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2002 年，当乔治·布什正在考虑入侵伊拉克时，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作证说：“如果你们推翻萨达姆，推翻萨达姆政权，我保证，这将在整个地区产生巨大的积极连锁反应。”
后来这场战争从军事胜利演变为战略灾难。内塔尼亚胡当年支持推翻萨达姆的立场，首先在学术界、随后在美国政治中加深了一种怀疑：以色列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了不良影响。
不过，当时内塔尼亚胡并不在台上。他已经被本世纪唯一足够精明强硬，能够将他排挤出权力核心的以色列政治人物阿里埃勒·沙龙击败。
而作为总理，沙龙私下曾劝告布什不要入侵。时任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丹尼尔·库尔策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他曾给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发去一封电报，总结他从以色列高级官员和分析人士那里反复听到的看法：以色列对这个想法并不反对，但也没有积极推动；如果美国真的入侵，应该尽快撤出；也不要幻想能把伊拉克改造成民主国家。
回头看，这些建议相当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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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的战争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如今已成为以色列任期最长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一直反对与伊朗谈判，并推动采取军事行动。而在前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国领导人一方面努力争取其他盟友，另一方面刻意让以色列保持在战事之外，因为担心以色列参与会疏远阿拉伯世界。
这一次，两国军队却一起作战，而且几乎没有其他伙伴。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以色列实际上决定了最初打击的时间。特朗普则强烈反驳，说：“如果有什么的话，可能是我逼以色列出手。”
与伊拉克战争后几年不同，这一次“以色列把美国拖入战争”的怀疑，并不是缓慢渗入美国政治讨论，而是迅速填补了一个空白，这个空白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特朗普未能说服美国人相信这场战争符合任何核心国家利益。
这种以色列推动战争论的说法几乎立刻进入大众文化。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讽刺节目《周六夜现场》里的一个假新闻主播开玩笑说：“CNN 的批评者说特朗普没有获得发动战争的授权，但其实他有。内塔尼亚胡说可以。”
民主党参议员指责特朗普选择“跟随以色列”。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一些声音也这样说。右翼评论员塔克·卡尔森把这场战争称为“以色列的战争”。
卡尔森只说对了一半：这场战争不仅是以色列的战争，也是美国的战争。内塔尼亚胡也许再次给出了糟糕的建议，但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一样，完全可以拒绝。实际上，如果有人怀疑存在过度影响，真正的关键人物可能是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位鹰派人物曾指导内塔尼亚胡如何向总统施压。
特朗普已经证明，他也会对以色列施压，例如今年 6 月伊朗战争持续 12 天后，他命令以色列召回轰炸机结束行动。他也曾无视以色列利益，追求他认为符合美国利益的安排。例如今年 5 月，他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让他们停止袭击红海船只，却没有要求他们停止攻击以色列。
如果特朗普认为战争带来的经济后果损害了他的政治利益，而他把这种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他会结束战争，而不管内塔尼亚胡是否希望实现政权更替。
不过特朗普为什么选择加入这场战争仍然是个谜。随着时间推移，这对他的“美国优先”支持者来说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他曾对欧洲盟友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自己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俄罗斯拥有核武器，伊朗却没有。就在四个月前，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还把中东议程概括为“转移负担，建立和平”。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接受据称来自内塔尼亚胡的提议，由以色列单独打击伊朗的弹道导弹？那些导弹威胁的是以色列和地区国家，而不是美国。
库尔策怀疑，特朗普只是想复制今年 6 月参与打击伊朗核设施时获得的快速胜利。
“我认为他只是想加入胜利游行，”他说。
也许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明显有利于美国。以色列将证明自己作为盟友的价值，而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攻击，可能会让这些国家更接近这个犹太国家。
但如果这场冲突损害了美国利益，那么犯下最严重战略错误的人将是内塔尼亚胡，他选择与一位高度两极化的美国总统结盟，而这个总统冲动到可以在国内外缺乏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发动战争。
过去的以色列总理，把美国两党支持视为“以色列在世界上最具生存意义的问题，甚至超过伊朗核计划”，以色列知名记者纳达夫·埃亚尔说。
埃亚尔回忆说，当他还是年轻的外交记者时，2002 年沙龙从白宫会面回国的航班上把他叫进机舱，私下表示担心伊拉克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沙龙从未公开表达这种担忧。
相比之下，内塔尼亚胡在 2015 年游说美国国会反对奥巴马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时，开始把以色列变成美国党派政治的议题。
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中的强硬做法进一步疏远了民主党，同时也暴露了他押注“美国优先”共和党的风险。根据中东理解研究所去年 12 月的一项民调，在伊朗战争开始前，45 岁以下的共和党人中，大多数已经支持削减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支持者也许永远不会反对他。但这也意味着，如果这场战争走向失败，他们需要找到另一个人来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