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评论性文章《观点：再见，克林顿福利改革！你好，儿童税收抵免！》，如下：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标志性国内政策成就：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其基础是穷人必须工作或寻求工作，以换取现金福利，至今已近25年。

他的民主党同胞正在试图暗示放弃克林顿改革的前提。在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扩大了一个单独的儿童税收抵免，即使是没有收入或税负的家庭，也将给予每个6至17岁的孩子最多3000美元（约合19520元人民币），6岁以下的儿童为3600美元（约合23424元人民币）。他们将分期获得这笔现金，无论家庭中是否有人工作。

据估计，这1200亿美元（约合7808亿人民币）的拨款可以将目前的14％的儿童贫困率降低一半左右。民主党人正在计划设法在2022年将其永久化。

对于一个长期致力于“健全的成年人”应该自食其力，任何其他方式都有可能阻碍人们参与劳动力的概念的国家来说，执政党推动无条件家庭收入支持反映了重大的意识形态变化。

甚至是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也在推行一项不以工作为条件的儿童信贷计划，尽管它在许多方面与民主党的计划不同。

为什么现在？原因包括：经济学家对预算赤字的关注度下降；新出现的社会科学认为，社会为儿童贫困付出了巨大代价；21世纪两次残酷的经济衰退告诉美国人，即使是勤劳的人也很容易突然陷入贫困。

与此同时，许多人的财富积累，他们的“工作”包括金融投机或继承钱财，而在共和党支持的法律下，这些钱财被轻微征税，这破坏了美国资本主义一贯奖励那些“努力工作并按规则行事”的人的想法。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党人的做法是可行的，因为克林顿改革所要治疗的弊端自其颁布以来已经减少了。

20世纪90年代初，儿童贫困率在22%左右徘徊，高于1969年战后的低点14%。人们普遍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联邦“对有受抚养子女家庭的援助计划”的扩大，促成了一种“贫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十几岁的女孩生了孩子，有资格获得现金福利，就不上学或工作，这对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而这些影响据说对黑人社区的破坏性最大。

到2019年，儿童贫困率下降到14.4%，几乎是1969年的最低点，福利册也缩减到只有200万人，不到克林顿时期的五分之一

对于黑人儿童来说，贫困率的下降尤为突出，从1992年的46.6%下降到2019年的26%，不过后者的数字仍然是白人的三倍左右。

青少年怀孕，被克林顿在1995年的国情咨文中贴上了“我们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标签，从1991年的每千人62例下降到2018年的17.4例。

在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分析中，暴力犯罪与多代人的福利依赖有关，尽管最近有所上升，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也大幅下降。

克林顿的法律是否应为这一进展值得称赞，有很多争议。但它确实并没有像许多批评家所预料的那样使情况变得更糟。

中产阶级选民现在环顾四周，以寻找政府免费赠品导致社会危机的证据，但并不多。

不过，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后的种族“清算”，这让许多温和派白人重新思考贫困问题，尤其是内城黑人的贫困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系统性不平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过于慷慨的结果。

从政治上讲，这些是关键点，因为自1996年以来，有一点没有改变。华盛顿的两党会根据他们认为的中产阶级的需求来制定穷人政策。

1996年，民主党人分为自由派的福利捍卫者和克林顿领导的“新民主党人”，后者最终与国会共和党人达成了协议。

2021年，民主党人团结一致，而共和党人发出的信息喜忧参半。罗姆尼有他的计划，但在越来越倾向于特朗普的共和党中，许多人希望扩大对穷人的工作要求，包括食品和医疗援助。还有一些参议员。佛罗里达州的马克罗·鲁比奥（Marco Rubio）和犹他州的迈克·李（Mike Lee），他们支持扩大儿童信贷，但与工作挂钩。

克林顿在1996年乘着福利改革的东风连任，民主党人现在认为他们的反贫困儿童税收抵免将帮助他们在2022年中期选举及以后的选举中获胜。

克林顿可以夸口说，他的法案无形中（通过平反他们的价值观）和有形中（节省他们的税款）让选民受益。

25年后，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主张：增强的儿童税收抵免将不仅提供给穷人，而且提供给收入高达9.5万美元（约合61.8万人民币）的个人和收入达17万美元（约合110.6万人民币）的家庭，即大约80%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