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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权力的象征遍布中国。最新的例证出现在1月17日，中共反腐机构宣布，去年共惩处了98.3万人，创下年度纪录。

但除了铁腕手段，还有他领导力的强大影响力。“习近平思想”已被写入宪法。各级官员纷纷宣誓效忠，称之为党的“核心”。学生们背诵他的大量金句，第五卷治国理政文集已于去年出版。

这些现如今早已不再令人意外。但最初出现时，却令中国问题观察者震惊。因为这标志着中国从后毛时代的集体领导，转向更接近个人强人统治的体制。

在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时，习近平无疑成为一个分水岭。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而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国家轨迹出现了转变。官方称其执政时期为“新时代”，而一些西方学者则将其称为中国的“反改革时代”，认为习近平让意识形态和高压控制回到了各个领域。

不管用哪个词来形容，习近平之前的中国和之后的中国，已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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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在其新书《破碎的中国梦》中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强调断裂不同，裴敏欣强调的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之间的延续性。邓小平是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直到1989年，他作出的一系列关键决定，为习近平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裴敏欣指出，两人之间存在一个核心的一致之处：无论处于什么时代背景，都致力于强化中共对国家的掌控。

习近平与前任最明显的分歧，在于他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项改革于2018年初推出，使习近平得以继续执政至今——他目前处于第三个五年任期中段，而此前国家主席一般只做两届。他极可能希望终身执政，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邓小平的安排。

上世纪80年代，邓明确拒绝在党内高层设立清晰或可执行的年龄与任期限制，因为这会削弱他本人权力。

习近平拥有三个正式身份：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与国家主席。其中，只有国家主席这一职务存在任期限制，但这三职中国家主席长期被视为最不重要的。而在2000年代初，江泽民就曾在卸任总书记与国家主席后继续掌握军权。

因此，习近平所继承的并非严格的制度，而是薄弱的惯例。裴敏欣指出，这种惯例被打破只是“迟早的事”。

在政策内核上，习近平的统治也带有邓小平路线的影子。关于邓的简化印象是：政治保守、经济开放，愿意引入市场力量。但实际上，邓更偏向政治保守。他曾因胡耀邦与赵紫阳在意识形态上“松懈”而将二人罢黜，并最臭名昭著地在1989年下令军队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

在经济政策方面，邓的目标并非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而是通过贸易和投资强化中国国力。市场是邓的工具，而非终点。因此即便中国财富倍增，经济改革仍未完成。

至今，中国的法治与资本市场仍受制于党的控制。中国私营企业的成功反而造成一种悖论：越繁荣，邓及其继任者就越缺乏动力去改变国家主导的经济结构。

邓确保党牢牢掌控所谓“制高点”，即金融、能源、电信与交通等关键领域。习近平则充分运用这些制高点——例如切断对大型房企的信贷支持、大力投资半导体。他已经明确，无论私营部门多么成功，都必须服从他对未来的设想。

在这种解读下，邓与习近平最大的不同在于时代背景。邓小平试图在毛泽东混乱专断的统治后重建党和国家，但他受限于当时仍在台上的其他开国元勋，不能一意孤行。而习近平则认为，在经济成功之后，党和国家变得软弱无纪，因此需要重建。

他所面对的权力制约远少于邓。在习近平崛起之前，党内派系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一度带来了稳定甚至停滞。而习近平证明，一个强势而冷酷的领导人可以打破这一平衡。

在裴敏欣看来，邓小平若看到当下中国，恐怕会心生羡慕：“他会渴望像习近平那样执政。”

批评者认为，习近平让中国倒退。但问题可能并非习近平带中国回头，而是邓及其继任者从未真正把中国带到一些人曾希望的“更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