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周刊》发表评论性文章《美国人坐拥大量闲钱，这可能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内容如下：

呆在家里，从政府那里领钱，这对普通美国人的账单有奇效。自疫情开始以来，由于消费者在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加上政府1.2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76万亿元）的收入支持，截至1月，消费者比原本多存了约1.8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亿元）。

与此同时，股票和房屋价值飙升，家庭总净资产自2019年底以来增加了大约1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0.5万亿元）。同时，立法者仍在商讨的1.9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的《美国援助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将进一步提高收入和储蓄。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一旦大范围的疫苗接种帮助社会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正常状态，所有这些闲置的现金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过多的资金会刺激对稀缺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激增。但这种结果不太可能出现。仔细观察这些钱的实际去向就会发现，这些过剩储蓄可能会为一场适度的疫情后的消费热潮提供资金，而不是一场通胀狂潮。

要记住两个关键点。首先，银行账户中的储蓄比住房和房地产等非流动性资产的纸面收益更有可能被花掉；其次，与收入较低的人相比，收入最高的人不太可能花费一次性的意外之财。

我们所掌握的最详细的数据来自美联储的分布式金融账本（Federal Reserve’s Distributional Financial Accounts），该账本跟踪不同群体家庭在一段时间内的资产和负债情况。从2019年底到2020年第三季度末，家庭净资产总额增加了5.2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6万亿元），其中有2.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9万亿元）来自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份额和其他流动性资产的激增，比如券商的现金账户。这些钱是可以马上花掉的。大约1.2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76万亿元）的净资产来源于股票价格上涨，而激增的房屋资产则增加了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46万亿元）的净资产总额。美国人在汽车、家具、电子产品、家电和其他耐用品上的支出也为家庭净资产的提高贡献了约3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亿元）。

尽管美联储的数据截止到2020年9月，但美国股市自那以来已上涨了约20%，家庭净资产总额又增加了约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5.2万亿元）。房价也上涨了约5%，家庭净资产总额增加了约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46万亿元）。银行系统的存款总额增长了近7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5万亿元），尽管其中一些可能反映了企业的额外流动性，而不是消费者的流动性。信用卡债务减少了1000多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461.4亿元）。

那么，究竟谁有更多的现金可以花呢？根据美联储的数据，从2019年底到9月底，增加的流动资产中约有28%给了收入分配最高的1%的美国人。占全部资金70%的额外现金流向了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只有14%的额外现金，也就是2.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9万亿元）中仅有33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3万亿元），由收入分配最低的60%的美国人持有。

自美联储收集数据以来，流动性资产的分布可能变得更加扭曲，留给绝大多数美国人的闲置现金甚至更少。随着今年夏天政府取消收入补贴，许多美国人被迫掏出年初积累的储蓄来维持消费。摩根大通研究所（JPMorgan Chase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发现，自去年9月份以来，收入分配最低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已经清算了其支票账户中近三分之一的资金。事实上，除了收入分配顶层的美国人之外，大多数美国人去年年底的活期存款比第三季度末还少。

股票市场的所有权极其集中，所以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那些已经拥有足够现金来满足消费需求的人。虽然房价上涨让收益分布更为均匀，但也不太可能大幅提振消费者支出。经济学家在历史上发现，消费者花费了房屋净值收益的5%，但这种“财富效应”在疫情爆发前几年接近于零，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后收紧了抵押贷款信贷标准。

中低收入美国人的财富类别中，只有耐用品的增长速度比高收入者快。但这只是反映了它们对消费复苏的贡献，而不是他们财务状况的改善，可以支持未来的支出。

因此，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的约瑟夫·布里格斯（Joseph Briggs）和大卫·梅里克（David Mericle）估计，即使从现在到2021年中期，由于政府额外的收入支持，“超额储蓄”的总额增长了一半，一旦经济完全重新开放，其中只有18%的钱会用于商品和服务。剩下的钱可能会被高收入者用来投资股票或房地产，也可能被中低收入者用来建立必要的现金缓冲。

因此，即使假设下一个1.9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的支出法案将向大多数美国人发放1400美元（约合人民币9046元）的补助金，所有闲置的现金可能只会对明年的GDP增长贡献大约2个百分点。这将对经济复苏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但不会比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