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卡尔达斯是塔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在Project Syndicate上写道，从紧缩政策到税收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长期未能将自身研究成果纳入贷款项目。这一正在进行的十年一次的项目设计与附加条件评估，为改变这一现状提供了关键机会。

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这个机构的能力与政策正受到严格审视。

左翼批评者认为，IMF对借款国施加倒退性的紧缩措施，加剧贫困、抑制经济增长，并削弱实现债务可持续性的能力。右翼方面，特朗普政府则指责IMF“任务扩张”，称其偏离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核心职责。

尽管这些批评并非全部成立，但IMF自身也承认改革势在必行，他们的研究人员已提出关键调整方向，管理层也予以认可，但落实进展缓慢。

2016年关于紧缩政策的研究就是典型例子。

IMF经济学家早在十年前就发现，在危机期间削减公共支出会加剧不平等，损害增长水平及其可持续性。这与“财政乘数”有关，即政府支出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对贫困人群的现金援助等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巨大回报，每支出1美元可为当地经济增加2.5美元。低收入家庭会将获得的资金用于消费，从而带动企业扩张与就业增长，进而形成新的消费。但反过来，每削减1美元社会支出，也会使经济减少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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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紧缩政策仍是IMF项目的核心。这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低于预期，也就是说紧缩越严，实际结果与预测之间的差距越大。基于这些预测制定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往往失准，使遵守IMF要求的国家反而需要额外紧急融资。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税收政策上。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曾呼吁提高对富人的税收，指出累进税制是政府筹资和减少不平等而不损害增长的最有效工具。相比之下，增值税等倒退性税收会通过扩大不平等、削弱消费、抑制投资和就业而损害增长。但IMF在实际政策建议中，仍然大量推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采用这类税收。

原则与实践之间的脱节，还体现在IMF对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理解不足。

高达85%的项目负责人认为，政治因素是实施政策建议的主要障碍，但这个机构仍主要聘用经济学家。缺乏政治专业知识和国别经验并非疏忽，而是一种制度选择。

埃及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过去十年中，这个国家连续参与四个IMF项目，目前是IMF的第三大债务国，未偿还债务达94亿美元。作为交换，政府削减普遍性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社会支出，并提高增值税和关税等倒退性税收。

但埃及并未在初期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军方控制的大量企业，这些企业抑制私人投资并消耗公共资源。IMF对埃及政治经济结构了解不足，因此未在早期贷款项目中纳入这一问题。

直到2022年，在向埃及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六年后，IMF才开始对军方企业提出条件。

总体来看，IMF仍沿用传统模式，结果可预见：紧缩与税收措施加剧贫困，压制内需，在过去120个月中有106个月私营部门规模缩小。

埃及国内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3510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3490亿美元，而人口却增长了30%。与此同时，外债增加了三倍。去年，埃及成为前往欧洲的第二大无证移民来源国，反映出贫困加剧和就业机会不足。

宏观经济稳定依赖于债务可持续性，而后者需要强劲、包容且可持续的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IMF必须制定因国而异、考虑政治因素的项目，将自身关于增长动力与阻碍因素的研究成果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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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项目应减少紧缩政策，更多依靠社会保障和基础服务的公共投资，同时引入累进税制，并加强政府征税能力。

当前正在进行的项目设计与附加条件评估，为IMF摒弃过时且适得其反的政策提供了机会，使其真正依据自身研究成果制定政策。

在经济波动加剧的背景下，这一时机尤为关键，IMF及其成员国不应错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