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的分析认为， 随着人工智能威胁就业、通缩压力拖累经济增长，习近平可能最终被迫扩大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习近平一直拒绝接向中国家庭发送现金。当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新冠疫情期间争着推出刺激措施，帮助民众应对冲击时，北京却选择退缩。
原因不仅是中国仍背负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留下的债务——当时中国把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厂升级。更重要的是，这位中国领导人担心直接发放现金会开创先例，最终可能对共产党以及他本人产生反作用。
2021年12月，在与中国最高经济政策制定者讨论时，习近平批评一些国家“搞民粹主义，养懒人，让大量人不劳而获”。
他说：“超出国家能力的福利主义不可持续，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四年多之后，世界再次处在不安之中。中东战争震动全球，同时人工智能末日论也让人担心新的经济动荡。研究机构Citrini Research上个月发布一份带有推测性质的报告，引发全球投资者不安。
报告认为，人工智能进展可能引发大规模白领裁员、股价暴跌，并使美国失业率超过10%。
即使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这种悲观预测提出质疑，一个共识仍在形成：人工智能很可能迫使世界各国扩大社会安全网，甚至可能推出全民基本收入。
如果出现这种转变，将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特殊挑战。讽刺的是，在直接发钱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反而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政府之一。
疫情之后，中国的财政应对规模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8%，远低于美国的25.5%，在二十国集团中也属于较低水平。
从更大的范围看，中国社会服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只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虽然得到支持的人数规模庞大，但农村养老金每天只有一两美元。医疗保障也只覆盖最基本部分，迫使家庭为医疗紧急情况储蓄。直接现金救助通常只提供给最贫困人群。
去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2022年只有4000万人获得这种援助，大约占中国人口的3%。
不愿扩大福利支出的根源，在于共产党对控制力的执着，同时也受到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模式压力的影响。尽管习近平以强硬手段管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迅速消除潜在政治对手，但要让14亿人保持满意也暴露了他权力的边界。
习近平对任何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政策都十分谨慎，比如提高税收或作出无法兑现的长期福利保证。
过去五年，房地产市场下滑，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增加，多次无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营部门经济学家提出的刺激消费建议。
习近平把重点放在出口导向制造业和技术自立上，并优先参与与美国的人工智能竞争。
这种模式加剧了通缩压力，同时房地产崩盘也在拖累国家财政，迫使习近平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但他几乎没有明显选择，而且任何选择都会带来政治成本。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更倾向采取渐进方式管理经济，以维持稳定，避免大规模财政刺激和福利保证。然而，如果人工智能转型加速并引发大规模裁员，他可能不得不更快行动，以防止社会不满升级。
在许多方面，中国其实很适合从人工智能发展中获益，尽管在先进芯片方面仍落后于美国。
中国总理李强周四在年度预算报告中说，政府将推进“人工智能+行动”，鼓励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包括加快新一代智能终端和人工智能代理的应用。
中国目前发电量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为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数据中心提供能源。中国民营企业在把这项技术投入实际应用方面也处在世界前列。
中国制造业在开发人工智能辅助的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和人形机器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可以缓解中国劳动力减少带来的问题。除了在工厂生产廉价商品，人形机器人还可以照顾老人、送餐和清理垃圾。
但即使机器人帮助维持生产率，但它们不会纳税，也不会买房、度假或到餐馆消费。因此无法帮助中国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也无法缓解正在引发全球焦虑的供需失衡。
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最大，大约生产全球三分之一的商品，比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加起来还多。但去年这一行业利润率只有约4.5%，不到美国水平的一半。
大量商品正在压低价格和工资，加剧通缩，并开始冲击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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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名义增长，而名义增长对税收收入至关重要。李强把财政赤字维持在大约4%，与去年相同，而去年这一水平已经创下三十年来最高。
为了改变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敦促中国增加医疗和教育支出，减少工业补贴，扩大农民工福利，允许更多企业破产，并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包括直接现金转移。
中国已经开始部分行动。去年社会支出增长速度接近十年来最快。但整体来看，这些措施零散，几乎没有改变总体局面。
一名分析人士把李强周四的讲话称为，“对投资者来说没有意义”。
北京官员知道需要转向消费，但也指出政治和现实障碍。
例如，如果迅速放宽对外资企业和中国大型民营医疗企业的限制，可能引发不满，因为富人将能购买更好的医疗服务。允许大量企业破产可能引发大规模裁员。
如果给大城市农民工提供更多福利，也会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政府更愿意补贴电视机和洗衣机等商品，而不是直接发放现金。官方解释是老年人会把钱存起来，但一名中国经济学家表示，共产党其实不愿意让个人自主决定如何花钱。
两种解释可能都有道理。
这种态度有历史根源。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一个挑战：迅速把一个农业社会变成工业强国。
他的早期措施之一是要求企业提供社会保险。这种制度被称为“铁饭碗”，员工从出生到死亡都能获得福利，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金。同时也几乎不可能解雇员工，随着时间推移，大量员工因此缺乏工作动力。
但有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政府没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这种福利。
因此这些待遇主要提供给城市工人，大约80%人口被留在农村公社自谋生计。为了防止大量人口迁入城市，政府还加强了户口制度，把福利与居住地绑定，从而控制人口流动。
这一政策导致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因为农村居民无法前往粮食更充足的地区。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铁饭碗”也开始拖累中国经济。企业赚到的钱大部分都用于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福利。
当邓小平成为领导人后，他开始拆除这一制度，并启动市场化改革，引发中国经济奇迹。但在几十年停滞之后，市场力量复苏的初期并不顺利。
1988年和1989年物价上涨接近20%，许多领取固定工资的城市工人突然买不起生活必需品。担心失去优厚福利和工作岗位，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加入学生行列，参加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最终邓小平命令军队清场，造成数百甚至数千人死亡。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解雇了数千万国有企业员工，给社会造成一次至今未完全愈合的心理冲击：城市居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依赖国家提供福利。储蓄率迅速上升，人们也产生强烈失落感，因为他们必须用更多自己的钱支付医疗和教育等费用。
一名48岁的电工在接受研究人员调查时说：“毛泽东时代我们很穷，但不用担心任何事情。现在世界完全不同了，就算你死了也没人关心。”
这种失落感如今在新一代人身上再次出现，这一次是因为房地产崩盘。
由于缺乏足够政府支持，中国家庭在2000年代初把房地产当作保障未来的方式。中国家庭财富大约70%与住房相关，是美国的两倍多。
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一项成功投资。随着中国高速增长，房价持续上涨。但疫情以来房地产价格下跌超过20%。这让大多数人感觉更贫穷，消费减少，储蓄增加。
房地产下滑也打击中国财政。负责承担大部分社会服务支出的地方政府，多年来依赖向开发商出售土地使用权获得收入，大约占总收入40%。
这一比例自2021年以来已经减少一半，迫使地方政府削减公务员工资和其他福利。
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并不容易。现在征收房地产税不可行，因为会打击中产阶层。在人们已经减少消费时提高消费税也很危险。即使看起来比较容易的一种选择也可能产生反作用——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拿走更多资金，而其中许多企业已经上市。
这样不仅会减少投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资金，还可能打击股价，而习近平正希望把股市变成中国家庭稳定收益来源，类似美国。
经济焦虑正在带来更多社会不满。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发布的“中国异议监测”报告显示，2025年记录到的抗议活动比前一年增加44%，其中第四季度超过一半由工人发起。关于拖欠工资的示威达到新高。
习近平仍然控制着局势。中国依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内安全，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支出几乎与军费相当。只有在2022年末出现短暂动摇，当时多个城市爆发反对疫情封控的自发抗议，迫使习近平放弃“清零政策”。
如今经济压力分散在不同地区，使政府可以在局势升级前迅速压制局部抗议。但如果人工智能引发大规模失业，这种脆弱的平衡可能被打破，也会进一步暴露中国经济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政府今年1月宣布正在制定政策指南，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一名官员表示就业压力“不可避免”。
周四李强说，政府“将采取更有效措施，通过更好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来促进就业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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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渴望一种现代版“铁饭碗”。对激烈竞争的失望催生“躺平”这个词，指追求需求简单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一个说法：“宇宙尽头是公务员”，意思是稳定无聊的政府工作比紧张且充满风险的私营部门工作更安全。去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是十年前的两倍。
正如习近平在疫情期间坚持严格封控直到公众愤怒爆发一样，现在他也面临风险：如果等到经济不满演变为大规模动荡才采取更大胆行动，可能已经太晚。
如果人工智能加速这一过程，他可能很快发现，一个更慷慨的福利体系其实只是一个不算太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