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中国城市有时像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骑着电动车的配送骑手穿梭在车流中，有的身着黄色、橙色或蓝色制服，把货物送往等待的顾客手中。

这些颜色会在遥远的城市边缘停下来。在密集楼房组成的迷宫里，骑手租住便宜房间，把电动车停在狭窄街道上，把同色外套挂在窗边晾着。

他们的制服颜色各自对应不同配送服务，但没有一种是阴沉的灰色。可是，当他们回家时和他们交谈，就会发现灰色才是主色调。

多年来，配送行业吸引了许多努力往上走的人。他们知道自己能赚得比工厂工作更多，也有人只是想在等待更好机会时先挣点快钱。

如今，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结果，而且还不如过去。

“干什么都不容易，”淘宝闪购骑手吴先生说。忙完漫长的上午后，他在休息时脱下橙色外套，露出布满纹身的手臂。

他过去每单能赚7元，现在降到4元，部分原因是整体经济放缓后，数以百万计的人涌入零工市场，“吃饭、住房扣掉以后，几乎剩不下什么。”

许多骑手的日程极其辛苦，每天工作长达14小时，几乎不休息。迟到会影响收入，所以他们拼命赶时间。事故很常见。身穿闪送蓝色制服的包裹配送员关先生，以宿命般的态度接受危险。

“没有什么比吃不上饭更可怕，”他说。“每天早上醒来，我想的不是安全，而是能不能挣够钱。”

经济学人的《茶馆》栏目在北京北部通勤聚居区于辛庄采访了这些骑手。过去这个月，于辛庄因为一部关于农民工的新纪录片获得了一点知名度。这部半小时纪录片名为《2026中国外卖骑手生存报告》，直面他们的生活，从他们在于辛庄狭小的住处一路拍到北京街头。

发布纪录片的新闻网站在上线几天后将它撤下。无论原因是官方审查还是企业压力，这都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史翠珊效应：一部原本大概不会受到多少关注的纪录片，最终出现在 YouTube 上，并吸引了全球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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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媒体和官员并不回避讨论配送骑手面临的压力和危险。据估计，他们人数最多可达2000万，已经太常见，也太深地嵌入日常生活，无法被忽视。他们给人们送食物、衣服、药品和更多东西。

在新冠封控期间，他们是许多人的生命线。他们一直是文章、电影、播客和书籍的主题。事实上，前骑手写的一本书在2023年成为中国出版界轰动作品。几个月前，在春节前夕，习近平本人会见了配送骑手，并指出城市离不开他们运转。

官方媒体的大量评论传达出同情，含蓄表示共产党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并会帮助他们。但在街头层面，现实并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许多骑手认为，中国在2022年结束新冠限制后，情况开始变糟。人们期待的经济反弹从未真正出现，消费者支出从那以后一直疲弱，而消费正是他们服务需求的最终来源。

更有争议的是，政府作为监管者和长期问题推动者扮演的角色。许多担忧集中在骑手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工资上。算法决定订单流向，逼着他们更快工作。配送平台在纠纷中几乎总是站在消费者一边。骑手通常是第三方用工公司的承包人员，这让大型电商平台可以避免支付医疗保险和养老金。

所有这些叠加起来，意味着极高的风险和极少的保障。针对骑手的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骑手曾在工作中受伤，只有五分之一拥有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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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面上看，政府2021年出台的骑手保护规则似乎切中要害。例如，规则保障最低工资，并要求平台让派单算法更有人性。

现实中，官员总体上未能落实这些标准，也未能惩罚违规行为。4月，中共中央，也就是中国最高治理机构，发布了面向所有零工劳动者的新劳动规则，配送骑手也包括在内。

然而，这些规则大体上只是重申现有规定，因此人们怀疑是否真会产生作用。

即便官员在执法上更加严格，结构性现实也对骑手不利。配送行业进入门槛低，是那些无法在别处找到更稳定工作的人最后的避难所。只要经济疲弱，工资就会继续承压。

大多数骑手来自国内较贫困地区，在工作地很难获得户籍权利。这限制了他们使用当地社会服务的机会，从失业保险到医院都受到影响。

他们脆弱，不只是因为电商平台剥削他们，也因为国家让他们处于这种境地。

背后的基本事实是，骑手无法进行真正的集体谈判。骑手可以加入工会，但所有工会都置于党领导之下。党更重视压制偶发抗议，而不是把劳动者团结成社会力量。

“大家都知道，组织起来没用，”关先生说。

吃完一碗面后，他准备回到路上，继续晚上的工作。白天的配送收入远远低于他的目标，但他仍希望，如果一直干到午夜以后，就能达到目标，“关键不是累不累，而是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