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拉娜·福鲁哈尔是《金融时报》的全球商业专栏作家和副主编，常驻纽约。她同时也是CNN的全球经济分析师。

美国国会每五年都会通过一项新的农业法案。大部分争论都围绕熟悉的党派议题展开，食品券补助应该发多少（民主党希望更多，共和党通常希望更少），以及农民将获得什么样的补贴和农作物保险。

刚刚在众议院通过、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的新法案依然如此。这意味着再次忽视了房间里的“大象”，美国农业体系正在系统性失灵。

乍看之下，你可能不会这么认为。毕竟，美国是全球第三大农业生产国，也是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但美国的大部分农业生产集中在经济作物上，尤其是玉米和大豆。这些作物主要用于燃料、牛饲料，以及出口给其他国家作为饲料。

虽然美国国内粮食产量几十年来持续增长，但水果和蔬菜产量却在下降。美国人消费的新鲜水果中，59% 依赖进口；蔬菜则有 35% 依赖进口。

有人可能会说，这只是全球自由市场运作的结果。但事实上，这套已经不再以国家甚至国际需求为核心设计的体系，其“负外部性”——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已经高到无法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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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前高级农业顾问安迪·格林表示：“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出了问题。要建立更有韧性的体系，我们需要考虑的不只是短期产量。”

尽管美国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效——去年秋季收成创下纪录，但由于供应过剩和成本上升，利润却在急剧下降。

2024 年至 2025 年间，美国农场破产数量上升 46%，达到1980 年代农业危机时期时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去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宣布推出 120 亿美元的美国农民救助计划。此前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经发放过 300 亿美元补贴。

美国农民受到贸易战、气候灾害以及化肥和其他农业投入成本上涨的冲击。乌克兰战争后，这些成本已经大幅上升，而伊朗战争又进一步推高价格。

部分问题来自特朗普自己的政策。但即使白宫政策更好，这套体系几十年来也一直在朝危机方向发展。

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尼克松政府的农业部长厄尔·巴茨提出的“做大，否则退出”政策。他废除了许多“新政”时期政策。那些政策原本在出口、扶持小农场和作物多样化之间维持平衡。

他对美国农业部的改革，推动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体系：核心目标只是生产廉价热量，其余交给自由市场。

但正如人们如今已经意识到半导体和石油供应链瓶颈的风险——尤其在贸易武器化时代，美国农业体系只追求少数作物短期高产的真实代价，也越来越明显。

首先，当同一种作物年复一年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时，体系会对能源和化肥成本产生巨大依赖。这种高度工业化农业会不断榨干土壤养分，结果需要越来越多化学品才能维持同样产量。

人们对这种农业模式毒性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孟山都持续面临的法律诉讼就是例子。

这些年来，我采访过许多美国农民。他们其实很希望种植更多元化的作物。但农业保险补贴会随着投保土地面积增加而提高。政府救助也是按英亩发放。

再加上零售行业高度集中——大型连锁超市更愿意与大型加工商和大型种植户合作，这使得规模较小、更多元、更可持续的农业模式缺乏动力。

廉价经济作物出口同样带来经济风险。贸易战期间，中国大幅减少购买美国大豆，就是明显例子。

美国继续花费数十亿美元救助农民，同时又激励他们继续生产最大买家已经不再需要的作物，这完全没有道理。尤其是在中国正积极推动粮食自主的情况下。

当然，没有任何一项法案能解决系统性问题。但要建立真正合理的农业体系，恰恰需要系统性思维。

例如，目前联邦农业法案中的部分内容，试图削弱加州“第 12 号提案”对猪肉生产更高标准的要求。加州市场规模巨大。根据关注农业垄断问题的非营利组织 Farm Action Fund 数据，已经有 27% 的猪肉生产商，主要是较小型、独立生产商符合这些标准。

如果新法案禁止各州自行制定规则，那么受益最大的很可能是最大型生产商，例如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由中国拥有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2013 年被中国企业“双汇国际”收购，双汇后来改名为“万洲国际”，这笔交易当时价值约 71 亿美元，是中国企业当时最大规模的海外收购之一。）

理论上，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一个两党都支持减少在关键领域依赖中国的国家来说，这种做法显得非常奇怪。

正如美国食品体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这也是一种几乎说不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