政府更容易解决公平问题，因为政府现在更多地参与到商业中。就拿制药业来说，在与监管机构进行了数十年的谨慎对峙之后，制药业接受了“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的疫苗研发计划。

强生公司CEO亚历克斯·戈尔斯基（Alex Gorsky）3月4日对我们说：“我希望我们不要再像往常那样做生意了，”不断进行监管斗争。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前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在3月1日坦率地说：“政府和企业已经完全交融在一起了。政府确实是经济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对任何一个商人来说，如果说政府很快就会消失，那是疯了。”

事实是：政府在去年拯救了美国企业 现在是回馈的时候了，拜登政府应该继续争取重建一个被掏空的中产阶级。

刺激计划的支票将为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工人提供短期帮助，他们在疫情中受到的伤害不成比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我们赢家通吃的奖励分配中，规则需要改变。否则，无论经济看起来多么繁荣，美国的政治裂痕都会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