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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多少可夸耀的地方。

他没有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承担了对中国产品征收紧急关税的大部分成本。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自力更生，迅速发展国内技术以取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

特朗普“急躁的单边主义和脱钩”是一种基本上失败的做法，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商业和经济领域的高级顾问和理事长斯科特·肯尼迪，在一篇题为《复杂的继承，向对华新方针过渡》的文章中指出。

肯尼迪对中国并不软弱。他说，特朗普前任所遵循的战略，他称之为“耐心的多边主义”，也不适用于习当下的中国，他说，现在中国政府的目标是“主导全球经济的制高点”。

肯尼迪写道，要做的事情比仅仅决定把两国经济重新挂钩或脱钩的规模定在何处要复杂得多。

他把这个问题分成四类。其中包括拜登可以也应该单方面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对美国有利，不会伤害任何人，比如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巴黎气候协议——所有这些拜登已经在做了。

他写道，“及早采取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澄清，世界上最严重的挑战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的盟友和他们帮助建立的国际机构。”

他说，美国应该撤销对从美国盟友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的232条款关税，同时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征收的关税，这两个国家被指控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钢铁。

另一个极端是美国对中国伤害非常大，但肯尼迪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应该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比如加强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将在美国经营的、不遵守美国财务报告要求的中国公司除名，以及保持对涉嫌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电信公司的禁令。

“更复杂的是，”肯尼迪写道，有些政策是美国不应该单方面去做的。特朗普的一些倡议，“损害了美国经济，侵蚀了美国的软实力，对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损害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没有让中国付出巨大代价。“

他说，这包括对中国商品征收301条款关税，关闭领事馆，以及以牙还牙地驱逐记者。肯尼迪说，美国不应简单地取消这些限制，而应“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让中国对引发限制的美国关切作出回应或予以解决。”

最后是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等公司的打击，这可能有助于保护国家安全，但要付出代价。

他写道，“特朗普政府极大地扩大了被列为目标的依据，从询问美国出口的产品如果落入不法之手是否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到询问这些公司是否不能被信任，因为它们是中国人，受北京的控制。”

他写道，将外国公司与国内公司区别对待——即所谓的治外法权——开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可以加以利用的先例。

肯尼迪说，美国应与盟国一道制定保护国家安全的标准，“如果被中国采用，至少在原则上不会引起反对。”

人们有理由不同意相当鹰派的肯尼迪在中美关系上的定位，但他提供了一个角度，将美中关系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别，每个类别都有各自的挑战。

正如他所写的，“为了成功地过渡到一个新的、更有效的中国战略，现有的各种措施不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