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 正义补丁，作者为 美国华人杂谈。作者：Esther N.

“我听说这附近有个很大的湖，是真的吗？”

那个来自洪都拉斯的男孩抬起头，看着坐在对面的志愿者詹妮弗·史密斯(Jennifer Smith)。

那时，他已在芝加哥北部的一个未成年人儿童收容所被关押数月。那里距离有名的密歇根湖只有不到两公里，但他还从未感受过湖面的平静。

“当然是真的，”詹妮弗用西班牙语回答。她是美国人，会讲西语，在芝加哥大学里做行政工作，每周三下班后，都会开车一小时，来看望这个男孩H，用男孩的母语跟他聊天。

男孩点点头，低下头继续摆弄手里的纸牌。 大约一年前，他做了个冒险的决定，独自逃离洪都拉斯，跨越边境，来到美国。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他被美国边境执法人员拦下，被运往芝加哥，在取得法律文件前，被临时关押在美国专门为未成年人设立的儿童收容所。

在每年跨越边境来到美国的的移民中，这个群体极为特殊，他们的经历更鲜为人知—未成年，没有父母和家人的陪伴，独自冒险跨越边境。大多为了逃离当地的战乱和暴力，寻找更好的经济环境，他们很多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也有来自中国、阿富汗，印度等。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5岁，近7成是男生，近九成的孩子母语是西班牙语。

根据美国难民安置办公室（Office of Refugee Resettlement）的数据统计，从2012-2024财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平均每年接收约6.4万名无人陪伴移民儿童。这个数字近年来成倍增加，2024财年，就有超过12万未成年人独自穿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有亲属在美国，等待与之团聚。不过按照美国法律，在进行背景调查，担保人（Sponsor）审核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被关押在专门为未成年人设立的儿童收容所。相比成人拘留所，这些孩子的生活环境会更好一些。他们通常住在宿舍中，有洗漱间和公共浴室，收容所会提供食物和基本的医疗用品，以及医疗服务，也会安排临时的课程。

然而经历了数月的冒险“走线”，跨越边境，这些孩子紧接着被关押在陌生的空间，失去自由，学习说全新的语言，应付陌生的司法程序。据报道，很多孩子都经历抑郁，与父母分离的焦虑等心理问题。更可怕的是，等待被释放，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漫长。

根据难民安置办公室的公开数据，2021—2024财年间，这些无人陪伴移民儿童在儿童收容所的平均时长是30天，而2025财年，这个数字就增长了近4成。

数据变化的缘由在于川普政府大幅紧缩的移民政策。2025年年初，川普重返白宫后，无人陪伴移民儿童项目（Unaccompanied Children Program）经历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其中就包括更严格的担保人审核环节和背景调查，包括身份核验、指纹采集，并扩大对同住成年人的审查范围。

过去，大多数儿童最终会被释放给已经生活在美国的父母、亲属作为他们的担保人，如果有父母一方已在美国，审批通常会更快一些。但如果是其他亲戚，担保人的审批会更长。詹妮弗补充，如果父母一方是“无证移民”，他们在跟政府递交文件时，会更加谨慎，审理期会更拉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詹妮弗是H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每周一次，像詹妮弗这样的志愿者们会来到儿童收容所，与孩子们一对一会面，用他们的母语与之交谈1小时。史密斯会带着Uno纸牌和英语单词卡，边学边玩，用这些打开话题，以此陪伴他们。

詹妮弗捐助给拘留中心一些美术用具，洪都拉斯男孩用这些画了两幅画送给詹妮弗。

詹妮弗就在芝加哥一家儿童权益组织志愿服务，这些非盈利组织专为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发声。史密斯做了志愿服务5年，这期间陪伴了十多个西班牙族裔的青少年，建立了特殊的友谊。从这些志愿者的口中，描摹出了一副更为真实的无人陪伴移民儿童们的画像。

对这些孩子来说，18岁意味着恐惧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H见证了一批又一批人来到收容所，不久又被释放。看起来只有他还留在这里，等待文件审批。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更让他害怕的是，还有几个月18岁生日就要到了。按照规定，如果在成年前仍未获准离开未儿童收容所，他将被转送至成年移民拘留中心，那里的条件通常会更加恶劣。

“对于大多数青少年来说，18岁意味着自由，”詹妮弗在采访中叹了口气，“但对这些孩子来说，18岁意味着恐惧。”

朱郁菲从去年起开始做志愿者，她出生在台湾，十多岁和亲人一起移民美国。每周，她会用线上连线的方式，跟两个被关押在不同州的华人女孩交谈。刚开始，她也质疑，这一个小时到底能不能对这些孩子有帮助。很快，她就打消了顾虑。

一次，因为和儿童收容所工作人员时间安排出了差错，她错过了一周的zoom交谈，没想到第二周，朱郁菲再与女孩M见面时，她就表示，“上周没能见面，没能用中文说话，让我很难过”。直到那时，朱郁菲才意识到，自己每周拨出一小时，虽然好像只是闲谈，却可能对这些孩子很重要。

2025年年末，《卫报》披露的一份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文件显示，美国边境官员会以“延长拘留时间”为由，劝说无人陪伴移民儿童放弃移民程序、自愿返回原籍。批评人士认为，政府正在利用儿童对拘留和遣返的恐惧，促使他们放弃寻求法律保护的机会。

此前，川普政府还曾推出“自愿离境”（self-deportation）激励措施，为符合条件、主动离开美国的移民提供最高2500美元的补助。移民权益组织担心，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无人陪伴移民儿童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而对于那些已经在儿童收容所的未成年人来说，更现实的挑战是等待。他们等待着命运的下一步安排。第二天醒来，可能意味着被释放，也可能意味着继续等待，又或者是被遣返。没有人知道审批结果何时到来，也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顺利与家人团聚。

在这样的不确定中，每周与志愿者的一小时见面，成了他们生活里少见的确定性。

“你想告诉我什么都行，除非你要伤害自己或者其他人，我不会把你说的任何事，告诉儿童收容所或是移民局的人。”通常，在第一次见面时，詹妮弗都会这样告诉孩子们。这些志愿者们无权涉入儿童的移民案，也不为儿童收容所工作，是独立的第三方。很多孩子刚开始对这些志愿者的角色感到困惑，史密斯回忆，很多孩子在刚刚跟她认识时，会容易警惕，不常说话。

志愿者在接受培训时，朱郁菲学到，要避免问起这些孩子是如何来到美国的，可能会引发他们痛苦的回忆。不过，朱郁菲渐渐发现，几次见面后，这两个孩子都慢慢放下提防，主动讲起自己的经历。

被父母选中的那个

超过半数跨越边边境的未成年人，已进入青春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看来，穿越边境并不是件稀奇的事。

“我村里很多人都走了，我的两三个同学也在做同样的事。”女孩M告诉朱郁菲，她来自中国福建。她告诉朱郁菲,其实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但她是被“父母选中”的那个。姐姐已经成年，弟弟的年纪还太小，只有她的年纪最合适。被首先送到美国的那个，通常是“最予以厚望”的那个。大约一年前，M“走线”，花了7-8个月的时间，独自来到美国。家里只有个阿姨在美国，申请作为M的担保人，但由于不是直系亲人，审批过程并不太顺利。

为保护未成年的隐私，大多数无人陪伴移民儿童的个体故事无人知晓，不过Young Zheng却是个例外。

他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小山村，在计划生育的年代，他是家里的“二胎”。Yong的妈妈很早去世，为了避免巨额罚款，父亲在Young14岁时，决定让“蛇头”偷运Young到美国。作为被父亲选中的那个孩子，像很多独自来美国的儿童一样，Young先被拘留，后得以释放，与叔叔一家在俄亥俄州一同生活。

他在学校成绩优秀，但不料，蛇头找到了他，向他和家人勒索钱财，另一方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声称他错过了报到日期，并启动程序，准备将他遣返中国。后来，在美国公益律师和民间组织的多方帮助下，Young终于在18岁前，获得“特殊移民青少年”身份（Special Immigrant Juvenile Status），后成为美国公民，继续生活在美国。

当初帮助Young的公益人士，后来成立了一个大型的帮助未成年移民儿童的组织，以Young的名字取名——Young Center，朱郁菲也在这里做志愿者。遗憾的是，许多像Young这样来到美国的孩子，没有机会讲出自己的故事，只是被当作一个统计数字, 出现在政府文件中。

“他们踏上这条走线的路，很不可思议，”朱郁菲解释，“这是一条很长的路。”

朱郁菲说，这些孩子可能连中国其他大省市都没有去过，但这么小，就一个人来到美国。“

“打多久的工可以把蛇头的钱还完？”

从外面看，这只是一栋再普通不过的两层砖房。它坐落在芝加哥一处安静的居民区，夹在一排普通住宅之间，没有醒目的标识，也没有高耸的围墙。路过的人很难想到，这里会是联邦政府设置的儿童收容所。

詹妮弗每次来到这里时，会通过一道带门禁系统的门。访客需要按铃，经工作人员确认身份后才能进入。这些孩子每天按照固定时间表学习和休息，不能使用网络，更不能随意离开“宿舍”。

“某种程度上，它有点像监狱。”詹妮弗说。

詹妮弗第一次见到洪都拉斯的男孩H时，他已经被拘留了几个月，詹妮弗收到提醒，H有抑郁倾向。这些年轻人，过早地承担了“政治”和“家庭”加给他们的重担，出现情绪疾病并不是少数。朱郁菲服务的另一个女孩今年16岁，有次朱郁菲在电脑上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就询问她的情况。她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在这里很孤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放出去和家人团聚，跟她住在一起的孩子，没有人会讲中文，她的英文能力也很一般，很难跟别人交流。

因为平日里不能自由接触到网络，朱郁菲每周在会谈时，特意会告诉她们一些最近发生的国际大事，比如美国伊朗大战，油价飙升，但似乎她们更关心地是这些新闻会如何影响到自己的移民命运。一个女孩推测，因为打仗需要用钱，很多儿童收容所就被迫关闭。

朱郁菲发现，这些孩子对于美国的认识非常简单，“繁荣”，“有钱”。朱郁菲会告诉她们真实的美国日常生活。一次，她提到了美国餐厅打工和小费系统，M紧跟着就说，“我要算算要打多久的工可以把蛇头的钱还完？”

根据《国际文化与心理健康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的一篇研究福州移民的文章表明，许多福州移民需要向跨境人口走私集团（即“蛇头”）支付极高的费用，债务往往超过 8万美元。“偿还高额偷渡债务”和“寄钱回乡”等压力通常会导致该群体的心理疾病。

M最终没有说出这个具体的年数，但朱郁菲觉得，她脑中非常清楚这个数字，有种很强的使命感，要在美国“出人头地”。M有时会对着屏幕，热情地给朱郁菲看自己上周在儿童收容所英文课上学到的内容，朱郁菲觉得虽然M的情况并不容易，可是对于留在美国这件事，有坚定的意志力。

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朱郁菲在华盛顿生活，去年，看到川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移民的限制政策，她很想做些什么来帮助移民。采访中，她把自己和这些孩子的移民经历做对比，佩服她们的勇气。“一个人这么小漂洋过海，我自己都不一定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件事。”

詹妮弗也出生在移民家庭，她的妈妈出生于在立陶宛，二战期间，一家在难民营里艰难求生，后来才辗转逃到美国。詹妮弗从小就听母亲讲述妈妈讲过那段经历，因此很容易和难民产生共情，她去年参加了芝加哥一系列抵抗ICE暴力执法的行动。

这些志愿者们跟孩子们有一段珍贵而暂时的友谊，但按照法律规定，当他们被释放与家人团聚时，志愿者就不能再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

在采访前的一周，朱郁菲被告知，她服务的另一个女孩突然被释放，她们认识了大约8个月，但还没有机会跟她告别，就这样突然切断了联系。但朱郁菲心里还是很为她开心。

就在H18岁生日前的两个月，他终于得以释放，跟妈妈在纽约相聚。几个月后，史密斯隐藏自己的手机号，拨通了H的电话。按照规定，这是她最后一次回访。电话另一端的声音让她几乎认不出来。

“他听起来像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詹妮弗回忆说。不再是那个沉默、沮丧、担心自己会被送往成年儿童收容所的少年，通话结束前，男孩再次向她道谢。

洪都拉斯的男孩在拘留中心的手工课上学会了织帽子。他送给詹妮弗这顶毛线帽。

直到今天，她仍保留着一顶毛线帽，那是男孩在儿童收容所里亲手织给她的礼物。

然而，离开儿童收容所并不意味着故事结束，他们的移民案件可能持续数年。詹妮弗在通话中，提醒男孩，要记得按时向ICE报到，继续寻求法律援助。“你是个聪明的男孩，你一定会成功的！”但她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H是否顺利完成移民程序，是否留在了美国，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她确信的是，在这段漫长等待的岁月中，H不必再独自面对。

（为保护隐私，H和M是化名。）

参考资料：

https://publications.aap.org/pediatrics/article/139/5/e20170483/38727/Detention-of-Immigrant-Children?utm_source=chatgpt.com?autologincheck=redirected

https://acf.gov/orr/uac/country-origin

https://acf.gov/orr/about/ucs/facts-and-data

https://acf.gov/orr/uac/referrals

https://acf.gov/orr/about/ucs/facts-and-data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dec/19/unaccompanied-children-trump-self-deport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oct/03/unaccompanied-minors-self-deport-payment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28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