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Project Syndicate，作者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与德韦什·卡普尔合著《六分之一的人类：独立印度的发展之旅》。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和中国非但没有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反而在彼此助推之下，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特朗普的关税加剧了中国的重商主义，而中国的出口则刺激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实施保护主义。

尽管2025年可能会因为特朗普搅乱全球贸易体系而被铭记，但实际上，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霸权国家如今都已经“变节”。

美国高涨的保护主义与中国死灰复燃的重商主义，成为困扰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灾难。

有人用“G零”来形容当前这个缺乏全球领导者的世界，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G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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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不但没有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反而在彼此助推之下，向全球经济输出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重商主义促生了美国的保护主义。特朗普长期以来执迷于关税政策，他怒气冲冲地坚信，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损害了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

在他的世界观中，中国由于持续巨大的贸易顺差，被视为首要挑衅者，尽管实际上许多国家都成为打击目标。

特朗普在4月推出的“解放日”关税，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动荡调整，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经济体之一。

对全球最大市场的商品出口关税，平均从略高于2%飙升至17%，增长了8倍。不仅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大幅提高，而且前景也极不稳定，因为关税已成为总统随意决策和谋取私利的工具。

针对特朗普征收大范围关税的法律挑战中，美国最高法院已经释放出信号，表示不会质疑总统界定“国家安全威胁”的权力，无视他以此为由，针对巴西进行明显出于政治动机的打击，或者因印度在5月与巴基斯坦边境冲突中驳斥他“调停成功”的说法而进行惩罚。

法院对这种任性而荒谬的总统权力滥用，本应负有根本的制约责任。但即便法院做出不利于特朗普的裁决，他依然有其他手段推进相同的保护主义议程，美国的贸易伙伴仍将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运作。

当然，特朗普关税对其他国家的直接影响，被美国国内经济的其他因素掩盖，尤其是人工智能热潮，这一热潮提振了内需和进口。然而，间接影响却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重商主义。

事实上，重商主义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几百年的经济文化中。《金融时报》最近报道称，中国几乎“什么都不想进口，因为中国相信自己可以把所有东西做得更好、更便宜”，因此贸易变得不可能。

这与1793年如出一辙。当年，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到访中国，试图说服乾隆皇帝开放中国市场，接纳英国商品。

乾隆回应说：

“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需输入外夷制造之物，以易我土产。然尔等欧洲各国及尔等国中，惟赖我茶、丝、瓷为不可缺之需物，故特示恩允尔等洋商在广东设行，以供尔所需，使尔等国家得蒙我朝天恩。”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仍保有类似的心态，而特朗普的关税更强化了中国的重商主义倾向。

由于对美出口受限，加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仍严重依赖出口，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已将重点转向开拓其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眼前的经济压力，激发了中国早已根植内心的倾向。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低附加值商品正在快速增长，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本土产业的竞争力。尽管中国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但它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仍很大，甚至在一些本应由更贫穷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亦然。

更重要的是，现在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出口优势并非源于自然优势，而是靠汇率政策维持。正如外交关系协会的布拉德·塞特瑟等人所指出，人民币被低估了大约20%。。

因此，特朗普的关税助长了中国的重商主义，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正在开启新一轮保护主义。

比如，墨西哥最近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商品征收关税。但在当今供应链高度复杂的全球化时代，仅针对一个国家几乎不可能。

最终，保护主义势必会扩散蔓延。

那么短期这意味着什么？我与德夫·帕特尔、贾斯廷·桑德弗尔的最新研究显示，过去十年，发展中国家向西方生活水平靠拢的进程已经停滞。

发展中国家增长放缓，正与全球化的逆转同步进行。低附加值制造品的出口——例如纺织品、服装、家具等，是推动发展的引擎。如果这个引擎熄火，最贫穷地区的最贫困人口将首当其冲，而这应归咎于世界上的两个霸权国家。

美国和中国的共同点远比他们愿意承认的多。如今，他们正联手劫持全球经济，限制其他国家的贸易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