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去年发生了有争议的亚瑟·兰格一案后，当事人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加州警察误用了“紧急追捕”的权限，当地时间周三（2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此案。

当时，加州高速公路巡逻人员打开蓝灯示意亚瑟·兰格（Arthur Lange）靠边停车，到兰格反而转弯进入他的车道，再到他的车库，中间只经过了几秒钟。

但有时最高法院的案件是由这样的。大法官们在周三花了两个小时研究兰格的案子，并试图得出一个全国性的指导意见，即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追捕嫌疑人的警察何时可以进入某人的住所。

一般来说，宪法规定了这样的要求。但法院表示，如果当事人同意，或者警察面临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紧急情况”，则不适用这一规定。最高法院已经承认，其中一种紧急情况是，当一名警官在“紧追一名逃亡的重罪犯”时，罪犯试图逃避警察的追捕。

但是兰格并没有被怀疑犯有重罪。他只是因为在加州温暖的天气里把收音机放得太大声，偶尔鸣笛而引起了警官亚伦·魏克特（Aaron Weikert）的注意。直到魏克特在索诺玛县的车库里与兰格对峙后，他才有理由怀疑这位司机喝了酒。

法庭文件显示，一项测试显示，兰格血液中酒精含量的法定上限是三倍。他失去了驾驶执照，并不承认在酒精的影响下驾驶。兰格提出上诉，称魏克特在车库获得的东西不应该被允许成为证据。但加州法院站在警方一边，说追究一个涉嫌重罪的人和一个涉嫌轻罪的人没有区别。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法学教授杰弗里·费舍尔（Jeffrey L. Fisher）代表兰格表示，将“紧追”例外扩大到轻罪，将大大提高警察侵犯某人的房屋和财产的权力，而宪法认为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最高法院拒绝重新审议保护被控施暴警察的豁免权问题。

当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G.Breyer）感叹，由于各州法律不同，很难轻易将行为归类为重罪或轻罪时，费舍尔表示同意。他说，法院没有必要拿出一个明线规则。

他说，这些决定必须视情况而定。费希尔说，官员应该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来分析情况，如法院一直说，但确实需要显示实际的紧急情况。”

法官小塞缪尔·A·阿里托（Samuel A. Alito Jr.）表示，这段遭遇的录像使他怀疑兰格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追捕。魏克特在距离兰格的车道约100英尺（约合30米）的地方打开了他的灯。

阿利托问：“如果我们认为需要进行‘紧急追捕’，那么我们是否会为防止对轻罪的无故逮捕而走很长的路呢？”

不过，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担心会束缚警察的手脚。当嫌疑人退到家中时，对警察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在那里他可能会武装自己或销毁证据。罗伯茨说，当警察因一个小的违规行为与他对峙时，也许警察应该更加担心有人逃跑。

罗伯茨解释说：“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应该担心的情况。我的意思是，他有东西要隐藏。”

但当对方起来反对时，罗伯茨假设了一群喝啤酒的青少年，当一名警官出现时，他们散开了，跑到了他们父母的家里。

罗伯茨说，这不可能“是会让警官闯入房子的事情”。

使案件复杂化的是，加州政府认为州法院支持警察的判决太过分了，并拒绝为其辩护。

法官疾言厉色的意见称，法院已将警察置于责任之外。

加利福尼亚州副检察长萨缪尔·T·哈伯特（Samuel T. Harbourt）说，该州认为，当涉及到疑似轻罪时，“紧追”的余地应逐案适用。但他被关于官员如何做出这种区分的问题淹没了。

前最高法院书记员、底特律律师阿曼达·K·赖斯（Amanda K. Rice）被法官们任命为加州法院的判决辩护。她说，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进行，不应该取决于涉嫌犯罪的严重性，而是取决于嫌疑人的行动。 

赖斯说：“热力追捕的例外情况在一类狭隘的案件中证明了无证入户的合理性，在这一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试图通过赶到住宅躲避警察，来阻挠合法的公共逮捕。”她认为，法院不应强加“重罪和轻罪之间的界限”。

赖斯得到了司法部律师埃里卡·罗斯（Erica L. Ross）的支持，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位。她要求法院承认一个一般的推定，即当轻罪嫌疑人试图通过逃往住所来阻挠与执法部门的相遇时，“官员跟踪他的决定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