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自由党议员朱莉·泽罗威茨 （Julie Dzerowicz）提出了新议案（Bill C-273），呼吁加拿大联邦财政部长研究有保障的基本收入模式，并制定一项国家战略，以评估如何在加拿大实施基本收入计划。
尽管朱莉表示，这个议案在同事中很有吸引力，一些内阁部长非常支持基本收入。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此前却表示，他还不急于认可基本收入，基本收入计划“还不是现在要推进的道路”。
然而，新冠疫情让基本收入计划似乎有了新的契机。疫情期间，加拿大政府为近900万加拿大人每月发放2000加元的加拿大紧急救济金（CERB）。这使得人们呼吁在加拿大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本收入计划。
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居民杰西·戈莱姆（Jessie Golem）就是一名倡议者。杰西曾参加安省四年前的一个基本收入试点项目，该项目为全省4000名低收入者提供基本收入保障。这个试点项目只实施了一年多一点，就被省长福特突然取消了。
杰西说：“在这个项目之前，我每周要工作60到80小时。我觉得自己被困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心情也很压抑。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继续工作，希望将来会好起来。”她说，基本收入试点让她不再从事多份没有前途的工作，而是自己创业。“其实我发现，后来我赚的钱比以前那些工作拼凑起来的时候还要多。”
实际上，基本收入计划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措施，已经被讨论了上百年，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同的试点项目。可为什么至今实施的困难重重呢？
全民基本收入就是政府疯狂撒钱吗？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通俗地说，就是政府定期给所有社会成员，发放一笔现金收入，并且没有任何条件。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不管他们是否有任何其他收入、资产和工作等。
另一个与全民基本收入类似的概念是负收入税（Negative Income Tax），其不同之处在于，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并且支付给一个家庭的补助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步取消。
很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混用的。例如，在加拿大，“全民基本收入”和“负收入税”这两个词经常被等同使用，目前，以“基本收入”（Basic Income）为名的负收入税版本在政策制定者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尽管这种说法在支持者中存在争议。
那么，既然要稳定、长期地发钱，那这些钱从哪儿来？如果每月每人发1000元，那岂不是所有的物价都会因此而不可避免地上涨，从而立即降低了每一块钱的价值，最终发了钱和没发钱没什么区别？
事实上，基本收入并不是每年多印刷巨量的钞票，然后从直升机上扔给每个人。
基本收入保障的资金将是通过经济体系流通的现有资金。它不会是新的钱，只是把钱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意味着，每一块钱的价值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下手而已。
还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货币供应量大幅扩张，对物价的影响也不一定是极端的。例如，美联储曾经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美国新增了超过4万亿美元的货币供应量，结果却没有出现美联储定义的通货膨胀。
所以，即使政府给每个人印新钱，也不能保证通货膨胀的结果。
实施基本收入计划花费巨大，负担得起吗？
许多人认为，如果每个人得到同样数额的钱，而且这些钱都不会通过税收制度收回。那么，成本就变成了支付额乘以总人口。以加拿大为例，如果3600万加拿大人每人得到1000加元，那么运行基本收入计划将耗费360亿加元。
但显然，这种估算方法过于简单了。评估花费时要同时考虑到投入与消耗，比如需要考虑个人所得税，或增值税，或这些税的某种组合，以来支付该方案，以及如果取消现有的方案并重新分配资金，实施原有方案的巨额支出就会节省下来。
现有的几乎所有福利制度都要求个人满足特定的条件，才有资格参加。比如，人们必须证明他们是残疾人才有资格享受一种福利，低收入才有资格申请另一种福利，年老才有资格享受养老金，没有工作才有资格申请失业保险金，等等。
基本收入计划可以取代现有福利制度的很大一部分。当然，究竟可以或应该取代多少项目和哪些类型的项目，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或许不太可能轻易取代对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的支持，但基本收入计划至少可以取代对一般需求（如食品券、临时补助金等）的支持。与那些“资格制”社会福利制度不同，基本收入会直接存入一个人的账户，没有任何条件。这意味着，基本收入计划不需要政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进行资格审查和监管，从而节省大量的行政支出。
根据加拿大经济学家伊芙琳·弗尔盖特（Evelyn Forget）的研究，加拿大各地的补助计划目前每年要花费纳税人150多亿加元，如果这些计划被基本收入保障所取代，那么基本收入保障的成本就会相应减少150亿加元。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成本计算都要考虑人们对该计划的反应。如果基本收入保障降低了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使更多的人依赖该方案。那么，成本将比计算的要高得多。如果大多数人没有什么行为反应，或者甚至被激励了，那么费用就会低得多。
基本收入计划会不会养懒人？助长饮酒、吸毒等不良行为？
一个常见的关于基本收入的顾虑是，它会增加人们的“自我毁灭”行为，包括懒惰、药物依赖、缺乏对未来的关心、看太多电视、玩太多电子游戏、选择无意义的活动而不是有意义的有偿工作、有“太多”的孩子等等。
2008年至2009年，在纳米比亚进行了21世纪的第一次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纳米比亚的研究发现了极为可喜的结果，包括家庭贫困、儿童营养不良、家庭债务、犯罪等方面的显著减少。除此之外，还包括经济活动、获得药物和保健服务、入学率和家庭储蓄的显著增加。
麦克马斯特大学关于安省试点项目的研究发现，基本收入对医疗服务的使用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多数受访者的各种健康指数都有了明显改善，看医生和去急诊室的次数大大下降。
纳米比亚的基本收入计划使很多领取福利的人重新加入了劳动力队伍，由于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更多的满足，而且该地区的经济活动更多，因此人们能够从事更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预期的酒精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出现：接受全民基本收入的人和典型的纳米比亚人一样喝酒。
由此延伸出基本收入的另一个好处，即它能够通过减少对低收入者的社会孤立，减少对参加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的人的污名化，减少社区和种族歧视，从而增加社会平等。
有效的基本收入计划有助于社会平等，但实施需要政治合作和智慧
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Cary Wu在接受加美财经采访时表示，基本收入计划是否有效，受诸多因素影响，因此人们至今争论不休。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计划是很有益的。
基本收入计划有助于优化收入结构，缓解收入不平等。同等数量的收入补助，对不同人群产生的影响是有巨大差异的。基本收入对富人来说作用很小，但对穷人或者收入不稳定的中产阶级作用却很大，而后者才是整个社会的大多数。当这些人把钱真正用于提高工作效率、生活水平、教育等方面，那么这个计划的目的就达到了，从而长久地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公平。这也证明了“都发钱就等于都不发钱”是一个伪命题。
更重要的一点是，引入基本收入保障，有可能缓解人们长期的紧张感和焦虑感，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建立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安大略省相比北欧的一些国家，人们的压力感更加普遍，导致人们更容易愤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相对比较紧张。这反过来会影响工作效率、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加重社会戾气，进而恶性循环。
如果人们长期生活在一种不稳定（precarity）状态，工作、收入、生活等都缺乏可预见性，那么即使人们努力工作，大部分仍然会处于社会底层，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也会继续加剧。
吴教授提到，加拿大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来自加拿大之外的资金推动了在加拿大内部的消费，但这些资金还没有转化为科技、制造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在制造大量就业方面动力较弱，政府还需要更好的引导措施。
当然，如何找到和实行一种非常有效的长期、稳定的基本收入计划，还需要各个政党之间的合作，保证政策的连贯性，防止政策反复和政党内耗造成的浪费。
参考资料：
- https://labourstudies.mcmaster.ca/documents/southern-ontarios-basic-income-experience.pdf
- https://www.huffingtonpost.ca/entry/basic-income-members-bill-strategy-canada_ca_6037f768c5b6371109dac382
- https://globalnews.ca/news/7501358/canada-basic-income/
- https://www.jessiegolem.com/humans-of-basic-income/n0ogiw6q72iggvr03p4g41la1gtzv2
- https://www.scottsantens.com/how-to-reform-welfare-and-taxes-to-provide-every-american-citizen-a-basic-income
- https://books-scholarsportal-info.proxy.queensu.ca/en/read?id=/ebooks/ebooks0/gibson_cppc-chrc/2017-10-02/8/10090982#page=6
- Karl Widerquis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basic income experiments for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and citizens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