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华盛顿邮报，作者是卡罗琳·Y·约翰逊，莉迪亚·西德霍姆和苏珊·斯弗鲁加。

47岁的凯瑟琳·伯恩斯在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管理一个实验室，专注研究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是一种带有污名、认知不足的妇科疾病。

作为学者，她对免疫系统与激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着迷——这些作用推动了这种疾病的发展，作为女性，她自己也是数百万患病的美国人之一，经历了多年的误诊、剧烈到几乎昏厥的疼痛以及不孕。

伯恩斯被一个可怕的前景困扰：自己的研究可能终结。

在过去一年里，特朗普政府通过对长期稳定的联邦资金流进行扰动和调整，冲击了美国科研体系。这一资金流一直支撑着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尽管法院和国会阻止了一些最严厉的资金削减措施，但推进中的项目明显减少。像伯恩斯领导的实验室，就只能勉强维持。

《华盛顿邮报》分析发现，截至3月31日，本财政年度过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授予的竞争性资助（指科研项目通过申请、评审和比较，从众多申请者中竞争获得的资金支持），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一半以上。

分析还发现，生物医学资金的分配方向也发生变化，美国在几乎所有主要疾病领域的研究布局都在收缩，包括女性健康、癌症和心理健康相关资助减少。

总体来看，2025财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支持的科研项目减少了2700多个，竞争性资助数量比上一财年减少约15%。在伯恩斯所在的女性健康领域，包含“女性”一词的项目数量在2025年下降了31%，此前多年这一类资助一直稳步增长。

伯恩斯说：“这非常可怕，也非常困难，对我来说情绪冲击很大，因为我为走到今天付出了巨大努力。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因为我患有这种疾病……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做出了很多牺牲才坚持到现在。”

与针对与政府优先事项相冲突的研究（例如多元化、公平与包容项目）而进行的资助终止不同，联邦资金的延迟和调整正在产生更大的影响。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安德鲁·尼克松在邮件中表示，去年年底“由民主党主导的政府停摆”导致了延误，目前国家卫生研究院正在赶进度。

《华盛顿邮报》的分析聚焦于竞争性资助，即争取新资金的科研项目，而这个机构公布的数据还包括延续往年资助的项目，这一部分进度滞后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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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还表示，资助预算方式的变化将有助于支持长期研究。

“在这种做法下，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研究人员——将获得更稳定的资金以及早期资金，用于建设必要的实验室或其他基础设施，”他说。

上个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贾伊·巴塔查里亚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这个机构将像去年一样用完全部预算。

“正在收听的科学家们，不要理会那些炒作，”他说，“我们正在筛选优秀项目，资助已经在发放。”

但研究型大学的管理者一直在焦虑地关注这些数据，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艰难作出招生和招聘决定。大量资助资金用于支持实验室中的受训人员，一旦资金枯竭，各类年轻科学家都会受到影响，包括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及助理教授。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负责基础研究、生物技术和研究生事务的高级副院长安琼·奥迪亚表示，他一直“非常、非常、非常密切”地关注联邦资金情况。

他说，学校正在为一些实验室提供过渡性资金以避免人员流失，但这种临时措施无法长期维持。

他说，这对最年轻的教师影响尤为显著。早期研究人员的资助成功率从2024财年的约26%下降到下一年的约19%，对年轻科学家来说是重大打击。

今年的延误也扰乱了机构和实验室几十年来依赖的体系，“当这种变化发生时，会带来很大的焦虑，因为它制造了不确定性，而过去我们拥有极高的确定性。”

收缩

美国科研规模的缩小并非一次性的发生。

许多实验室因为人员流失逐渐萎缩，学生或博士后离开后不再补充，技术熟练的技师被解雇，许多研究型大学减少博士招生，从源头上收紧新科学家的培养管道。

这些变化更缓慢，也更难追踪，更像一个逐渐泄气并干瘪的气球，而不是突然爆裂。

在凯斯西储大学，近年来大力推动科研能力扩张的迈克尔·奥克斯表示，他担心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会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奥克斯说：“我担心这里或其他地方的教师会感到沮丧。”

他是学校负责研究与经济发展的执行副校长。

伯恩斯一直在拼命申请资助，尽一切努力维持实验室运转，包括用自己的资金支持研究。

资助一直来之不易，她的实验室在一年半前就开始吃紧，但当时体系仍然可预测。被拒绝是过程的一部分，但她可以不断完善想法、改进后再申请。

伯恩斯说：“只有在过去一年里，情况才明显变得更严格、更糟糕。这变得更加令人畏惧，因为以前几乎是只要做到这些步骤，就有很大机会获得资助……规则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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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与不确定性

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从多个方向冲击科学家，使规划变得更加困难。

由于对一些大学在多元化政策或以色列与加沙战争抗议处理方式上的不满，政府通过扣留科研资金迫使这些机构作出改变。这一做法带来冲击，也显示出这一资金来源的脆弱性。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也在调整资助政策，其中许多调整本身有合理理由，但实施方式加剧了现有的不确定性和动荡。

其中之一是从去年开始的预算策略变化。过去，大多数资助按年度发放；如今，更多项目一次性获得多年预算，这在过渡期间大幅减少了资助项目总数。

尼克松指出，国家卫生研究院去年科研项目资助支出增加了3%。这个机构还取消了“资助线”，即过去科学家用来判断是否有较高概率获得资助的分数门槛。虽然这一标准并非保证，但为在激烈竞争中寻找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威斯康星大学卡博恩癌症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安·卡皮蒂尼表示，缺乏明确资助线以及项目官员更大的裁量权，“确实也带来了焦虑”。

过去，当资助线明确时，项目负责人可以在尚未真正拿到资金前就开始规划、招聘和采购。现在，人们更倾向于等待。

尼克松说：“在新体系下，国家卫生研究院将综合评估整个申请，而不是只看一个平均分，这个分数并不总能代表科学价值。这种模式更可能资助高风险高回报研究，并支持新的创新研究人员。”

但在短期内，这让争取资助的过程更加不确定，也更缺乏透明度。

东北大学研究行为和大脑功能性别差异的神经科学家丽贝卡·尚斯基，在2024年底提交了一项申请，评分在过去通常有较高概率获得资助，但并不确定。随后，原定作出资助决定的咨询委员会会议在特朗普上任后被取消并推迟。

许多科学家的申请陷入停滞。他们困惑地看着这个支持他们研究的机构遭遇人员削减和动荡。《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显示，科学机构的裁员幅度超过联邦政府整体平均水平。

尚斯基不得不解雇一名技术人员。一名学生毕业后，她没有补充岗位。到4月底，她还将失去另一名技术人员。

运营一个实验室就像经营一家小企业，她不得不四处筹措资金。为了保住一名博士后，她去年同意担任心理学系主任，以获得额外资金。

尚斯基说：“在这些延误和变化下，你可以继续尝试，但总有一个时点，你必须支付实验室人员的工资，还要购买设备。这太糟糕了。我培养的这些人，他们的职业发展我是负有责任的，这一切都在崩塌，令人心碎。”

她刚刚得知，另一项在过去很可能获得资助的申请今年不会推进。如果今年没有其他资助到位，自己会面临一个严峻现实。

尚斯基说：“我们可能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