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两百五十年前，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经济体——当然会受到天气影响，但并不存在真正的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出现。于是，现代时代的剧烈波动开始了，其中最严重的两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始于2008年的大衰退。

幸运的是，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告诉我们，我们不必承受这些资本主义的失灵。政府可以对此采取行动。

正如一句话所说，需求是发明之母。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已经在经济萧条中下沉了整整四年。罗斯福无法等待凯恩斯详细说明应该怎么做。他果断干预，可以说是凭直觉行事。

他议程中的一些内容至今仍有争议，尽管大萧条期间失业率一度接近25%，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仍然说：“交给市场吧，它最终会自我修复。”

但正如凯恩斯所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已经死了。

凯恩斯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构成了一场思想革命。他反对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如果放任市场不管，经济可能长期陷入严重失业。

即便存在让经济回归充分就业的“自我修复力量”，这些力量运作过于缓慢，无法避免严重的经济困境。他解释了为什么货币政策——在需要干预时受到许多保守派经济学家青睐，在严重衰退中会失效。

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解决方案：政府支出可以刺激需求，使经济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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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美国宪法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使这些新思想能够被实践并证明其价值，尽管开国元勋当年并未预见政府会扮演这一关键角色。当时政府规模要小得多。19世纪上半叶，联邦政府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且直到1913年才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

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工具来稳定本质上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体系。

凯恩斯并不是左翼激进分子；他并不过分关注不平等，他相信市场经济，也相信他提出的干预措施，不是革命，而是一种小幅“修补”，能够挽救局面。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对凯恩斯心存怀疑，因为他为扩大政府规模提供了理由。一些右翼意识形态者甚至宁愿国家继续陷入萧条，也不愿让政府出手救助。

在他们看来，如果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谁知道还会做什么？可能会保障每个人的最低养老金、医疗和教育。而这些都可能需要比当时美国人缴纳的微薄税款更高的税收。

这对当今亿万富翁寡头的前辈来说尤其危险，因为大约20年前，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允许征收累进所得税。

事后看来，罗斯福的务实态度和凯恩斯的思想，从资本家手中拯救了资本主义。如果当时的资本家得逞，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失败——一个被看似无休止的萧条所压制的经济，很可能无法承受民主压力而存续下去。

相反，在强有力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包括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罗伯特·索洛和保罗·萨缪尔森）的影响下，总统肯尼迪将凯恩斯主义政策作为其经济框架的核心。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当时与今天一样，主要由油价前所未有的上涨引发），右翼声称凯恩斯已经过时。凯恩斯强调政府在维持总需求、从而保持充分就业方面的作用，而里根则转而强调供给。

保守派认为，只要降低税收、放松监管，市场机制就会确保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他们甚至乐观地宣称，降低税率会带来足够的增长，从而增加税收收入。

当然，这并没有发生。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多次陷入经济衰退，其中一些相当严重，这有力地证明了放任市场并不擅长自我调节。特别是在大衰退和新冠疫情期间，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措施——政府支出，—被证明极为有效。

然而，尽管有如此多的证据，政治上的争论仍在继续。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试图通过一项平衡预算修正案，这一规定几乎会完全阻止有效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幸运的是，这一提案以微弱差距被否决。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供给侧政策”再次兴起，对企业和超级富豪进行了大幅减税。这些政策失败了，就像此前里根的政策一样：财政赤字扩大，对增长的推动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

如果宪法是在21世纪制定的，既然已经知道政府有能力确保经济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很可能会要求政府这样做。我们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一次是1946年的《就业法》，法案在白宫设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我曾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主席）。

法案表示，美国“应促进……为那些有能力、有意愿并寻求工作的人提供有用就业的条件”。尽管我们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但在太多时候，对太多人来说，我们依然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