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Project Syndicate，作者史蒂芬·S·罗奇是耶鲁大学的教员，也是摩根士丹利亚洲的前任主席，著有《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赖》 （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 年）和 《意外冲突：美国、中国与虚假叙事的冲突》 （耶鲁大学出版社，2022 年）。他认为，习近平对特朗普就台湾问题发出的直白警告，显然是为了让这次最后通牒与他过去发出的许多其他警告形成更清楚的区别。但不可谈判的立场越多，有效外交的空间就越小，意外冲突的风险也会越高。

在北京近期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向特朗普发出明确信息，语气强硬。

习近平警告说，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两国将“发生碰撞，甚至冲突”，形成“极其危险的局面”。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

这是习近平近年越来越喜欢划出的清晰红线的典型例子。2022年，在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他曾警告美国总统拜登，中美关系中有四条红线：台湾、民主与人权、中国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的发展权。

因此，习近平不仅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张，还强调中国对新疆、香港和西藏的严格管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地位，同时拒绝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任何努力。

在中国的红线排序中，台湾始终排在第一位。北京峰会上对台湾问题的强调明显增加，显然是为了让这次警告与其他警告形成更清楚的区别。但红线排序带来的问题多于答案。

如果中国成功守住台湾这条红线，中国政府是否就能放松对其他红线的警惕？如果不能，那么区分这些红线的意义是什么？

为海外华人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分析。如果想看更多内容与即时更新，可以在 Bluesky、Telegram、X 搜索「causmoney」，深度分析和评论也可以直接搜索「caus.com」。

这不仅是信息传递问题，更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我称之为“红线膨胀”。诚然，划出红线可以成为胁迫外交的有效工具，但前提是满足四个标准。第一，越过红线的行为或行动必须界定清楚。第二，必须明确由谁或哪个机构判断红线是否被越过。第三，越过红线的后果必须严厉。最后，负责判断红线是否被越过的一方，必须拥有执行既定回应的政治权威。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有一个著名案例，展示红线会如何反噬。2012年8月，他明确警告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权，不得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一年后，证据证实大马士革附近发生沙林毒气袭击并造成大量死亡，奥巴马却犹豫不决，选择征询国会意见，而不是采取军事行动。

最终，美国同意由俄罗斯斡旋的协议，要求叙利亚销毁政权的化学武器库。奥巴马划出的红线没有成为强有力的威慑工具，反而变成美国信誉的一次失败考验。

尽管特朗普曾在“史诗怒火行动”中轰炸伊朗，但他的威胁也存在类似的信誉问题，尤其是考虑到他所谓的 TACO 倾向，也就是“总是临阵退缩”。美国的红线通常涉及防止外国主导能够增强军事能力的技术、应对核威胁、维护盟友安全，以及捍卫民主价值。

可是，与中国的红线不同，美国的红线定义更宽泛，往往更多表达美国的愿望，而不是已经实现的具体成果。

这可能引发伪善指控，因为美国要求中国尊重红线时，美国官员自己却曾绕开同类红线。例如，2021年初，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的高层对话中批评中国人权记录后，中国高级官员随即点名批评美国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之后暴露出来的人权问题。

为海外华人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分析。如果想看更多内容与即时更新，可以在 Bluesky、Telegram、X 搜索「causmoney」，深度分析和评论也可以直接搜索「caus.com」。

多条红线会传递混杂信号。划出红线的国家究竟是决心展现全球权力，还是陷入了国家层面的疑惧？

红线膨胀会让在一个问题上妥协、同时在其他问题上保持强硬看起来像投降。声称存在大量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仅可能削弱信誉，进而刺激对手试探这个国家是否只是在虚张声势，还可能提高意外冲突的风险。

随着不可谈判立场增加，多条红线会压缩有效外交的空间。没有有效外交，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几乎失去意义。中国的红线聚焦威胁，而不是解决冲突，往往涉及主权、领土完整、政权安全和民族复兴。相比之下，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的红线涉及规则、联盟信誉、威慑和反胁迫。

正如五年前安克雷奇对话时那样，这些不同视角常常导致双方各说各话，并可能把强硬措辞误读为更危险的信号。

任何限制红线膨胀的努力，都会因这个问题的不对称性而变得复杂。美国越来越强调先进技术带来的军事威胁，而习近平近期在北京发表的直白言论表明，中国现在已更进一步，明显把焦点集中在台湾问题上。

在没有对其他自认生死攸关的威胁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国面临的红线膨胀问题比美国更严重。

这种现象与习近平在北京峰会上强调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并不相符。如果不加以处理，红线膨胀可能会扼杀中国希望被视为全球事务负责任管理者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