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专门研究国际局势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发布了关于2026年全球“十大风险”的报告。 “美国的政治革命”被排在首位，警告特朗普对美国体制的破坏程度，可能现在还无法想像。
国际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领导的这家公司，在每年年初预测可能对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在2025年的十大风险中，也警告特朗普恣意运用行政权力并缺乏监督的危机。
以下是十大风险的简述。
风险一：美国的政治革命，特朗普正试图拆除对他权力的制衡，掌控政府机器，并将其武器化来打击敌人，使美国成为2026年全球风险的主要源头。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政治革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系统性地拆除对他权力的制衡，掌控政府机器，并将其武器化，用来对付敌人。
去年，我们曾警告过“特朗普法则”的出现；当初只是策略性的打破规范，如今已演变为超越党派博弈或行政权滥用的体制级转变，这与历史上最有野心的美国总统所做的尝试都存在本质区别。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维系局面的多道防线，如今正在松动，我们已无法有把握地断言，这场革命结束时，美国会变成怎样的政治体系。
但在特朗普眼中，他克服了一场被操纵的选举、两次党派驱动的弹劾、数十项不公正的重罪定罪，以及两次刺杀企图——其中一次险些致命，从而上演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复出。
特朗普认为，对他和盟友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而非外部，他相信自己拥有进行清算的授权。在政府看来，这个政治工程不是对民主的攻击，而是对民主的恢复，是对一个早已被严重腐败建制派操控并将政府武器化的政治体系进行必要清洗。
2024年，有超过7700万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其中很多人认同这样的判断：在2024年选举中，那些表示“民主对他们的选择具有决定意义”的选民中，大多数投给了特朗普——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代表民主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现行体制已经破败，需要一个能彻底打破它的人。
“特朗普主义”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在这个最根本层面上，特朗普的支持者正如他们所愿，得到了他们所期待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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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二：超强对手，中国押注电子，美国押注分子（泛指美国偏重的传统能源结构）。今年，我们将开始看到谁押对了。
21世纪经济的核心技术都依赖电能运行：电动车、无人机、机器人、先进制造、智能电网、电池储能——当然还有人工智能。这些系统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所谓的“电力技术栈”（包括电池、电机、电力电子、嵌入式计算）。
掌握了这个技术栈，就能制造出现代经济所需的几乎任何东西；失去了，未来就只能向别人购买。
中国已经掌握了，美国正在将拱手让出。到了2026年，这种分化将变得无可忽视。
风险三：“唐罗主义”，特朗普政府不想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但打算对美国的“后院”实行直接控制。
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在西半球重新确立美国的主导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复兴并重新诠释门罗主义的逻辑。
19世纪的门罗主义警告外部势力不得干涉美洲事务，而特朗普版则扩大了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不仅意在遏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西半球的活动，还通过军事施压、经济胁迫、有选择地建立联盟，以及特朗普的个人清算行动，积极主张美国的主导地位。
到2026年，这一姿态将加剧政策过度和意外后果的风险。
这种模式在2025年已趋于明朗：对所谓毒品运输船发动打击，威胁对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采取军事行动，制裁哥伦比亚总统和一名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就运河管理问题向巴拿马施压，收紧对古巴的限制，与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升级双边关系，以换取遣返合作；向阿根廷提供200亿美元纾困资金，时机正好有利于总统哈维尔·米莱的政治前景；并为一位曾被美国法院判定贩毒的前洪都拉斯总统发布赦免令。
而核心则是委内瑞拉，这场高风险赌博已为特朗普带来了他最引人注目的胜利。
风险四：欧洲四面楚歌，欧洲三大主要强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崩溃，使整个大陆无法填补因美国撤退而出现的安全真空。
欧洲政治中心的空心化已经酝酿了十年。法国、德国和英国今年都将面临政府薄弱、民意支持率低的问题，受到右翼民粹派、左翼民粹派，以及公开支持他们垮台的美国政府和受国家支持的社交媒体的夹击。这三国都没有安排全国大选，但三者都存在陷入瘫痪、甚至局势失控的风险——至少一位领导人可能下台。
这种后果不会局限在国内：欧洲将更难应对经济困境、填补美国撤退后留下的安全真空，并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
风险五：俄罗斯的第二战线，欧洲最危险的战线将从顿涅茨克的战壕转向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混合战争。
今年，欧洲最危险的战线将从顿涅茨克的战壕转向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混合战争。
乌克兰战事很可能在2026年持续僵持，期间可能出现由特朗普牵线的间歇性外交努力，但双方都难以取得突破。俄罗斯将继续发动进攻，扩大在乌克兰境内的控制，并对民用目标持续打击；乌克兰也将加大力度，深入打击俄罗斯本土。
但与2025年相比，战局的基本面更加不稳定。战争进入第四年，乌克兰的处境不断恶化，美国方面的施压也在加剧。局势两端的极端风险正在上升：一方面是乌克兰战力削弱被迫投降，另一方面是乌克兰孤注一掷，导致俄罗斯进一步升级，对基辅及支持者展开更猛烈打击。
但无论战场如何演变，今年最大的危险不在乌克兰本身。俄罗斯将升级对北约的“灰色地带”行动，从基础设施破坏、侵犯领空到干预选举。而北约在多年忍耐后，将首次作出反击。
这种态势叠加，将显著增加欧洲核心地区发生更频繁、更危险对抗的可能性。
风险六：具有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自新政以来最具干预色彩的美国政府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我们在2025年曾警告，特朗普将加剧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中的裙带资本主义。如今浮现的，是自“新政”以来最具经济干预色彩的政府。到了2026年，这一趋势将进一步扩大并根深蒂固，重塑美国公私部门之间的关系。
正如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持有一些公司的股份。有人会说这听起来不太像美国，但我认为这恰恰非常美国。”
拥抱产业政策的并非只有特朗普。拜登政府通过《降低通胀法案》和《芯片法案》也采取了类似策略，但前提是有所节制：只扶持战略性行业，非战略性领域则交由市场决定，即“院子小，篱笆高”。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有其合理性。
但特朗普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克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是高度个人化且交易导向的。那些与特朗普议程保持一致的企业，会在联邦政府那里获得更优待遇。尽管大多数美国公司仍在按常规运营，但越来越多不与政府立场一致的企业，正面临落于下风的风险。
企业在并购投标、监管审批、关税豁免或争取合作机会时，越来越需要的不仅是政策上的一致性，更是与总统核心圈层的关系亲密度。一部分美国企业已迅速适应了这套新规则。
“先打碎再修复”的关税策略——先吊胃口，再豁免或取消，将各类企业卷入游说游戏。配合是一种经济上的理性选择，抵抗则代价高昂。这正是这个体系自我强化的关键所在。
风险七：中国的通缩陷阱，北京今年仍将困于通缩，继续试图通过出口摆脱困境，把廉价商品倾销到全球市场，牺牲他国利益。
2026年，中国的通缩螺旋将进一步加深，而北京不会采取措施来阻止这一趋势。随着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临近，习近平将把政治控制和技术主导置于刺激消费和推进结构性改革之上，而后者本可打破当前的循环。
北京具备防止危机爆发的能力，但民众生活水平将持续下滑，负面影响将波及海外，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将陷入自己造成的困境中。
中国房价已连续下跌四年半，居民财富的缩水堪比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且跌势仍在加速。消费者信心、投资和国内需求也随之崩塌。北京原本认为高科技制造业能填补房地产留下的空缺，结果国家主导的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而疲弱的内需又意味着没有足够买家消化这些产品。
最终造成了所谓的“内卷”：太多中国企业在争抢有限的需求，为求生存不断压低价格。利润空间迅速萎缩，即便是经营良好的企业也不得不降薪裁员以维持运营。工人收入减少，消费进一步疲软，企业于是再次降价。与
此同时，每轮循环都使偿债变得更加困难。银行和地方政府不断为“僵尸企业”续贷、保护地方龙头企业，使得产能过剩长期存在。债务-通缩螺旋开始自我强化。
特朗普去年加征的关税使局势更加严峻，切断了一个关键出口市场，迫使中国企业在两个困境中选择：要么进一步降价以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要么通过第三国转口将商品输往美国。无论哪种方式，利润空间都将遭到进一步挤压。目前，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上市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创下25年来最高比例。
风险八：AI吞噬用户，在盈利压力和高估值压力下，一些AI公司将采取掠夺性商业模式，威胁社会和政治稳定。
在营收压力驱使和缺乏监管约束的情况下，多家领先AI公司将在2026年采取可能威胁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商业模式——照搬社交媒体的破坏性路径，只不过速度更快、规模更大。
我们依然看好AI的革命性潜力。当前的前沿模型能够推理复杂问题、展示推理过程，并已嵌入编程、科研和知识工作流程中。超大规模企业正将大量软件开发任务交由AI完成，从而加快自身研发周期。在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领域，AI正在打开新的研究方向——尽管商业上的突破大多尚未到来。
如今，数亿人每天使用聊天机器人处理从撰写邮件到调试代码、学习新技能等各种任务。这一切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才刚刚开始。
但AI在短期内难以满足投资者的预期。即便投入了数千亿美元，最先进的模型仍会“幻觉”，能力参差不齐：在某些任务上表现惊艳，在其他任务上却不可靠，且这种不稳定性常常难以预测。这种不一致使其难以应用于高风险、容错率极低的场景。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目前仅约10%的美国企业在用AI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商业采纳率仍不均衡。许多公司报告称生产效率有所提升，但多数调查显示，AI尚未对盈利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真正的生产力提升要依靠这项技术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广泛扩散，而这需要时间。但市场的定价却押注在革命性变革上，而不是渐进式演变。
风险九：“僵尸”美墨加协议，北美贸易将陷入停滞状态，美墨加协议举步维艰，既未死亡，也未存活。
2026年，北美贸易将陷入停滞状态。《美墨加协议》（USMCA）既不会被延长、更新，也不会被废除，而是以“僵尸协议”的形式勉强维持，使企业和政府陷入不确定之中，同时特朗普继续与美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进行谈判。
根据协议安排，今年是协议的强制性审查期，三方可选择延长16年。但特朗普不愿受制于新的三边协议，希望保留双边谈判的空间，以便继续向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换取经济和政治让步。
加拿大已经取消了数字服务税，墨西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两国都在打击芬太尼流入，而华盛顿并未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既然这种策略对美国总统持续有效，何必要被新协议锁定？
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无法主动退出。美国是加拿大出口的目的地约占75%，墨西哥则高达80%。特朗普手中掌握着大部分筹码，而且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结果将是一个“僵尸美墨加协议”：既未死亡，也未真正存活，整个北美贸易区将长期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
风险十：水成为武器，在多个全球最危险的地缘对抗中，水资源正成为一项致命武器。
水正迅速成为全球争夺最激烈的共享资源。到2026年，用水压力将加剧，治理空白将进一步扩大，水资源将在多个世界最危险的地缘对抗中变成一项被武器化的手段——也成为非国家行为体利用国家弱点施加影响的工具。
原本是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正在演变为国家安全威胁。
这种局势多年来已在累积：全球约一半人口每年至少有一个月处于缺水状态，18亿人面临绝对性水资源短缺。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迅猛发展，正在加剧本就透支的流域负担——从金奈到墨西哥城、再到德黑兰，这些特大城市已面临过“零日危机”或差点断水。
水资源驱动的人口迁移正加速发生。能源需求激增，促使各国建设水电大坝，尽管所依赖的水源正变得越来越稀缺。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一局面：喜马拉雅冰川加速融化，季风变得不稳定，干旱在南亚和萨赫勒地区持续加深。
而各国之间对剩余水资源如何共享，至今缺乏任何有效的治理框架。
误判风险，“关税人”仍在出没、去全球化、势力范围、“出售美国”。欧亚集团列出的2026年误判风险。
人们普遍担心，特朗普的贸易战将在2026年进一步升级，引发更多经济混乱。我们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本能依然如故。在安全领域，美国相较其他国家拥有更不对称的力量优势，今年特朗普在这方面会更加毫无顾忌。在国内政治上，即使面临反对，他也不太可能收敛（。但在全球经济方面，特朗普所能运用的筹码将更加有限，而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全球贸易在GDP中的占比多年来一直停滞。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努力适应变化。这是“G零”世界的经济体现：美国不再愿意主导一个多边、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秩序，也不再担任全球化的主要引擎。
但这并不意味着2026年将成为“去全球化”的一年。
西半球已被提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区域。欧洲盟友被排除在特朗普与普京谈判之外，乌克兰领土在谈判开始前就已被让渡。遏制中国的政策也被放弃，转而与习近平做交易。
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不难理解为何有人认为我们正在回到一个“列强各管后院、互不干涉”的世界——某种21世纪版的19世纪大国分割体系。
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确实，地缘政治正变得更无序、更具竞争性——这正是我们十多年来反复警告的“G零”世界。但所谓“势力范围”？现实远比这混乱，也远比这难以分割。
“解放日”后，市场陷入恐慌。美元走软、波动飙升——与其通常作为避险资产的表现正好相反。各国储备管理者大幅减少美元资产配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降至20年来最低。评论人士争相宣告“美国例外论”已死：美国正走向“无法投资”，不再是“最不差的那个”。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确实削弱了美国信誉的根基，无论是从绝对层面，还是相对其他国家来看。高关税的混乱推出、财政支出无度、国家干预增加、威胁美联储独立性及其对稳定物价的承诺、法治削弱——这些问题层出不穷。对高技能移民的限制以及科研资金的削减，也威胁着长期支撑美国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但到了年中，美元的避险属性已在很大程度上恢复；截至2025年底，外国投资者购买的美国资产比前一年还多。尽管优势在缩小，美国仍是全球最具投资吸引力的主要经济体。
对巴西的影响
欧亚集团的2026年十大风险对巴西的直接影响整体较为温和，部分风险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带来利好。然而，巴西2026年将迎来竞争激烈、具有决定性的选举，全球风险可能在无形中倾斜政治天平。其中四大风险将对巴西产生更为突出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通缩螺旋在短期内将有利于抑制通胀，但中期来看则削弱了依赖商品出口的经济结构，带来脆弱性。
第二，巴西的2026年选举周期将成为AI驱动的虚假信息传播在高度两极化、监管机制尚未成熟的民主体系中接受检验的关键节点。
第三，巴西的战略定位——既出口化石燃料，又扩张可再生能源产能，并拥有关键矿产——赋予其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的独特筹码。
第四，尽管巴西相对上较少受“唐罗主义”（风险三）的直接影响，但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可能会推迟与巴西达成的双边协议。
其他重要风险
风险二：超强对手
中国主导21世纪能源技术的背景下，巴西的定位极具特殊性：在继续扩张石油出口的同时，保持高度可再生的电力结构，并开发先进生物燃料、电池等低碳技术。中国约70%的对巴投资集中在可持续与绿色能源领域，推动了巴西的能源转型。
巴西对中国产可再生技术的获取有利于其加快低碳转型，同时不放弃石油经济价值。近期出台的电池政策也有助于提升储能产能，依托中国技术和资本服务拉美市场。
但美国对国际航空和海运规则的挑战为巴西的可持续航空燃料（SAF）和绿色航运燃料带来不确定性。《降低通胀法案》的部分撤回削弱了对这些新兴技术的投资激励，尽管巴西可能成为受美国市场限制影响的低碳技术产业避风港，但进入美国市场的受限也制约了其发展空间。整体而言，巴西受益于技术与投资接触，但未形成“变革性机遇”。
风险一：美国的政治革命
特朗普系统性削弱对行政权的制衡，将带来经济与政治尾部风险。到2025年，“特朗普2.0效应”对巴西经济影响尚属温和：美国经济保持韧性、美元走弱，有助于缓解巴西通胀。2026年的关键在于这种局面能否持续，或是否因美国财政可持续性遭质疑而引发避险情绪。
若巴西缺乏国内财政整顿，对外部冲击仍结构性脆弱。目前财政路径尚不足以抵御全球风险偏好突然转变。美方的政策组合——扩张性财政、贸易壁垒、美联储面临政治压力——使新兴市场的有利环境难以延续。
风险三：“唐罗主义”
尽管该风险将在拉美产生广泛影响，但巴西因其战略地位而具有一定缓冲。美国在委内瑞拉采取军事手段，重申了对西半球主导地位的追求。但巴西拥有关键矿产、经济规模和地区影响力，使其不易受到与中小国家相同程度的压力。
2025年，美国对巴西商品加征40%惩罚性关税，反而提升了卢拉的国内支持率，此结果被特朗普政府记在心中，并促使其部分撤回关税。美国也意识到，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依赖必须与巴西建立正常关系。
但美国对拉美右翼胜选的偏好使巴西2026年大选格外敏感。若最高选举法院被视为偏向左派，特别是在打击右翼候选人AI使用或质疑法院合法性方面过于积极，可能引发美方支持反对派的举动。但任何过度、明显的外部干预也可能反向激励卢拉阵营的选民。
风险四：欧洲四面楚歌
对巴西的直接影响有限，前提是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议能在欧洲政治危机恶化前完成签署。但欧洲局势动荡将影响巴西在气候、贸易、人权等多边议题上的参与空间。欧洲保护主义若上升，即使协议已签，也可能妨碍执行。
风险五：俄罗斯的第二战线
俄北约混合冲突风险升级，可能影响全球大宗商品流动。巴西在农业上严重依赖俄罗斯化肥，能源市场中若俄供中断，将推高全球价格并加剧输入型通胀。
风险十：水资源被武器化
属于长期趋势，2026年对巴西的直接影响有限。主要风险集中在圣保罗州的水资源压力，若因降雨不足导致限水，可能在选举周期内引发经济与政治后果，冲击州长塔尔西西奥·德弗雷塔斯的中右翼联盟。
风险九：“僵尸美墨加协议”
对巴西可能带来温和利好。随着墨西哥和加拿大寻找替代合作关系，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谈判反映出这种趋势，巴西或将因此扩大市场准入。
风险六：美国式国家资本主义
可能对在美运营的巴西企业产生间接影响，因其在美市场上将面临不均衡的竞争环境。
对加拿大的影响
加拿大在2026年进入了总理马克·卡尼所称的“历史转折点”。南部邻国正经历一场政治革命，特朗普正在迅速解构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在美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加拿大一样深受“风险一：美国的政治革命”影响。加拿大与美国长期建立在日益紧密的经济整合和稳固安全伙伴关系上的关系，如今已成为历史。持续的贸易不确定性将拖累加拿大经济，而特朗普政府则在西半球运用单边主义力量。
加拿大谋求贸易与战略关系多元化的努力将遭遇重大阻力，这些阻力在今年的十大风险中已有体现。对渥太华以及整个加拿大企业界而言，关键在于如何攻守兼备：一方面应对一个不可预测、难以信赖的美国，另一方面在日益动荡的“G零”世界中争取新定位。
对加拿大影响最显著的风险
风险一：美国的政治革命
是2026年对加拿大政治与经济构成风险的核心因素。特朗普系统性地削弱对其权力的制衡，并将政府机器武器化对付政敌，这不仅将重塑美加关系，也将影响加拿大经济与其对外参与方式。
几十年来，加拿大的外交、贸易和防务政策是以对美日益整合为基础的。渥太华曾习惯性地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游刃有余，从白宫到国会再到各州州长府建立联系。依赖世界最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民主领导者，曾是一个可靠的战略选择。而这一切如今都不再成立。
美加关系将变得高度个性化、充满变数，加拿大企业将面临可能的报复风险。华盛顿的政策如今取决于一位反复无常的领导人和一个致力于推行激进治理愿景的政府。这将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外溢；渥太华若被视为轻慢或冒犯，可能立即招致惩罚。加拿大公司和投资者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动荡中的“附带损害”。
风险九：僵尸美墨加协议
加拿大官员与企业若想维持对美市场的准入，必须应对该协议下的风险。《美墨加协议》（USMCA，加拿大称为CUSMA）在2026年不会被重新谈判、延长或终止，而是以“僵尸协议”的形式苟延残喘，既未死亡，也未存活。好消息是，只要遵守协议，关税豁免仍可维持最低限度的自由贸易，加拿大（与墨西哥）面临的有效平均关税仍低于其他国家。
坏消息是，特朗普将利用对汽车、钢铁、铝等重点产业征收关税作为谈判筹码，不断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渥太华和墨西哥城之间制造分裂。更糟的是，特朗普厌恶加拿大在贸易谈判中一贯严谨、注重细节的风格。卡尼很难拿出令特朗普能宣称胜利的市场准入或国防采购让步。
尽管卡尼提出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和“加拿大优先”采购政策增强经济韧性，这些计划在长期内或有助益，但对安大略省汽车制造商、魁北克铝业和不列颠哥伦比亚林产品行业的短期关税冲击无济于事。依赖北美一体化生产与出口体系的企业将再次陷入不确定性，加拿大整体经济也将受到影响。
风险六：具有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将进一步加剧对加拿大的不利影响。特朗普正在推动一套新体系，从各国政府和企业中索取付款、股份或投资换取关税豁免。这将破坏美国的营商环境，并迫使加拿大企业卷入这种“付费才能参与”的模式。
在这种制度下，遵守规则、合法经营的企业反而可能落于下风。尽管美国仍是全球最大、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与消费市场，但这一激励机制将扭曲竞争环境。
风险三：“唐罗主义”
意味着加拿大地缘战略环境的根本转变。特朗普重申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加拿大将被迫加强防守。卡尼将不得不在捍卫国家主权与对美战略依赖现实之间寻求平衡。
在这一背景下，加拿大武装部队的重建，尤其是在北极地区的能力与基础设施，将成为紧迫任务。渥太华必须增强本土防卫能力、加强与欧洲北约盟友的合作，并向美方展示其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后院”。
与此同时，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也值得加拿大密切关注。一旦马杜罗被推翻，委内瑞拉重油可能在长期内挤压加拿大对美原油出口份额。
其他风险
风险四：欧洲四面楚歌
将制约加拿大将贸易与防务关系多元化的努力。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政府普遍软弱、分裂，为应对极右翼与极左势力而疲于奔命，同时还要面对美国政府的敌意。虽然卡尼优先加强与非美北约盟友的联系，但这三个欧洲主要伙伴在2026年自身难保，全部可能陷入瘫痪，甚至至少一个政府或将在年内垮台。
风险五：俄罗斯的第二战线
将使加拿大暴露于俄罗斯的混合攻击风险之下。加拿大军人正在波罗的海国家与北约部队并肩作战，且长期在乌克兰防卫中发声积极，这使加拿大成为莫斯科“灰色地带行动”的潜在目标。尽管欧洲的重新军备为加拿大与欧洲深化战略与商业关系提供机会，但北约对普京挑衅的回应压力可能将加拿大卷入一场北约—俄罗斯危机。
风险七：中国的通缩陷阱
将加剧加拿大在贸易多元化上的挑战。中国经济陷入自身制造的困局，价格、信心、投资和需求全面下滑。国家主导的投资导致高科技产能过剩，这些产品正在被倾销至全球市场，加拿大因此仍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关税。
若下调关税，固然能让消费者买到便宜电动车，同时也可能促使中方减少对加拿大商品（如油菜籽）的关税；但这将冲击安大略的汽车制造业，并可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引发反弹。而中国经济疲软也意味着对加拿大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振，这使渥太华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风险二：超强对手
将把加拿大经济拉向两个方向。一方面，中国正巩固其在电动车、电池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技术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美国正加倍押注化石燃料的出口与消费。
卡尼政府试图“两头押注”：一方面通过税收抵免等激励措施吸引清洁能源、关键矿产与本土制造投资；另一方面回归化石燃料出口与基础设施建设，以谋求经济增长并安抚艾伯塔与萨斯喀彻温省。其成效仍有待观察。
风险八：AI吞噬用户
体现出加拿大发展本土AI能力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许多领先（主要为美国）的AI公司正在追求超常能力，同时采用提取式、社会代价高的商业模式。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可能将对制定本国科技标准的国家进行打压。
我们已看到这种迹象，包括加拿大的数字服务税、网络流媒体与新闻立法——这些议题已成为双边贸易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然而，AI的许多实际潜力可能来自更小型、精简、为特定任务设计的模型——恰恰是加拿大AI生态系统的优势所在。
若加拿大能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并持续为AI人才提供发展与留存所需的资金，其AI产业的增长潜力将无上限。
对欧洲的影响
2026年欧亚集团列出的十大风险几乎全面击中欧洲的弱点，叠加构成了“G零”时代早已酝酿的完美风暴。
焦头烂额的欧洲领导人将无法解决结构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助长民粹主义势力崛起。俄罗斯和美国都将支持欧洲各地的非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政党。欧盟与英国在提升经济竞争力与加强安全方面的进展，仅是零散片段。
欧洲不仅要面对美国——这个昔日北约盟友的公开政治敌意，同时还要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国的困境以及其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将加剧欧洲工业困局。要实现绿色与数字化转型、维持全球影响力，对欧洲而言将变得更加艰难。土耳其将是例外，尽管民主持续倒退，但在地缘格局重塑中反而受益。
对欧洲影响最显著的风险
风险一：美国的政治革命
对欧盟的影响尤为深远。特朗普的政策将进一步破坏欧盟赖以生存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这将激发民粹情绪，为疑欧派领导人挑战欧盟核心原则提供空间。与欧盟相比，英国与土耳其可能更容易应对来自美国国内动荡的外溢效应。
风险四：欧洲四面楚歌
将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具体显现，威胁政治瘫痪甚至局势失控。三大强国若无法有效领导，欧洲将面临长期经济疲软与外交边缘化的风险。国内层面最严重的问题是战后政治秩序的进一步崩塌，以及极端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一趋势几乎可以肯定会得到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外部挑战则集中在经济竞争力下降与地区冲突加剧。
风险五：俄罗斯的第二战线
将使欧洲面临更大挑战。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东欧与北欧国家，以及英国，都将在俄罗斯的升级中首当其冲。华盛顿不愿激怒莫斯科，将削弱北约的强力反应，为俄罗斯的试探性挑衅提供更大空间，也提高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自苏联解体以来，欧洲防务准备将首次遭遇最严峻考验。与西欧邻国相比，土耳其则因维持与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得以大体避开战争升级的风险。
风险七：中国的通缩陷阱
将打击欧盟并削弱布鲁塞尔推动经济竞争力的努力。北京通过出口化解经济困境，既是为缓解国内挑战，也意在冲击欧洲的工业基础。这两个目标将对欧洲关键产业造成严重压力。绿色产业与欧盟脱碳议程面临艰难抉择：要么接受价格更高的本地产品，要么任由中国廉价商品冲击本地企业。这将加剧欧中贸易紧张，推动更多欧洲保护主义措施出台。
其他风险
风险二：超强对手
将加剧欧洲的竞争力压力。在反绿色政策的反弹声中，欧洲领导人将难以坚持长期的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转向绿色转型的激励机制也将削弱。来自成员国的政治阻力将妨碍欧盟推行更积极的产业与贸易政策，以扶持关键行业。随着中美在电气化时代争夺主导权，欧洲则面临被边缘化、仅充当绿色与数字技术“客户”的风险。
风险八：AI吞噬用户
将使欧洲科技企业更难赶上中美巨头。欧洲“数字主权”目标也变得更加遥远，因为领先的美国企业持续推出更具颠覆性的产品。欧洲政策制定者需在改善监管环境与简化政策之间取得平衡，以促进本地初创与成长型企业发展。AI的落地与应对将依旧充满挑战，选举将成为风险爆发的关键战场。
风险六：具有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将令欧洲经济面临更大压力。特朗普推动的政策将迫使欧盟继续遵守“公平竞争、市场自由化”的规则，而中美两国却已不再遵守。欧盟成员国不愿将更多权力集中到布鲁塞尔，以对抗中美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这将进一步扩大欧洲与主要经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风险三：“唐罗主义”
可能加速美国与欧洲的战略脱钩，恰逢欧洲防御体系仍较薄弱之时。美国不太可能迅速放弃其作为欧洲安全保障者的角色，但随着华盛顿将战略重心转向本地区与中国，将迫使欧洲盟友承担更大防务责任。这可能缩短欧洲建立自主防务架构的时间表，从原先预估的十年以上，压缩至更短时间。
而美国脱离欧洲的愿望将为土耳其提供更大操作空间，使其能承担更多地区责任，追求自身国家利益。
风险十：水资源武器化
在2026年对欧洲的直接压力相对较小。但水位下降、河流水深不足影响交通运输，以及新产业需更多水源冷却等问题，将考验欧盟内部凝聚力。虽现有机制可帮助成员国内部应对水资源挑战，但出于政治约束，欧洲难以在全球层面施加影响，而水相关冲突与移民压力日益加剧。
土耳其将继续利用其作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源头的地理优势，对南部邻国施加压力，谋求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外交与安全目标。
风险九：“僵尸美墨加协议”
以及特朗普的贸易要求将削弱欧洲企业的地位。持续的不确定性将压抑欧洲投资决策。更多大型企业——从汽车到化工、制药行业——将考虑扩大在美业务，以规避关税与政治动荡。这将削弱欧盟与英国扶持战略产业、保护本地工业基础的努力。
对日本的影响
在2026年的主要地缘政治风险中，对日本冲击最大的是经济相关风险。日本在新的一年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通胀、日元疲软以及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利率处于30年来最高水平）。尽管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依然强劲，但若她无法回应选民对经济的担忧，支持率可能迅速下滑。
高市的主要挑战是缓解生活成本飙升这一选民最关切的问题，同时避免将本已疲弱的经济推入衰退。包括中国通缩、对美贸易与投资关系、美墨加协议谈判对日本企业的影响等多个风险，都使她的执政难度进一步加大。
对日本影响最显著的风险
风险七：中国的通缩陷阱
是日本在2026年面临的最大脆弱点，因为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可能步入“日本式失落十年”的前景，对日本经济增长来说是个坏消息。
中国通缩将通过两条路径冲击日本经济：一是中国国内竞争加剧，将对在中国经营或对华出口的日本企业构成严酷环境；二是北京将比去年更大规模地向海外倾销廉价产品（如电动车），与日本产品形成竞争，特别是在东南亚等市场，严重压缩日本企业利润空间。
不过，中国经济疲软也可能带来一个好处：中国对日态度或将趋于缓和。2025年末，高市关于中国武力犯台的言论引发中日关系紧张，中国随即限制赴日旅游、恢复对日本海产品进口禁令，并在冲绳周边展开军事演习。但若中国经济持续疲软，北京可能减少冒进行为，中日关系有望缓和。
风险六：具有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将在美日经济关系中显现。2026年，美方关注的焦点是日本能否加大对美投资，从而避免特朗普加征新关税。为满足特朗普要求，日本已承诺在其总统任期内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高市去年10月首次与特朗普会晤时，两人宣布了一项约4000亿美元的潜在投资计划，涵盖能源、人工智能与关键矿产领域，涉及美日双方企业。尽管这是一个积极开端，但特朗普仍将对日本保持高度关注。
“关税人”仍在出没
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本的担忧。去年4月“解放日”关税带来的混乱不会重演。虽然特朗普仍会以关税威胁为谈判筹码，但“震撼战术”阶段已结束。同时，尽管保护主义政策仍将多于自由化举措，但2026年并不会是“去全球化”的一年，这对依赖全球贸易体系的日本经济来说是利好消息。
其他重要风险
风险一：美国的政治革命
对日本构成间接但不容忽视的影响。作为美国最大的外资直接投资来源国，日本企业广泛布局美国市场与政治系统，对特朗普无视法治与常规的作风感到担忧。日企必须将美国政府的不确定性纳入2026年的关键商业决策之中。
风险九：“僵尸美墨加协议”
与风险二：超强对手一起，对日本最重要产业——汽车行业构成挑战。许多日本车企在墨西哥设厂，面向美国出口。但如今自由且可预期的北美贸易环境已不复存在。美国针对中国利用墨西哥转口商品的担忧，将成为美墨加协议重新谈判的核心议题。若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受到限制，日本车企的商业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
此外，日企对美墨加协议的长期不确定性感到担忧，难以制定稳定计划。不过相对利好的是，加拿大与墨西哥仍享有较低的实际关税水平。
在风险二：超强对手方面，2025年底中国汽车制造商首次超越日本，登上全球新车销量榜首，结束日本20多年的领先地位。日本车企在电动车领域已严重落后，而中国品牌则迅猛崛起。在印尼等市场，中国电动车迅速抢占份额，日本昔日的主导地位正持续流失。日本车企仍专注于混动与燃油车的北美市场，只会进一步被拉开差距。
风险三：“唐罗主义”
对日本而言，也带来地缘战略隐忧。特朗普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半球，日本希望华盛顿继续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以制衡中国，这一转变显然不受东京欢迎。
不过，“势力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日本焦虑。尽管有“战略收缩”的言辞，美国依然具有全球利益：国防开支不断创纪录，即便与中国在贸易上趋缓，美军在印太的部署并未削弱。2025年末，美方向台北提供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售。这些实际行动对日本来说比言辞更有分量。
风险五：俄罗斯的第二战线
尽管俄乌战争地理上远离日本，但也带来重要启示。第一，日本将此视为美国是否能坚决应对侵略行为的试金石，并据此判断未来美国是否会在印太地区采取类似立场。第二，日本在能源安全方面也受影响：约9%的液化天然气来自俄罗斯萨哈林-2项目。
尽管俄罗斯已被国际孤立，但日本仍坚持不退出该项目，这一政策在2026年仍不太可能改变。东京希望俄乌停火可能性上升，缓解外部能源风险。
风险八：AI吞噬用户
尽管2026年可能爆发AI泡沫，日本仍热衷于扩大对美AI领域投资。日本AI和半导体企业在2025年表现亮眼，是股市强劲表现的主要动力之一。在美日投资协议中，AI被列为重点领域。如果2026年AI市场崩盘，这些企业将面临严重冲击。
风险四：欧洲四面楚歌
可能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一定外溢效应。欧洲因移民问题与生活水平下降而爆发的愤怒情绪，在日本国内亦有呼应，并正在滋养右翼民粹主义。目前来看，高市早苗的保守政策已有效吸纳右翼政党“参政党”的议题，使后者的支持率在去年夏季高点后回落。
尽管欧洲式右翼民粹主义暂时未在日本扎根，但东京政界将继续密切观察其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