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邮报多伦多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家法院对分居配偶之间关于是否给两个孩子接种疫苗的纠纷作出了裁决，根据目前的医学证据，给儿童注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此次裁决推翻了2018年时一名仲裁员的争议性决定，即考虑到此案中孩子们的利益最大化，不该给他们接种疫苗。据悉，多伦多的卫生医疗官艾琳•维拉（Eileen de Villa）在高等法院上对此次裁决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干预，她认为接种疫苗符合孩子们的利益最大化。

安省高等法院的法官Jasmine Akbarali在本月所公布的裁决中表示，之前那位仲裁员在考虑两位所谓专家的证词（其中一位专家说，因疫苗引发的小儿麻痹比感染新冠更糟糕）时，依据的是已被推翻过的理论。

因此裁决结论是为本案中的两个孩子接种疫苗是恰当合理的，她在1月7日发布的裁决声明中解释道，“因为它可以解决孩子们目前所面临的不必要的风险：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永久性的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是死亡。使用疫苗得当就能实现这一点——按照医嘱接种疫苗，另外，这些疫苗也已经过了适当的测试，被认为是安全有效的，只会有轻微的副作用。”

此次案件涉及人员包括一名少年和一名9岁左右的孩子，其父母于2013年分居。母亲反对接种疫苗，认为会带来健康风险。父亲则希望孩子们接种疫苗，以预防常见的儿童疾病，如腮腺炎、麻疹和风疹等。

仲裁员赫歇尔•福格尔曼（Herschel Fogelman）曾在2017年审理过这起纠纷案，并接受了来自美国的另类医学家托尼•巴克（Toni Bark）作为疫苗接种专家的建议（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法院曾在2019年发现，巴克博士似乎缺乏任何相关的专业知识，只有传闻中的经验）。

此外，福格尔曼还听取了加拿大卫生部一名前雇员所提供的证据。这位雇员在十多年前因故被解雇，并且如今开始指责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旨在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来解决制药公司的滞销问题。由于当时孩子们的母亲在仲裁听证会前不到两周就提交了报告，而不是像她应该履行的在30天内提交，因而孩子们的父亲（在听证会上没有律师代理）无法找到专家来作证回应此事。

基于此，福格尔曼在2018年认定，接种疫苗不符合孩子们的利益最大化。他当时表示，不打疫苗没有风险，打了疫苗却有一定风险。此外，他还补充说，孩子们对他们未来要被迫接种疫苗会感到紧张和焦虑。因此最终，这位仲裁员判定孩子们的父亲向母亲支付3.4833万加元（约合17.7万元人民币）的法律费用。

而等到父亲上诉时，这一次在律师的帮助下，法官Akbarali允许他引用了专家们提供的证据，包括皮尔地区的一名副卫生官员（现在是首席医疗官员）和多伦多大学一名教授（他也是多伦多病童医院的一名主治医生）的证词。

Akbarali指出，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警告了“垃圾科学”的风险性，他说，福格尔曼应该摒弃他自认为是疫苗接种权威的两位所谓专家的证词。

与此同时，虽然其中有一个孩子年龄较大，最终的决定权可能是在孩子和主治医生之间的，但这位法官还是把孩子们相关的疫苗接种的决定权授予了孩子的父亲。除此之外，该法官还命令孩子母亲不要再给孩子们灌输疫苗不安全的意识（她已经带大一点的那个孩子去看了一场反疫苗的电影）。另外，法官还提出了此前针对孩子父亲的法律费用裁决，并表示她将听取双方的意见，重新作出裁决。通常情况下，败诉方要支付胜诉方一定的费用。

对此，女王大学的法律教授尼古拉斯•巴拉（Nicholas Bala）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认为这一裁决大有裨益，它给父母提供了案例，大致介绍了法律相关的诉讼流程和规则，所以当他们彼此起了纠纷时，这些复杂的诉讼原则可以使他们不必闹上法庭，至少能尽量避免。”

他补充说，虽然此次法院的裁决并不直接影响新冠疫苗的接种，因为目前它还没有被批准可用于加拿大的幼儿，但早晚有一天疫苗会获得批准。因而巴拉教授称，当父母就此产生不同意见时，法院很可能会服从加拿大政府对疫苗接种实施的政策。

对这一判决结果，代表孩子母亲的律师加里•约瑟夫（Gary Joseph）说，他的当事人对法官Akbarali的裁决感到失望，并补充说，他已提出动议，要求安省上诉法院（Ontario Court of Appeal）进一步审理。除此之外，他拒绝再发表评论。而代表孩子父亲上诉的律师卡罗琳•基姆（Caroline Kim）称，她目前正在审理中，本周一（1月25日）无法发表相关评论。同样，多伦多卫生医疗官维拉本周一也表示无法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据称，维拉曾要求法院对疫苗安全进行司法认知。而司法认知是指对于某些人可能会提出争议的事项，法院接受并予以证实。在此之前，加拿大最著名的司法认知的例子是1980年代涉及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恩斯特•曾德尔（Ernst Zundel）的案件，当时的法官就对纳粹大屠杀进行了司法认知。而四个月以前，安大略省法院的法官约翰•芬莱森（John Finlayson）对疫苗安全问题进行了司法认知，他审理的也是一起父母们关于他们10岁的孩子是否应该接种疫苗的纠纷。对此他表示，“现实情况是，医学界还没有此类问题的辩论与探讨。”

然而，Akbarali法官指出，关键问题在于仲裁员是否有义务对某些既定事实进行司法认知，特别是在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的情况下。至少她认为，裁定仲裁员是没有这个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