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菲利普斯-费恩女士重点撰写有关纽约政治和历史的文章，著有《恐惧之城：纽约的财政危机和紧缩政治的兴起》。

随着佐赫兰·曼达尼走马上任，人们理所当然地高度强调，他的市长任期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纽约市的历史第一：他是这座城市第一位穆斯林市长，第一位出生于非洲的市长，第一位南亚裔市长，也是第一位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身政治核心的市长。

在竞选过程中，他的对手一再把他描绘成激进分子、外国人，是这座城市及其政治的局外人。

但这些说法全都不成立。

曼达尼其实是纽约政坛一种完全熟悉的类型。他竞选的核心议题——压低住房和交通成本，让所有纽约人都能享受这座城市的荣耀，与这座城市工人阶级政治长期关切的问题一脉相承，可以追溯到1886年亨利·乔治的市长竞选、1917年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希尔奎特，以及1933年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三人中只有拉瓜迪亚获胜）。

曼达尼的竞选，属于纽约市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始终以从财富、权力和贪婪手中收回城市的民主共同体为主线。

20世纪初，改革政治往往与反对坦慕尼协会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坦慕尼协会是一个长期控制曼哈顿民主党派系。这场运动把左翼组织者——常常与社会党和新兴劳工运动有关，与追求良政的专业人士，甚至一些厌恶政治机器腐败和浪费的商界人士联合在一起。

拉瓜迪亚的胜利展现了这种联盟的力量。拉瓜迪亚是意大利裔犹太裔美国人，同时也是圣公会教徒，他是第一位来自20世纪初改变纽约面貌的移民群体的市长。

曼达尼同样代表着过去50年里重塑纽约的南亚、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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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看，拉瓜迪亚登上市政厅，是一次针对坦慕尼协会以及对巨富们阿谀奉承的市政府的全民公决。在多年华尔街投机之后发生的股市崩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使纽约变成一座严重撕裂、濒临财政崩溃的城市，中央公园里遍布无家可归者搭建的帐篷和棚屋。

他的胜利反映出一种普遍看法：热衷夜生活的市长吉米·J·沃克的政府，偏袒一个狭小的精英阶层，追逐自我牟利，而不是公共利益。

沃克后来在一场大规模的腐败调查后辞职。

正如拉瓜迪亚一位亲密顾问在他就职前不久所说：“当我看到这座城市里成千上万饥饿的人时，我不禁要问，纽约人，尤其是富裕阶层，为何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拉瓜迪亚通过建设住房、管控租金、维持低廉的地铁票价、支持工会，并投资艺术和公共基础设施，努力弥合分裂的纽约。直到今天，纽约人仍在享受其中一些成果，从纽约城市中心，到东河大道，从皇后区—中城隧道，到布鲁克林学院米德伍德校区。

他的作为并非无可指摘：黑人纽约人仍被困在种族隔离的社区中，他的警务做法也为强硬治安政策提供了先例。但他的市长任期标志着这座城市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的时代与20世纪30年代有着深刻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拉瓜迪亚得到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与友谊，也得以动用新政释放出的联邦资金。

但两者之间依然存在重要相似之处。正如拉瓜迪亚的胜利标志着一个以贪婪、贿赂，以及市政府，在面对惊人不平等和经济困境时消极不作为的政治时代的终结，曼达尼的崛起，同样指向纽约对华尔街在当代纽约中角色的深刻层矛盾。

尽管自18世纪末以来，金融业就对纽约举足轻重，但真正成为城市经济引擎，只是过去50年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纽约在白人外迁、投资撤离、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中艰难求生，城市政治精英转而依赖金融业。1980年，纽约的制造业岗位仍多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总和。如今，城市的工业基础几乎消失殆尽，金融业及相关商业服务，如公司律师事务所，则急剧膨胀。

华尔街创造的巨额财富，深刻改变了这座城市。从市政府的角度看，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重要收入来源。近年来，许多政策围绕着把纽约打造成富裕人群宜居、宜业、宜投资的城市，以便鼓励他们把部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目的。

富裕阶层在城市政治和财政生活中的地位，会让人以为他们能够向市政府提出要求，并获得特殊对待。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庞大财富为房东制造了强烈动机，提高租金、驱逐租户，以更富裕的人取而代之。

那些帮助把财富用于公共目的的工具，分配方式却远非平等：富裕社区的公园和学校，能够通过公园保护协会和家长教师协会筹集数十万美元，但这对纽约其他地区的人又有什么帮助？

正是通过批评这种极端经济分化改变了纽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曼达尼才获得了权力。他建立起一个由租户、移民、工会成员，以及社会地位下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组成的联盟，这些人都渴望在这座城市立足。

他还赢得了城市中相当一部分专业中产阶层的支持，包括医生、律师、教授、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这些群体同样被排除在极端财富的领域之外。

对于这些纽约人来说，安德鲁·科莫关于选举曼达尼可能让纽约重回20世纪70年代高犯罪率和财政危机的警告，显得难以令人信服。如今，人们离开纽约，并不是因为害怕被抢劫，而是担心房东即将提高租金。

当华尔街2025年的利润有望超过600亿美元时，很难再唤起70年代那种绝望情绪，当时市政府出于恐慌向开发商，包括特朗普，发放税收优惠。

1934年拉瓜迪亚就职时，全国各地都在关注。他的当选似乎预示着不仅是纽约，而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新时代。

在就职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家》杂志的一名作者写道，尽管市长的权力有所限制，拉瓜迪亚仍可能把纽约治理成一个“巨大的公民重建实验室”。

1934年1月1日，他作为市长对纽约人的首次讲话也呼应了这一主题：“我们的城市，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属于所有人。”

围绕曼达尼能否兑现他对城市的愿景，冻结租金和提供可负担住房、实现全民托育、开行免费而快捷的公交，以及整体上更好、更便宜的大众交通，已经有了大量讨论。这些主张回应了那些依赖城市集体资源、而非仅凭个人财富生活的人们的物质需求，如果得以实现将带来深刻改变。

但比这些具体措施以及实现路径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精神：如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进行实验，把城市视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探索共同生活意味着什么。

曼达尼的当选，同样是城市生活中所蕴含民主愿景的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就像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纽约，是一项需要所有人共同创造、共同享受、共同治理的事业。